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述 | 翻了那么多篇文献，终于找到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干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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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贫困帮扶及其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却发现一些贫困群体正从暂时贫困走向长期贫困和跨代贫穷。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指出，相比出生于非贫困家庭的儿童，贫困家庭出生的儿童成年后陷入贫困的比率要高得多。这种导致贫困的不利条件或因素在家庭或家族几代人中逐渐固化的现象被称为贫困代际传递，即子女在成年后重复父母贫困境遇的恶性循环链。相关研究对中国的跨代贫困率进行了评估，发现我国的跨代贫困率达到26.67%以上，这一比率甚至高于美国和我国的台湾地区。因此，贫困的代际传递现象是一个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贫困及其代际传递大致受到三个层面的影响：宏观上受制于社会结构和国家制度；中观层面受限于单位、家庭和社会组织供给的社会资源；微观层面取决于个人的素质。Haushofer和Fehr主张从心理方面关注贫困的原因和后果，认为这是揭示贫困代际传递根源的关键。本文以个体心理层面为侧重点，对国内外关于贫困代际传递的心理学研究进行梳理和述评，力求较全面地把握贫困代际传递的心理机制和运行规律，为在扶贫实践中打破贫困再生产发挥应有价值。
贫困代际传递的心理机制
学者们对贫困及其代际传递的心理机制有过不少的研究，主要聚焦于心理健康、认知与行为决策、个体内生动力等方面，分析了阻碍个体及家庭脱贫或向上流动可能性的影响要素及作用机理。目前的研究主要将贫困及其代际传递的心理机制归纳为以下几种模型。
01
心理健康模型
贫困—压力和负性情绪—心理健康—贫困代际传递
贫困与心理疾病孰因孰果，体现了两种不同的理论取向。从社会因果论来看，贫困是“因”，心理疾病是“果”，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会导致个体出现严重心理问题，最终又会落入贫困陷阱。社会选择论则认为，心理疾病是“因”，贫困是“果”，那些患有严重心理问题或患有精神疾病的个体更容易陷入贫困之中。
一方面，从社会因果论的角度来看，大量研究表明，贫困与心理疾病存在直接关系。国外早期对城市地区的精神病学调查指出，与高收入人群相比，低收入人群患精神疾病的比例更高。国内学者通过对横断面的数据分析，发现家庭贫困与儿童的抑郁和焦虑症状有直接联系；纵向研究结果则进一步揭示了贫困和抑郁间的直接联系，贫穷的成长环境导致个体在成年期的负性情绪体验增加。
另一方面，从社会选择论的视角来看，心理疾病导致贫困的观点也获得大量研究的证实。研究指出，在治疗心理问题或精神疾病的开支上，我国有22.9%的患者因家庭难以支付高额的治疗费用。个体在儿童或青少年时期身患心理疾病，将会影响其受教育水平，进而影响其职业选择、工作收入等社会经济成就。由于患者需要家人照顾，约有40%的患者及其家属在工作中长期缺勤，严重影响了家庭收入，进一步加大了贫困风险。相比人生其他阶段，儿童期个体更容易受到父母心理状况、亲子关系、家庭教养方式及家庭经济状况等家庭环境的影响。研究发现，那些父母患有心理问题的家庭，其子女出现心理问题的风险是正常家庭的两三倍，儿童期的贫困经历将对其成年后的心理健康状况产生消极影响，与成年后的外化症状正相关。
因此，从贫困与心理健康的关系可见，贫困和心理疾病两者是恶性循环的关系，贫困会加重负性情绪体验，恶化心理疾病；心理疾病又会进一步加大贫困风险，引发贫困的恶性循环及其代际传递。
02
认知决策模型
贫困—认知负荷—非理性决策行为—贫困代际传递
贫困人口长期处于不利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中，更有可能体验到压力和负性情绪，导致认知负荷增加。认知负荷增加意味着个体的认知系统过载，持续性的经济压力和困境将限制个体的关注焦点。另外，认知功能的损耗将导致执行功能的退化。
