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大教授靠“化缘”做出第一版CSSCI，他怎么看“破除SCI至上”？｜成风化人
近年来，学术界涌进股股清风，从破“四唯”到破“五唯”，再到破除“SCI至上”，针对评价机制等方面的突出问题，改革力度不断加大。
近日，教育部印发《关于破除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意见》，明确要求“十不得”，包括不得将SSCI、CSSCI等论文收录数、引用率和影响因子等指标与资源分配、物质奖励、绩效工资等简单挂钩，防止高额奖励论文等。
SCI即“科学引文索引”，有近60年的历史，其姊妹版SSCI就是“社会科学引文索引”，都是美国科学信息研究所研制的文献索引系统，被全世界广泛使用。1989年，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推出“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这是我国第一个引文数据库，相当于“中国版SCI”。
1997年底，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现信息管理学院)提出，要研制中国自己的SSCI。1998年，南大组建了苏新宁教授主持的项目团队，2000年5月，第一版《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在北京发布。
从提出破除“SCI至上”、破“五唯”，再到“十不得”，都意在打破学术界的“出身论”，以本领论英雄。作为CSSCI的最初设计者，苏新宁如何看待学术评价领域种种改革，CSSCI背后又有哪些故事？
首发：12月18日《新华每日电讯》成风化人
作者：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陈席元
2016年，苏新宁教授访问美国华盛顿大学。受访者供图
靠“化缘”做出第一版CSSCI
“我做CSSCI有三个初衷，一是促进学术研究，二是加强学术管理，三是开展学术评价。”说到这里，苏新宁叹了口气，“哪知道，学术界后来就认一个学术评价。”
据他回忆，中国大陆引进SCI可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末，“当时南京大学率先提出接受SCI评价体系，此后，全国高校中，南京大学在SCI连续7年论文发表第一、连续8年论文引用第一。”
“那时候中国科研力量弱，期刊水平低，SCI甚至还没有收录中国的期刊，我们需要借鉴国外的学术平台，来提升自己的影响力，但现在不一样了。”苏新宁认为，“必须建立我们自己的平台，打造我们自己的顶级学术期刊。”
“如果说过去几十年学术界是‘走出去’，现在是‘引进来’的时候了。”他说，“我们应当努力把好论文发在中国期刊上，把自己的期刊水平弄上去，把优秀成果留在国内，让中国期刊而不是中国论文去影响国外，不能以‘走向世界’‘国际化’为借口，把好东西送出去，让大量的优秀成果外流。”
回首初创CSSCI的1997年，时任南大信息管理系主任邹志仁即将退休，他和时任南大图书馆常务副馆长的杨克义一起找到苏新宁，提出“做一件能填补国内空白的事”。
“我的想法是，当时国家在自然科学领域已经有了中科院研制的引文数据库，但社会科学还没有引文索引，文科的论文成果还有待规范，很多文章缺失参考文献、摘要，有些甚至没有作者单位，用的还是笔名。”苏新宁说，“他俩年纪已经大了，最后商量，决定这件事交给我来做。”
1998年，CSSCI正式在南大立项。苏新宁把前期工作分为三步，第一步是观察和分析SCI，第二步去北京调研当时其他几家学术数据库，了解同行的进展和差异，第三步才开始尝试。
“我的初衷是，CSSCI的设计起点要比其他数据库高，要兼具科学研究、科技管理和学术评价三种功能。”但由于早期开发经费不足，学校给的钱只够买设备，“那是1998年，有买设备的钱就不错了，我们买了十来台，但后续还是没有钱，没办法，只能去借。”
没钱给学生，苏新宁就从自己的科研经费里给研究生发每月200元的助研费，为了项目能继续下去，还陆续向图书馆借了近百万元。香港科技大学也和南大签订共同研制开发协议，支持了50万元港币，并先期支付25万元。就这样，靠“化缘”，CSSCI顽强地撑过了“襁褓期”。
转折点发生在1999年，教育部领导来南京大学调研，对CSSCI很感兴趣。“学校社会科学处处长要我去汇报，但找不到人，就把电话打到了家里，等我下午回家的时候才知道，那时人家已经到另一所高校了，我就急忙赶过去。”
因为准备仓促，教育部领导提出10天后再演示CSSCI，苏新宁带着3名研究生三天三夜没睡觉，做好了演示系统，圆满完成汇报任务，为他们争取到教育部重大项目奠定了基础。
