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6月13日，是文化遗产日。南阳市博物馆、南阳诸葛亮研究会在卧龙岗举行了《文化遗产日：纪念于右任题额“诸葛庐”八十周年》座谈会。（以上文图来源：笑傲风月美篇）
今年，是民国元老于右任先生为南阳诸葛庐题额80周年。为此，诸葛躬耕地、南阳卧龙岗举办了纪念活动。
80年前的南阳是个什么情况？炮火连天。因为当时的大背景是日本侵略，中国军民抗战。从1939年5月开始，到1940年1月结束，日本侵略者先后对南阳地区发动了两次大规模袭击，南阳军民英勇抵抗，成功击败日军。因为这两次战役多以南阳的新野、唐河为主战场，所以被称为“新唐抗战”。
图/《唐河文史资料》收录拙作
新唐抗战，是河南正面战场抗战的第一个胜仗，意义重大。为了鼓舞士气，河南省教育界提议在南阳卧龙岗树碑纪念，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新唐抗战胜利碑》。这通碑立于1940年，碑文是由于右任题写的。
图/《新唐抗战胜利碑》正面为草书“新唐抗战胜利碑”大字，正面右侧为行书“河南全省教育界为孙总司令连仲、汤总司令恩伯敬立”，左侧为“中华民国二十九年三月，三原于右任书”。
也就在题写《新唐抗战胜利碑》的同时，于右任为南阳诸葛庐题额。现在到南阳卧龙岗诸葛草庐看，里面悬挂的“诸葛庐”匾额，就是于右任先生题写的。该匾额为木质，长方形，长190厘米，宽55厘米，黄底黑字；上款题“廿九年”，下款署“右任书 罗震立 ”。“廿九年”就是民国29年，即1940年。此时，于右任还为南阳武侯祠题额。“诸葛庐”刻制悬挂于卧龙岗草庐内，“武侯祠”则刻制镶嵌于武侯祠山门上。于右任题写“诸葛庐”“武侯祠”额，和当时树立《新唐抗战胜利碑》一样，都是为了提振民族抗战的士气，给抗战提供精神食粮。——这，还要先从“罗震 立”说起。立“诸葛庐”匾额的罗震，是南召县人。这个人很有能耐，治军为政，都很有成就。抗战爆发前，罗震任河南第六行政区督察专员兼南阳县县长；抗战爆发后，罗震被调往郑州，任专员。前前后后，罗震一直在做抗日工作，唤醒民众，组织民众，训练民众。1940年，罗震又转任河南省政府委员兼保安处长、省干训团教育长。罗震非常仰慕诸葛亮，他在南阳卧龙岗还立了其他一些匾额、碑刻。他对诸葛亮的仰慕，并不是文化的小情调，他是跟时局结合起来的。这，在他1935年书写的《五岳祠盟记》跋语中能看到：他认为，当时的抗战形势和诸葛亮主政蜀汉时类似，“当国难严重危急存亡之秋，强敌威胁于前，权奸阻挠于内，壮志难伸，其遭遇亦复相似”；罗震明确指出“景仰先贤”诸葛亮的目的，在于“救亡图存”。知人论世。把当时的背景搞清楚了，把人物的思想讲明白了，就知道当时于右任书写、罗震立“诸葛庐”匾额的意义所在。1940的“诸葛庐”匾额，有一定寄托意义，也是借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事迹勉励时下的抗战。诸葛亮辅政蜀汉政权时，坚韧不拔，矢志不移，六出祁山，不断北伐，希望“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把汉朝的国祚延续下去；抗战时的中国，也面临着收复失地，再造河山的历史使命，同样需要诸葛亮的这种锲而不舍的精神。两者都是一种复兴的需求，举措上很一致，心理上很暗合。呼唤诸葛亮的精神，就是重整抗战的旗鼓，对诸葛亮这样“忠志之士”的旌表，就是对保家卫国抗战将士的鼓励和宣导。
在这个意义上讲，诸葛亮所留下来的精神遗产，启发了以于右任、罗震为代表的知识阶层，鼓舞了抗战。作为民国元老的于右任曾说过，身逢乱世时，最重要的是头脑清醒、懂得大局。抗战，就是那个时代的大局。他不管是在《天净沙·谒成陵》中的“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还是在《仙吕·寄生草》中的“……新唐惨惨无名的英雄葬。惜则惜，少陵挡驾武侯忙。惜则惜，江山寂寞何人唱。”中，他都发出了抗战的强音。于右任题额、罗震立“诸葛庐”，也都是为了振奋抗战精神，服务时代主题。于右任在南阳卧龙岗留下的墨宝还有楹联“大文出师表，圣地卧龙岗” “诗本天随子，人如地行仙”等（如下图）。于右任为南阳卧龙岗所题写的“诸葛庐”等墨宝，已成为南阳的宝贵文化遗产。这份“文化遗产”是物质的，更是非物质的，在精神层面起到的作用更有意义，启发更大。——在过去，诸葛亮精神提振了抗战士气，增强了必胜信心；在当下，诸葛亮鞠躬尽瘁的精神，仍然能激励为政者“不忘初心，砥砺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