1. 稀缺心态导致的非理性决策行为
在Kahneman的认知资源有限理论的基础上，Shah、Mullainathan和Shafir提出了稀缺理论（scarcity theory）来解释贫困现象。贫困的本质就是资源稀缺，这种资源的严重匮乏会引导人将注意力过度集中在稀缺的资源上，甚至诱使个人为立即满足当下需求而不考虑成本或代价，导致贫困者做出非理性决策行为，最终造成贫困的恶性循环。Mani等人通过将实验室小样本和现场试验大样本相结合的研究方式，证明了资源稀缺损耗认知功能的现象。
另外，在现实生活中，当人们把注意力聚焦于眼前的经济困窘时，穷人更可能选择那些快速获益的低效益方式，而忽视了在未来一定时期内创造更大财富的其他方式。穷人由于资源稀缺，他们大脑中的认知资源会自动化地聚焦在处理与当前生存最为密切相关的经济问题，如房租、欠款、基本生活需求等，但缺乏足够的认知资源去思考储蓄、投资、能力提升及个人发展等问题。贫困带来的认知负荷会降低个体的认知能力、决策能力及执行能力，使其容易做出更多非理性行为，增大了陷入贫困的风险。
2.自我控制损耗导致的非理性决策行为
现有研究主要探讨了自我控制损耗情境下的认知机制在贫困者决策行为中的作用。在资源模型中，自我控制被视为一种有限的内在能力资源，当个体抵制外界诱惑时，需要耗费更多意志力进行管理，长期抗争会导致意志力的暂时性耗竭，从而造成自我控制的损耗，由此产生非理性行为。Spears提出了意志力损耗假设，意志力损耗是自我控制损耗的重要表现形式。之后Spears提出了更具有统一性的“行为控制损耗论”，这是一组包含了意志力、自我控制和认知控制的综合性概念。因穷人需要比富人或正常收入群体抵制更多的诱惑，如各种商品或娱乐休闲活动等，所以穷人的自我控制资源损耗更大，而自我控制的缺乏又是导致持续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
认知负荷对自我控制具有消极影响，当穷人置身于充满诱惑的商品市场而又不得不面对自身的经济压力时，他们的自我控制能力会降低。并且，暴露于压力下的个体更依赖于简单、原始的自动决策偏好，这也意味着自我控制的认知资源损耗会引起直觉和冲动行为，这些行为最终累计产生糟糕的经济决策行为，从而导致个体陷入贫困循环。不论是资源模型还是过程模型，这两种模型都能较好地解释贫困处境下个体的自我控制损耗或降低将引发非理性经济决策行为，由此个体更可能会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中。
3.贫困者的风险及时间偏好容易导致行为决策偏差
贫困对行为决策的影响还与风险偏好及时间偏好有关，其中风险偏好包括风险规避和风险寻求两种，时间偏好的有效指标是时间贴现。研究发现，贫困者在面对重大决策时更倾向于做出风险规避型的决策。Liu在对中国棉农选择转基因抗虫棉的风险偏好调查中发现，厌恶风险和损失规避更高的农民选用转基因抗虫棉的时间更晚，从而获益更少。同时，风险偏好与思维方式有关。穷人在贫困、认知负荷和直觉思维的相互作用机制下，倾向于为了潜在的收益而冒更小的风险，同时为了潜在的损失而冒更大的风险。
在时间偏好上，时间贴现也是自我控制和意志的表，即贫困导致认知负荷，阻碍执行功能，从而影响时间贴现。研究发现，贫困程度越高，贫困者越注重短期利益，这是因为穷人所拥有的资源更少，潜在风险更大，人们往往更注重获得眼前利益而不愿意冒风险去期待长远利益。那些有较低收入、受流动性限制、健康程度差的人们更不喜欢较大的延迟奖励。可见，时间贴现高表明人们更喜欢较小的即时奖励，而不是较大的远端奖励。贫困者在风险和时间偏好上的特点，往往会导致其未来收入减少，进一步加深贫困。
如上所述，这些模型能清楚地体现贫困代际传递的心理机制是如何起作用的。长期资源稀缺的贫困者会体验到较明显的认知负荷，从而导致稀缺心态、自我损耗，形成了特有的风险和时间偏好，进一步影响了认知决策和执行能力，从而产生非理性决策行为，造成了贫困再生产。
03
动机和归因模型
长期贫困—内生动力缺乏—贫困代际传递
1.缺乏抱负引发的内生动力不足
社会心理学家通过对贫困心理特征的广泛调查发现，缺乏抱负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个性特征。一项英国穷人的纵向研究数据显示，来自贫困背景的年轻人学术抱负最低。贫困家庭的孩子在宿命论、无助感、依赖性和自卑感中成长，学术能力明显低于较高社会经济水平的孩子。农村家庭成员具有更低的愿望。低愿望和低抱负反映了穷人更关注眼前的需求，生活的不利处境降低了他们为未来而奋斗的想法。教育、医疗关系到人未来的发展，这方面投资的不足不仅会限制贫困者自身的发展，更严重的是会降低后代对未来的抱负，减少了其后代突破现有贫困境遇的可能性。