2000年，南京大学成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同年5月，第一版《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宣告CSSCI正式诞生。
意外进入无声世界，却成就学术上的“命运交响曲”
20年来，CSSCI收录了包括法学、管理学、经济学、历史学、政治学等在内的25个大类、500多种学术期刊。基于CSSCI平台，苏新宁也推出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图书三份影响力报告，共计500多万字。
2012年，苏新宁被教育部评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这是国内情报学界首次有人入选。2014年以来，他已获得三个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今年又获得了第二届全国创新争先奖。他说，自己现在已经没有当初三天三夜不睡觉的精力，更多把精力放在带领团队、培养新人上。
可谓功成名就的苏新宁还有鲜为人知的曲折。一次手术意外，让正值学术壮年的他失去了听觉。
时隔多年，苏新宁仍清晰地记得手术那天是2004年4月28日。
“第二天早上我起床刷牙，打开水龙头，瞬间发现自己听不到水声了。”苏新宁赶紧让家人联系主刀医生，但对方已经休假外出，等假期后复诊为时已晚。
“当时是夏天，我就站在大太阳底下，看天空都是黑的。”苏新宁说，“听不见别人说话，也不知道自己说得对不对，对一名教师来说，这是致命的打击。”
除了绝对的寂静，还有无尽的耳鸣。“那感觉就像站在飞机发动机下面，原来耳聋不仅是听不见，还会有巨响。”那段时间，苏新宁曾冒出过“死了算，真不想活了”的想法，家人、同事、学生们心急如焚，大家轮流值班，保证24小时有人陪伴。
为了防止自己做出不理智的举动，苏新宁第一次注册了QQ号，买了2只视频摄像头，其中一只送给朋友，到朋友家安装好，“我对朋友说，太太出门上班，你就开视频，咱俩打过招呼以后就各干各的。”
“没有耳朵，我还有眼睛和手。”在大家的鼓励下，3个月后，苏新宁重新站在了讲台前。为了防止讲错话说错字，他让前排学生随时用手势提醒自己，一堂课下来常常汗流浃背，几次差点虚脱。
和学生无声交流的两年里，苏新宁承受着巨大的生理和精神压力，坚持指导了7名博士生和7名硕士生。
事故发生后，苏新宁有几个月没敢回家见父母。“当时父母已经八十多岁，不能让他们知道我耳朵坏了，虽然我会读唇语，知道他们在说什么，但时间长了还是会露馅，比如他们在背后叫我，我却没反应，只能说自己太忙太累了，想去睡会儿，睡醒了就赶紧走。”
2005年，苏新宁装上了人工耳蜗，在家人和学生们的帮助下逐渐恢复了听力。
“回首那段日子，耳朵坏了是我的财富。”苏新宁说，“首先我经历了人生中最沉重的打击，而且挺过来了，现在看都不算什么；第二，自己在最困难的时候感受到了组织的温暖，学校、学院都在关心我；第三，耳聋给了我奇妙的体验，你知道吗，耳鸣有时会突变成一段好听的‘交响’曲，我有点明白为什么贝多芬耳聋后依然能坚持创作。”
见记者不相信，苏新宁说，他曾经把自己“听到”的曲调哼出来给朋友听，大家也觉得“苏新宁怎么突然有音乐细胞了”，但其实，苏新宁是欣赏不了音乐的，因为声音是连续的模拟信号，而人工耳蜗是把模拟信号转化为离散的数字信号，所以并不能转化为乐曲。
“无声世界让我能够静下心来做学问，早上起来以后我会特意不戴人工耳蜗，虽然什么都听不见，但是工作效率提高了，没人打扰，别人打电话来我也不知道。”苏新宁说。
从2002年到2011年，整整十年，苏新宁最终完成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影响力报告》三部曲，其中大量工作是在他失聪后完成的。时任《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主编的龙协涛，把这些成果比作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
推动情报学从信息管理领域回归
今年11月，已经65岁的苏新宁第三次拿下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这次，他关注的是“面向国家战略的情报学教育和发展研究”。他说，“是时候让情报从信息管理领域回归了。”
信息、知识、情报，三者的区别在哪里？天上有一块乌云，这是信息；如果你没有知识，只会觉得天空发暗，有了知识，就知道乌云意味着要下雨，但这个知识对决策的支持作用很小。情报则是根据云层的情况判断什么时候会下雨，它和信息的区别就在于能否辅助决策。这个“乌云说”，是苏新宁已经在课堂上讲了20多年的经典案例。
完成了学术三部曲后，苏新宁把更多精力放在思考学科的未来上。在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南京大学信息管理学院的情报学被评为A+，作为学院的首席专家，苏新宁感到，要推动情报学向更高层次、更宽领域发展。
