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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读│谁第一个提出“城市革命”?

2015-01-23 Childe 城读
谁第一个提出“城市革命”?

戈登•柴尔德的论文《城市革命》(1950年发表于《城镇规划评论》)是考古学家发表中引用最高的论文之一,是时候重读了。

Childe, v. g. (1950), The Urban Revolution, Town Planning Review, 21, 3–17.
Smith, M.E. (2009) V. Gordon Childe and the urban revolution: 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a revolution in urban studies. Town Planning Review 80.1, 3–29.

戈登•柴尔德(1892–1957)可能是二十世纪影响力最大的考古学家之一。他在1920年代的田野工作和研究推翻了欧洲史前史的考古模型。随后他转向理论和综合,研究人类社会演化史上几次重要转型,第一次借用社会模型来分析考古数据。他的研究成果通过两本可读性很强的学术书籍广为流传:1936年出版的《人创造自己》(Man Makes Himself)和1942年出版的《历史上发生了什么》(What Happened in History)。


柴尔德是个马克思主义者,在这两本书以及其他的研究中,他使用两个核心概念组织他的讨论:新石器革命(Neolithic Revolution)和城市革命(Urban Revolution)。柴尔德对这两次革命的论述奠定了我们现在对于人类社会发展历史上两次根本的、意义深远的社会转型的认识。柴尔德的论文《城市革命》(The Urban Revolution)1950年发表在《城镇规划评论》(Town Planning Review),是考古学家发表论文中引用率最高的。

V.Gordon Child at Skara Brae in Orkney

Source:http://wideurbanworld.blogspot.com/2013/11/the-urban-revolution-now-online.html



本文评价柴尔德对城市和国家起源的考古学研究的影响。柴尔德是第一个综合考古数据,将其与“城市性(urbanism)”概念联系起来的人,并且也是第一个认识到伴随着最早的城市和国家的出现,人类社会经历剧烈转型。他提出的“城市革命”概念使用至今,并且不仅限于考古学领域,其他领域也在广泛使用。


柴尔德对考古学理论最重大的贡献在于,他摒弃了19世纪对于远古人类历史发展的“三时代”划分: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Stone Age, Bronze Age, Iron Age),或者蒙昧、野蛮和文明(savagery, barbarism and civilization),而代之以更严格的四阶段划分:旧石器时代、新石器革命、城市革命和工业革命(paleolithic, neolithic, urban, industrial revolution)。“革命”指文化发展上的根本转变。柴尔德认为,第一次革命,从旧石器狩猎采集文化转向定居农业,称之为“新石器革命”(the Neolithic Revolution)。第二次革命,大约在公元前4000-3000年间,从新石器农业转向复杂的制造业和贸易等级系统,称之为“城市革命”。第三次革命,18和19世纪的工业革命,是人类文化历史发展自城市出现以来的又一次重大转变。


柴尔德有意选择了“革命”一词来描述从史前史到工业革命所经历的数次社会转型,他最早在1920年代开始使用,在1936年《人创造自己》一书中有两章的标题名为“新石器革命”和“城市革命”。柴尔德认为,这两个时期的改变,是“真正的革命,影响到人类生活的各方各面。”


新石器革命描述人类社会从采集狩猎向农业转型。这一过程依赖于对野生动植物的驯化产生,分别在世界上7或8个地方独立发生。从完全依赖野生资源转向驯养食物来源,导致人类社会发生一系列根本性变化。大多数人类放弃了流动的生活方式,转变为定居模式,人口数量激增、家庭规模增大、农村增长,农业生活方式逐渐扩展到全世界。这些改变为更为复杂的社会劳动分工和社会不平等的出现布下基石。柴尔德最早观察到并指出这一变化,称其为“真正的革命”。


新石器革命既包括社会转型,也包括技术突破。城市革命则主要是社会制度和实践的根本转型。史上第一次出现具有真正权力的国王,政府体制和社会分层随之而来。各种经济活动迅速扩张,兴建第一个城市。柴尔德用“城市革命”来描述一系列相互联系的转变,而不仅仅指城市发展。城市只是复杂的国家层面社会形成过程的组成部分。


城市革命独立发生的六个区域




柴尔德的“城市革命”

柴尔德《城市革命》一文综合比较了美索不达米亚(特别是苏美尔帝国)、埃及、印度河流域和尤卡坦半岛的玛雅在城市发展的异同之后,指出城市化不仅仅指人数或密度,城市是革命的结果和象征,开启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新阶段。


柴尔德的“城市革命”不是指城市或城市性本身,而包含了一系列互相联系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转变,导致出现最早的城市和国家。柴尔德在评价城市革命之前的社会之后,提出最早的国家所应具备的十个条件,“从考古学数据中归纳出十个非常抽象的标准,用于从古老的农村中区别出最早的城市”:


1 )从规模上说,最早的城市比先前任何定居点都大,且更密集。

2 )从人口的组成和功能上说,城市与农村不一样:尽管很可能大多数人是农民,但城市出现全职的专业的手工匠人、运输工人、商人、官员和牧师,他们不直接从事粮食生产,而由农民生产的剩余粮食所供养。

3)每个农民必须将其土地劳动所得的微薄剩余作为税,集中交给想象的地方保护神或者是神圣国王。

4)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纪念碑式的公共建筑物,不仅与农村相区别,而且是社会余粮的集中象征。

5)牧师、官员、军人占有大部分的社会余粮,形成所谓的“统治阶级”。与旧石器时代的巫师或新石器时代的酋长相比,统治阶层完全免除了各种体力劳动任务。统治阶级通过规划和组织,确实令被统治阶级获益。