还有研究表明，贫困者更常产生悲观的信念，他们往往缺乏战胜贫困的勇气。“人穷”是因，“志短”是果，“志短”又会导致贫困者选择付出更少的努力，造成持续贫困最终陷入贫困陷阱。并且，贫困儿童在过去的生活中体验到的自我同一性、自我概念、控制信念和父母教养方式等，会显著影响他们的未来取向。通过接受教育和外界的物质资助他们也有可能跳出原有的贫困环境，但是在其狭窄的经济和社会视野下，他们大多数依旧难以避免因家庭贫困而导致的抱负缺失。
2.习得性无助与归因偏差造成的内生动力不足
20世纪6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Seligman通过动物实验提出了习得性无助的理论模型。习得性无助是指个体在不断受挫情况下，失去了战胜困境的勇气，陷入了对现实的无助和无望之中。例如，如果某一个体已经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处于贫困中，他就会渐渐习得贫困才是真实的人生，从而接受命运，并且放弃努力和尝试。长期贫困者在日常生活中往往采用消极的归因方式，因此有着更低的自尊水平和自我效能感。贫困家庭长期处于经济窘迫状态，而又无法通过努力实现社会需求时，其更容易产生强烈的挫折和无助感，并引发家庭成员的紧张和焦虑，甚至严重到自暴自弃、甘愿沉沦，从而把其恶劣的处境归因于命运和社会的不公等外在不可控因素。长此以往，这种消极态度会渗透到下一代人身上，其子女们容易变得自卑无助、怨天尤人，降低对未来的期望，从而造成贫困的代际传递，形成贫困→低努力、低期望→消极心态→贫困的恶性循环链。
04
风险累积效应模型
贫困—风险累积效应—贫困代际传递
儿童发展中的风险因素是指任何个体和环境中能够增加儿童不良发展后果（适应不良、学业成就低下、青少年犯罪问题等）概率的相关因素。在家庭层面上，贫困儿童的家庭纠纷往往更多，家庭的流动性往往更为频繁，孩子也更容易被寄养和留守；父母亲文化层次更低，婚姻稳定性更差，父母的教养方式更加简单粗暴，言语交流更少且交流词汇更简单，居住空间也更为狭窄且儿童的玩具和书籍更少。在学校层面上，贫困家庭的儿童更可能进入办学条件差的学校，该类学校师资严重不足，欺负行为发生率更高。同时，由于贫困家庭的儿童缺乏与同龄人相同的衣着、零用钱等，学校反而成了贫困儿童体验到社会排斥的重要场所。在社区层面上，贫困家庭所在的社区环境往往较差，缺少足够的活动空间以及休闲娱乐设施，还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Rutter认为若只经历单一的风险并不一定导致儿童的不良发展，但若有多种风险因素累积在一起，则会大大增加不良后果发生的概率。有多项研究发现，多种风险因素的累积也可能导致语言发展障碍、认知损害、学业不良等问题发生的几率成倍地增加。低收入群体的孩子在走出校门后比其他孩子面临着更多的适应性挑战；拥有高风险累积的孩子更可能遭受不良认知和社会情绪的影响。贫困家庭的儿童如果完全吸收其家庭带给他的累积风险，则必然导致贫困的代际传递。
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干预措施
01
减轻认知负荷：设置默认选项，简化程序
从心理学视角该如何打破贫困循环呢？Mani等认为改变稀缺心态是关键因素，稀缺心态的改变取决于认知资源的余闲程度，其中减轻认知负荷是增加认知资源余闲的重要方式。认知负荷是影响贫困者行为决策的重要因素，因此在扶贫实践项目的设计中，要采取更适合的方式减少认知资源的损耗，这样才有利于促进贫困者的认可和接受。首先，设置默认选项有利于增加贫困者的储蓄。其次，简化程序和操作，激发贫困者参与扶贫项目的积极性。如在针对贫困群体的各类培训上，要注意减少填写各类表格或开具各类证明的繁琐性，可只要求提供最重要的证明并进行灵活处理。在当前还可以利用各种平台大数据，直接验证通过，减少重复审核的过程。去除初始障碍将会大大提高贫困人群的参与积极性。再次，精简信息，提高针对性，突出重点。工作人员在传达各类扶贫政策时，要用通俗易懂的话语让贫困群体清楚所讲内容；对贫困群体开展培训时，突出重点，提出具体可行的指导策略。最后，利用从众心理优化人们的选择。由于人们很容易受到周围其他人的影响，因此鼓励贫困个体参与活动时，可以提供其他人的选择作为引导，增强其参与积极性。总之，直接降低穷人所面临的行为成本，即使是很小的措施，也都对避免穷人陷入行为贫困陷阱具有独特效用。
