调查 | 我国古桥为何急剧减少？如何留住这些“人间彩虹”？（文尾互动）
广济桥，又称湘子桥，位于广东省潮安县潮州镇东的韩江上，南宋(1170年)开始修建，历时57年建成。全桥长515米，共24墩，中段用18艘梭船联成浮桥，能开能合，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座开关活动式大石桥(2014年10月27日摄)。新华社记者 王颂 摄
“历史‘活化石’的丧失令人痛心” ——古桥“十不存一”，祖宗留下的遗产，一场暴雨、一次狂风之后，数百年乃至上千年古桥顷刻荡然无存9月15日，台风“莫兰蒂”带来狂风暴雨，温州泰顺3座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古廊桥——薛宅桥、文兴桥与文重桥被洪水冲走，福建闽侯县境内4座文保单位古廊桥被洪水冲毁，有着800多年历史的泉州永春东关桥也被大水冲毁。
9月15日，温州泰顺薛宅桥遭洪水冲垮。（新华社发）
廊桥又称风雨桥，是在桥面上建有廊屋能遮风挡雨的桥梁。近年来，台风引发洪水冲毁古桥的例子并不少见。2005年9月，台风“泰利”袭击浙江，景宁和泰顺普降暴雨引发山洪，一夜之间损毁了5座百年廊桥；2006年8月，受台风“桑美”影响，浙江庆元县9座古廊桥被洪水冲毁……
湘东山区始建于南宋古桥状况不佳（2016年1月7日摄） 新华社记者苏晓洲摄
除了洪水，更有多种自然灾害造成古桥的消亡。
湖南炎陵县城城西的安济桥，建于南宋绍定三年(1230年)，明清时期不时修缮，成为当地最古老的石拱桥。记者慕名前来探访时看到，安济桥如今蜷缩在民宅、杂树、菜园和垃圾之间。当年以花岗岩、石灰、桐油砌筑而成的石拱桥，出现能插进粗木桩的大裂缝，成了一座摇摇欲坠的人行便桥。在安济桥头住了几十年的一位老者说，他和邻居们感到痛心。
江西德安乡村一座废弃的古桥（2016年2月11日摄） 新华社记者 刘诗平 摄
在中国地面上，真正原建的千年以上建筑文物已经很少，最多的就数古桥。据已故古桥专家罗英估计，中国“有名有姓”的古桥有四百余万座。然而，茅以升科技教育基金会中国古桥研究与保护委员会所作《中国古桥研究》课题报告指出，近年来，我国古桥消亡速度加快，现存真正意义上的古桥不到一万座。
“人为的‘非正常死亡’令人惋惜”——建设性破坏与保护性破坏，正在成为中国古桥“非正常死亡”的“罪魁祸首”
除了自然消亡，决定古桥生死的还有人为因素。战乱时期，很多古桥难逃生死大劫。和平年代，古桥同样面临着大量的损毁和“非正常死亡”。
南京光华门外，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七桥瓮横跨于秦淮河上，然而这座有着近600年历史的古桥，再也无法适应新的运输通行。
2008年，一场“大手术”展开。“整修时，将七桥瓮的桥面石、桥栏全换成新的了，桥身用钢筋混凝土构筑，古桥的文物价值大大减损。”茅以升科技教育基金会中国古桥研究与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古桥保护专家罗关洲说，桥栏、桥面局部破损，可以局部修理，不能全部用新部件更换古部件。
破坏性保护造成的古桥价值减损，全国不在少数。一些被列入各级文保单位的古桥，在修缮过程中使用现代材料和工艺改建、重建，致使古桥的文物价值减损乃至实质消亡。
多次改造后的北京什刹海的银锭桥（2016年2月14日摄） 新华社记者刘诗平 摄
如果说修复古桥容易造成“破坏性保护”，那么，“建设性破坏”则是古桥面对的主要威胁。
茅以升科技教育基金会秘书长茅玉麟至今仍然对呼吁保护江西黄洲桥未果而痛心。
2014年8月底，基金会得知江西崇仁县一座由文天祥题写桥名的黄洲桥将被拆除，立即组织了4位专家赶赴现场。黄洲桥是座始建于南宋、多次重建重修的9孔石拱桥，桥基、桥墩和桥拱大部分构件为清代道光年间原物。
茅玉麟说，我们为崇仁县政府详细分析了黄洲桥现存的问题和原因，同时提出了保护建议；江西省文化厅也要求“未经审批同意之前，该桥必须实行原址保护，不得擅自拆除”；当地很多民众反对拆除这座县城唯一的古桥。然而，这一系列努力并没能改变古桥的命运，当年11月12日黄洲桥在挖掘机的隆隆声中被拆除。
被拆除后的黄洲桥
对古桥造成的建设性破坏，还有不少来自新农村建设、城镇化建设，以及各地开展的旧城改造和经济开发区建设。
随着道路变迁、河流改道，一些古桥失去原有的交通功能，或自然废弃或被拆除。一些古桥失去实用价值后被当作地基、铺路，乃至被一些地方的古桥买卖公司收购。一些位于交通道路上的古桥，由于交通工具的变化，使古桥难以承受汽车的压力和震荡，破损严重，甚至成为危桥。
中国古桥快速地消亡。一同消失的不仅有古桥本身，还有它的营造技艺；被割裂的不仅有历史文化，还有它与当地民众的情感纽带。