6)管理巨大收入需要发明一套文字和数字系统。

7)文字的发明进一步促进科学的发展,例如代数、几何和天文学。天文历法和数学是早期文明的共同特征。

8)由社会剩余粮食养活的一些专家,发展了抽象复杂风格的艺术。

9)与境外的远距离贸易成为早期文明的常规。尽管早期国际贸易交易的商品多为奢侈品,但也包括工业原料。早期城市依赖于远距离贸易获得关键原料,这是新石器时代村庄所不具备的特点。

10)城市里专业手工匠人不仅工作使用提供的原材料,他们还从以居住而非亲属关系形成的国家组织中获得安全保障。农民、手工匠人、牧师和统治者形成一个共同体,不仅基于共同的语言和信仰认同,更为了整体利益而实行互补功能。



泥板记载着最早的美索不达米亚文字



拉斯科洞窟壁画展示了旧石器时代狩猎者的自然艺术



手工匠人结绳、做木工、铸铜,公元前15世纪的Rekh-me-Re坟墓出土壁画



上述10个特点有5个描述社会过程和制度,至今仍被认为是早期复杂社会兴起的关键。过去半个多世纪,研究者们继续研究这5个特点。第1点实际上认为早期国家是城市社会,城市性与早期国家之间的动态关系是研究早期复杂社会的重要主题。第2点提及早期国家复杂的劳动分工、专业手工匠人在城市居住和工作。手工业专业化以及其与早期社会复杂性的关系也是考古学研究热点之一。第3点关于老百姓向政府交纳剩余粮食,是导致早期复杂社会形成的经济和政治转变的核心。大量研究关注农业密集化以提高剩余的社会和经济手段,考古学家基于考古数据,借用经济史模型研究早期密集农业及其与政治和经济变迁的关系。第5点谈到社会阶级的形成,这恐怕是城市革命给人们生活带来的最剧烈的变化。早期国家不平等的起源和机制、社会分层仍是考古学关注的重要话题。第10点描述社会的政治组织:国家。许多研究关注早期国家的不同形式(例如城市—国家和帝国)和权力的变迁。


还有4个特点,虽然对于理解早期城市和国家很重要,但对城市革命发展的重要性低于前述5点。第4点描述纪念碑式公共建筑,虽然几乎所有古代复杂社会都会兴建某种形式纪念碑式建筑,但更远古的社会同样如此,例如兴建巨石阵的新石器社会。第6点关于文字的发明。并非所有复杂社会都有文字,但如果把柴尔德文字的概念扩大到记录,那么这的确是早期国家的一般特征。第7点关于使用科学的发展,这并非国家独有,天文历法和数学早在国家出现之前发展起来,但是科学和数学的确是在国家建立之后有了长足的进步。第9点国外贸易,旧石器人类社会贸易已然开始,但在国家出现之后迅速扩张。对古代国家贸易系统组织的研究仍是考古学家主要研究话题。


比较有争议的是第8点,复杂风格艺术的发展,对于理解早期国家帮助不大。尽管早期国家具有鲜明地域艺术风格,但未见得比新石器社会的艺术更精致复杂。




今天的城市革命研究

今天有关城市革命的社会转变依然是考古学家田野工作和发表的主要论题,只不过使用的标签有所不同,不说城市革命,代之以“国家的起源”或“初期国家形成”。尽管方法和概念有了长足的进展,今天有关最早的国家和城市发展的论述仍然可以看出柴尔德理论的影响。


考古学家解释城市革命的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从1950年代末到1960年代,争辩的焦点在灌溉对于早期国家形成的影响。这一研究后来被扩展到其他类型的密集农业,研究农业实践如何与人口和其他社会动态相关联。


1960年代对于早期国家的功能主义解释非常流行。这种观点认为大而复杂的社会要求组织和合作,于是利他的领袖挺身而出,承担为大众谋利的责任。这些早期的管理者建立了最早的政府,形成了最早的社会精英阶层。1980年代摒弃了这种过于简化的观点,代之以“政治”模型,强调精英的利己本性,追求私利,导致剥削和不平等。这一派的理论继续发展,强调不同类型的权力,研究古代统治者和政府如何使用空间、城市和其他资源来创造、扩大和合法化权力。


当前对早期国家的研究强调其复杂性和多样性。一种视角是把人类—环境相互作用视为随时间变化的复杂系统过程;另一种方法是圣塔菲研究所“复杂科学”研究所采用的模拟模型。第三种方法强调早期国家和城市经济活动的规模和复杂度。研究结论之一,早期国家和城市并非稳定持久的机制,早期国家社会是风险很大、转瞬即逝的构建。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考古学把人们日常生活和社会状况纳入研究议题。许多考古学家发掘的焦点从庙宇、宫殿和贵族墓地转向普通人的住房和作坊。通过研究家庭和社区,考古学家能够重建日常生活、社会身份和普通人在社会中的作用。新的比较政治模型采用集体行动理论,研究古代政府的不同形式,从独裁专制到相对民主的治理形式。




结论

本文从两个方面论述柴尔德“城市革命”模型的重要性:1)第一个对早期国家和城市的考古数据进行社会综合,标志着20世纪中期学术研究一个重要进展;2)柴尔德的模型成为后续所有关于早期国家和城市发展理论研究的基础。今天关于“城市是什么?”、“最早的城市何时出现?在哪出现?为什么?”的争辩仍在继续,而所有的争辩都不能绕过柴尔德的研究。


不同学科传统的城市研究学者相互交流合作时机已经成熟。现代城市研究的学者能够从古代城市的考古记录中获得有用信息,而考古学家也能从现代城市研究学者的成果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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