02
增强物质及外部资源帮扶，减轻贫困人群的压力，提高心理健康水平
研究证明，现金转移支付是减轻贫困者经济压力的一种直接且有效的方式，分为有条件和无条件现金转移支付两种方式。Baird等研究指出，现金转移支付能显著地减少青春期女孩的内心压力，提高心理健康水平，但无条件现金转移方式效果更明显，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无形中增加了女孩内心压力，一定程度上抵消了这种方式的积极作用。另外，现金转移支付的形式也会影响脱贫效果。Haushofer和Shapiro在肯尼亚实施的无条件现金转移支付项目中，将现金转移支付分成每月月付和一次性付清两种形式，两种方式都提高了贫困者的主观幸福感，降低了压力，但一次性付清效果更明显。这可能是月付的金额太少，难以满足其经济需求，由此带来的经济压力提高了其应激水平。
03
增强个体内生动力，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1. 树立崇高的理想抱负，形成积极的价值观和自我观
Beaman等人发现，印度女孩在接触当地政府的女性领导人后，能极大地提高其抱负和教育成就，尽管可用于教育的资源没有变化，这可能就是源于女性的榜样作用以及父母对女儿的渴望。还有一项在提高低收入儿童愿望的政策干预中，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为贫困家庭儿童设计的管弦音乐项目，这个项目源于委内瑞拉，后在世界各地开展。该项目的初衷是通过免费提供音乐课程和乐器向贫困儿童灌输共鸣，发掘他们隐藏的才能，并促使其积极融入社会。该项目使贫困儿童大多取得优秀的成绩，成为出类拔萃的成功人士。因为参与管弦乐运动能使孩子们计划新目标和梦想，并且这是一种富有创造意义的活动，能帮助他们在日常生活中争取更好的条件。
2.学会正确的归因，形成乐观型的解释风格
解释风格是积极心理学之父Seligman所提出的一套认知和新归因理论，涉及到永久性、普遍化和人格化三个维度。拥有乐观型解释风格个体认为发生在他身上的坏事只是暂时的，坏事只会影响生活的某个方面而非全部，并且坏事的发生有其客观原因，并非自己造成；相反，在面对好事情的解释上，乐观型的人认为好事情会经常发生，好事情会影响到自己的整个生活，并认为是自己的个人努力带来好事情的发生。因此，持有乐观型解释风格的个体大多具有自信、乐观、希望和韧性等性格品质，不容易陷入习得性无助境地。贫困个体若拥有乐观型的解释风格，则会将贫困视为暂时性的困难，内心有渴望脱贫的强烈愿望，面临困难时也不会轻易退缩，同时，他们也会更重视自身的努力，不会简单将摆脱贫困视为运气或命运等外在不可控因素。父母们这种理想、抱负、坚韧的信念和品质也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孩子们，有助于激发个体内在动力，摆脱贫困的代际传递。
总之，要真正做到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国家大力度的扶贫政策是基本保障，外在物质、资源、技术、培训等帮扶是必要条件，提升内在心理动力是脱贫的关键，只有将这些多重因素进行整合形成合力，才能使个人或家庭跳出贫困陷阱，摆脱贫困的代际传递。
文章摘编自《贫困及其代际传递的心理学研究》，作者：银小兰，黎志华。原文载于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2期【农业可持续发展】栏目，有删节。免费下载全文请点击下方“阅读原文”。
作者简介：银小兰（1982—），女，湖南邵阳人，湖南农业大学教育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乡村贫困治理、农村留守儿童教育、财经素养教育。E-mail: 15907985@qq.com
引用本文：
[1]银小兰，黎志华.贫困及其代际传递的心理学研究[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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