其实，在我国高校，情报学关注的并不是军事情报，而是科技情报。
“科技情报曾对我国发展起到过非常重要的作用。”苏新宁介绍，1956年，中科院成立情报研究室，后来成为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恢复高考后，情报学作为一个学科开始招生，“那时候谈的都是科技情报。”
但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全球掀起信息化浪潮，国内情报学界认为，要将情报拓展到信息的范畴，从以往研究各类科技文献，向信息情报发展，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992年9月，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更名为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
“在高校，图书馆学、情报学与档案管理这些专业，已大多改为信息管理或者信息资源管理。1998年专业目录调整之后，情报学作为本科专业就没有了。”苏新宁说，如今，情报学界更多在做信息管理，很多本学科的青年学者，研究的区块链、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等，其实这些属于其他科学，“感觉就像自家地里却种的是别人的种子。”
为什么现在要重提情报学？“因为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信息的获取变得容易，对决策的辅助作用也变小了。我们不仅要有信息，还必须有足够的知识和判断才能形成情报。”苏新宁说，“以前讲科技情报，以后情报要真正为国家安全与发展战略服务，科技情报要和军事、安全、经济、生态、医学健康等情报融合，发展‘大情报’科学，增强情报学对国家发展的促进作用。”
“我们最希望听到人家说‘这不可能’。200年前，有谁想到还能把几吨重的铁疙瘩送上天，谁又知道后来有了飞机、火箭？”苏新宁说，“不可能就意味着有可能。为国家做‘瞭望者’，这是我们作为情报学人的使命。”
2011年，苏新宁教授访问美国国会图书馆，为该馆收藏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影响力报告》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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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用什么器皿，还得看里面盛的是水还是酒”
CSSCI设计者怎么看“破除SCI至上”
作者：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陈席元
作为CSSCI的最初设计者，苏新宁怎么看CSSCI被学术界当作评价指标，怎么看浮躁、功利化的不良风气，怎么看破除“SCI至上”等新规对CSSCI的影响？有破亦当有立，学术评价究竟该往何处去？
破“唯论文”不是不要论文
“破‘五唯’，破的是‘唯’；破除‘SCI至上’，破的不是SCI，而是‘至上’。”访谈一开始，苏新宁就开宗明义地指出，“SCI和CSSCI都是评价体系，不能全部否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这样会造成学术界的混乱，不能让评价无所适从。”
他认为，不必反对所有指标体系，要反对的是把这些指标错用、滥用。“不怕指标多，就怕指标被用错。”
“有些影响因子是用来评价期刊的，怎么能用到论文上？还有些评价学者的指标本身设计就不够全面，既要论文被引频次高，还要求学者高产，屠呦呦等学术大家发表的论文并不多，但能因此否认他们的学术地位吗？”
苏新宁说：“发表在普通期刊上的论文，水平就肯定不如发表在高水平期刊上的论文？这显然不对。不同学科领域的期刊种类有多有少，有的冷门领域只有三种期刊，总不能说自己的论文在‘本领域前三的期刊’上发表吧？”
“所以不能单看一个指标，要横向比较，看论文有没有本质创新。”在苏新宁看来，SCI和CSSCI就像茶杯和茶缸。“近年来国家又提出‘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三类高质量论文’等提法，一定要注意不能‘以刊评文’，不管用什么器皿，还得看里面盛的是水还是酒。”
一些学者获得院士或“长江学者”等“学术帽子”以后就开始坐享其成，鲜有新成果问世，而部分企业、地方还热衷设立院士工作站，虽然院士本人每年不一定能来指导几次，但动辄要数万至数十万元。
苏新宁对记者讲了自己所经历的“唯帽子”案例。
“我平均每年独立署名1到2篇，与他人合作1到2篇，但每年带我名字的新文章却有近10篇，有3篇以上在发表前我完全不知情，2020年新发表的一篇论文，其主要作者甚至至今仍未联系我。”他说。