“护住传统文化的根基” ——对文化遗产的敬重，让他们舍弃身家千方百计保住古桥，政府、民间齐上阵，让古桥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江西德安县博阳河上的樟榆桥，是一座长46米的四墩五孔石拱桥，自清朝乾隆年间石门村人何步蟾投资兴建以来，一直由当地村民维护修缮，方便着往来行人，同时守护着一份历史。从2015年8月开始，这座德安现存最早的古桥成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樟榆桥（2016年2月11日摄） 新华社记者刘诗平摄
像樟榆桥一样，全国已有一大批古桥的保护工作，从民间个人行为上升到了国家授予文物保护单位，进行专门保护。
从1961年国务院公布首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赵州桥、安平桥、卢沟桥、泸定桥、永通桥成为“国宝”开始，到2013年公布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共有包括14座近现代桥梁在内的94座桥梁入列。同时，一大批古桥成为省级、县级文物保护单位。
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卢沟桥（2016年2月17日摄） 新华社记者刘诗平 摄
保护古桥的意识和行动，民间同样在不断觉醒和展开。
2004年7月20日，洪水冲毁黎平县“国宝”地坪风雨桥后，当地500多名侗族百姓自发与洪水抗争，从洪水中捞回了七成多桥梁构件，从而为风雨桥的修复奠定了坚实基础，最终国家文物局批准修复地坪风雨桥。
在张家界市王家坪镇马头溪上，一座造型别致的风雨桥与邻近两座石桥呈品字形排列，与青山绿水、土家吊脚楼交相映衬，桥头功德碑上刻满了名字。镇文化站站长李炎雄告诉记者，碑上刻的是为修桥捐款的当地民众姓名。没有国家和省里财政拨款，当地群众自发集资80万元并投入劳力修桥。
湖南一座古桥桥头的“功德碑” 新华社记者苏晓洲 摄
“古桥保护刻不容缓”
——保护“历史活化石”，让古桥成为从此岸抵达彼岸的“人间彩虹”
相关专家指出，古桥保护面临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家底不清。全国范围内缺乏系统的古桥普查。
——保护乏力。文物部门没有挂牌的古桥尤其如此，文物部门只管文保单位古桥，其它与古桥相关的交通、城建、水利、农业、规划等部门，并没有明确保护古桥的具体责任；一些被纳入地方文物保护范围的古桥，在与当地经济建设发生冲突时，文物部门的保护有时往往成为“橡皮图章”和“一纸空文”。
——投入不足。绝大部分未成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古桥，处于交通部门不管、文物部门不管、民间无力管的尴尬境地，呈现出加速破败的趋势。
北京什刹海万宁桥（2016年2月14日摄） 新华社记者刘诗平摄
“古桥是人类文明千百年来积淀的‘活化石’，是中华乡土文化印象中最重要的构成要素之一。‘小桥流水人家’，有桥就有乡，有桥就有家。‘像保护祖坟一样’保护古老桥梁，不能够再耽误。”湖南省交通运输厅编志办主任蒋响元说。
那么，怎样才能更好地留住古桥的生命?留住“人间彩虹”的美丽?
业内专家指出，保护古桥必须从源头做起，创新方法：
——古桥普查，摸清家底。我国古桥分布广泛，数量和种类多，应进行古桥普查，全面评估，建立古桥档案。
——建章立规，科学保护。已列入文物保护单位的古桥受《文物保护法》保护，大量没有列入文保单位的古桥，在管理主体、管理方法、管理责任、管理经费等方面没有明确的法规条文，应制订和颁布“古桥保护和利用条例”，科学系统保护古桥。
——部门协调、统筹规划。加强文物、城建、交通等部门之间合作。农业、水利、城建等部门在规划设计上，应充分考虑对古桥的保护。
——开辟渠道，增加投入。增加文物保护单位的古桥数量和资金投入。同时，鼓励民间资金和国内外慈善资金投入古桥保护。
——重视环境，开发旅游。将古桥作为旅游资源，在开发古桥旅游事业中保护古桥。同时，重视古桥周围环境保护，保护与古桥组合的优美自然景观和建筑景观。
针对古桥的“保护性破坏”，专家指出，可考虑制订“古桥保护修缮规范”。古桥修缮不应采用“拆除重建、异地重建”等简单处置方式，应优先按照“修复如旧”的原则进行古桥维修。
茅以升塑像及人生箴言（2016年4月17日摄） 新华社记者刘诗平摄
“从保护文物的角度来说，古桥不仅不能拆除，而且不宜搬迁，因为古桥与当地文化联在一起，搬迁它处，文物价值就不完整了。”88岁的古桥研究专家孔庆普说。
在茅玉麟、罗关洲等人看来，将中国古桥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可以推动保护工作深入开展。“申报世遗是手段，保护古桥才是目的。”茅玉麟说，茅以升科技教育基金会将持续努力，探索和配合中国古桥的申遗工作。
新华社记者刘诗平、苏晓洲、齐健、姜潇、史卫燕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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