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2020年8月8日，河南省范蠡文化研究院召开工作会议，与会人员会后到南阳知府衙门博物馆考察“王莽造钱厂”遗址，参观造钱厂遗址及出土文物。（摄影/郭启朝 孟双双）图/2019年01月，笔者在“王莽造币厂”遗址现场。（摄影/乔治邦）南阳府衙博馆刘绍明馆长说，已出土物有“大泉五十”和“小泉直一”陶母范数百块、坩埚（残）、铜炼渣、铁工具以及烘范窖遗址等，部分母范中带有“始建国元年三月”“后钟官”铭文。“始建国”是王莽的年号，“后钟官”是王莽时期主管铸钱的官府机构。“大泉五十”和“小泉直一”是新莽时期主要的通行货币，特别是“大泉五十”，铸行时间长、铸量最大。就出土文物而言，可以认定此处铸钱遗址应断代为新莽时期，这也印证了王莽“铸钱于郡国”的举措。王莽执政时期，为了推动货币改革，币种花样百出，生产规模不断扩大，一度动用数十万人进行钱币铸造。根据南阳城区多处铸钱遗迹的考古发现，有关专家学者推测，南阳府衙博物馆区域周边这个规模巨大的铸钱作坊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其实，南阳出土新莽钱币铸造遗物的区域不限于市区，邓州、镇平、社旗、方城等县域也早有发现。如此巨大规模的铸钱作坊，选择在当时经济发达、商业繁荣、冶炼技术成熟的南阳，确实有其合理性。但是如此大的铸造规模，除了新莽时期滥发货币的需求之外，是否还有其他原因呢？笔者不揣浅薄，认为此处铸币作坊当与“南阳诸刘”起兵后的承袭和扩建有很大关系。首先，刘玄更始政权会承袭南阳的铸钱厂。刘縯、刘秀兄弟起兵反莽后，又联合绿林军组成汉军与新莽军队作战。汉军各方实力势力调和之后，刘玄称更始帝，并以宛城为都城。此时的汉军扩军备战、攻城略地、势头正旺，后勤补给非常重要，军需财政的问题也摆在了新生的政权面前。新生的更始政权还没有能力、也没有时间发行新的货币，在新莽政权依然是全国性政权的情况下，运用王莽在南阳留下的现成铸钱资源就成为了可能。更始政权会通过发行“大泉五十”和“小泉直一”等“莽币”，直接投放市场，征得物资，以解燃眉之急。当然，在承袭铸造的基础上，势必会扩大货币生产的规模。据史载，更始二年，远在长安的更始帝刘玄就派宛王刘赐就国宛城，负责铸钱，这更说明南阳的铸币工作对更始政权的重要性。在目前尚未发现“更始币”的情况下，很可能更始政权当时铸造的还是当时已经流行的“莽币”。其次，刘秀军事政治集团会承袭南阳的铸钱厂。刘玄更始政权衰败时，刘秀政治军事集团开始迅速崛起，并主导了长达12年的东汉统一战争。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南阳是刘秀集团相对稳固的后方，不仅提供人才支持，还比其它地区更有条件继续进行钱币铸造工作。我们有理由相信，刘秀集团会按照人们的使用习惯，仍然生产“莽币”。如此而然，刘秀集团就可以在战时通过南阳这个大型铸钱作坊满足前线的钱粮所需——这也是特殊时期解决军需最有力的方式，因为在全国东汉政权没有形成的情况下，依靠税收的征调应对军需只是杯水车薪。据载，在刘秀称帝16年后，他才开始整顿币制，重新铸行“五铢钱”。在这之前的十多年内，东汉王朝始终没有在国家层面发行新的货币，民间交易呈现出半两、五铢钱、莽币共同使用的局面。这种局面是东汉初期当局者默认的，由此可推测是之前南阳“莽币”的输出起到了重要作用。南阳发掘的新莽铸钱厂遗址，文物价值高，遗址规模大，引起了社会的高度关注。这将为研究两汉之交时期货币铸造制度、管理制度以及经济状况方面提供重要证据，还可能为研究更始政权和东汉开国时期的财政运作状况提供新的路径支持，因为南阳新莽铸币厂或为南阳诸刘承袭、扩建。如果是这样的话，王莽的南阳铸钱厂，最终变成了南阳政治军事集团推翻新朝的财政后盾。这，是王莽所想不到的。（旧文重发）1、刘绍明《南阳平顶山钱币发现与研究》，中华书局， 2006年。2、郑先兴《汉代思想史论稿》，河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
3、杨运秀《南阳汉画像与汉代经济研究》，河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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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阳新莽铸钱厂或为“南阳诸刘”承袭扩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