更严重的是，帽子、奖项、论文之间，形成了“赢者通吃”的利益联结关系。
一个团队需要有资深“大咖”，争取重点项目就更有希望，而有了项目背书，产出的论文才会被一些重点期刊接受。而初出茅庐的青年科研工作者资历尚浅，很难拿到重点项目，要么“抱大腿”，要么付出高额的版面费。
营造有自净能力的学术生态
本应苦心孤诣、不食人间烟火的学术界，近年却频频曝光功利异化、学术不端等怪现象。苏新宁认为，主要问题还是出在“五唯”等学术评价的“指挥棒”上。
2017年，苏新宁在《学术评价与学术考核奖励机制的辩证观》一文中就写道，评价的目标是促进，不能让这种正向促进变成负面导向，把甘坐冷板凳的人变成学术上浮躁的人。
“科研管理不能简单化，不能机械套用很多不能评价成果的指标来评价成果，必须看论文内容有没有创新，学者有没有新贡献。”他坦言，近三十年来，学术界的评论家少了。“从论文数据库就可以发现，评述性文章少了，带有批评性的书评也很少，多的是总结性的综述文章。好像有一种‘不敢轻易批评和评价’的氛围，结果就是大家倾向于采用一些量化体系，比如SCI和CSSCI。”
苏新宁说，回首20世纪60至80年代，人文社科领域的定性评价一直是主流。“当时有一批正直的学术大家能够诤言，也没有那么多指标，当然了，学术成果也没有今天这么多，学科交叉也不像今天这么多，现在有数字人文，把人文和技术、管理结合起来，评价的难度提升了，很多专家的知识都不能完全覆盖。”
“学术评价与奖励机制的关系要控制好，不能像企业那样搞物质奖励，发一篇文章就奖励几万元，对科研工作者更多应当是精神奖励，要树立崇尚学术和社会影响的价值取向。”苏新宁说，“这种和经济挂钩‘切蛋糕’的做法弱化了学术荣誉感，要从青年教师一代慢慢扭转，虽然他们确实生活工作很辛苦，但要从政策上另辟蹊径改善待遇。”
苏新宁说，总之要明确，学术评价绝不能仅用定量的方式，必须走出“排行榜”那一套，必须看学术成果对科学技术、对社会的促进价值，即便定性评价的难度大，也要努力去做，端正学风，坚决排除定性评价中个人友情、单位利益、门派冲突的种种阻力。
但人是社会化的动物，评审专家也难免受到各方面影响，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苏新宁提出了他构想的学术信誉保障机制。
“在各类高层次人才头衔评比和项目申报中，评审专家的意见应当在一定期限后匿名公布，供学术界和其他社会人士参阅；被评审人不仅可以看到专家对自己的评审意见，也可以看到对其他被评审人的意见。”他补充道，“被评审人有权先匿名质疑，再公开对质。”
“这对评审专家是一种约束，可以及时将公认有评审道德问题的人剔除出去，实现学术共同体的自净。”苏新宁对记者说，“尤其是‘双一流’建设和近日启动的第五轮学科评估，更需要有这样的机制建立学术公信力，必须久久为功。”
把中国论文写在中国期刊上
“SCI至上”的背后，还是中国自主优秀期刊的缺失。
苏新宁回忆，中国大陆引进SCI可以追溯至20世纪80年代末，当时南京大学率先提出接受SCI评价体系，此后，南京大学在SCI发文连续7年、引用连续8年位列中国高校第一。
“那时候中国科研力量弱，期刊水平低，SCI甚至还没有收录中国的期刊，我们当时要借鉴国外的学术平台，提升自己的影响力，但现在不一样了。”苏新宁说，“必须建立我们自己的平台，打造我们自己的顶级学术期刊。”
“如果说过去几十年学术界是‘走出去’，现在是‘引进来’的时候了。”他认为，“我们应当努力把好论文发在中国自己的期刊上，把我们自己的期刊水平弄上去，把优秀成果留在国内，让中国期刊而不是中国论文去影响国外，而不是以‘走向世界’‘国际化’为借口，把自己的东西送出去，让大量的优秀成果外流。”
近年，中国科协、财政部、教育部、科技部等部门已经提出“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苏新宁提出，中国期刊要有立足于世界科学之林的志气，“不能只满足于在国内做到核心期刊的水平，要办成《自然》《科学》那样有世界影响的期刊群，让外国优秀成果争相发表在中国期刊上。”
他提出，要破解学术期刊企业化的深层问题。“企业要生存，考虑的就是怎么赚钱，而不是怎么把学问做好。科研工作者本是为国家作贡献，结果不仅到数据库看文章要付费，自己写论文投给期刊还要付费，为什么‘中国知网’不能免费给中国人用，这样的模式对学术是一种伤害。”
苏新宁认为，部分学术资源数据库与学术期刊签署“独家协议”，导致同一领域的不同期刊被分割，提高了图书馆等信息服务机构的经济成本，也不利于读者全面掌握学术动态。
他建议，要理顺学术成果发表的利益分配机制，科研项目资金中的版面费、资料费等项目不给个人，而是用于资助学术资源库和学术期刊，作为回报，这些学术资源库要免费向学者开放，学术期刊也不要向作者收版面费。
“如此，期刊社和数据库不需要费心考虑生存问题，可以将更多精力用于提升学术品质。”苏新宁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