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读│伦敦宣言：让所有市民享有良好居住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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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敦宣言：让所有市民享有良好居住的权利
“如果一个城市不能容纳从事各行各业的人，那么其发展也将举步维艰，”《观察者报》建筑批评家Rowan Moore新书《渐变城市》(Slow Burn City)，论述城市应该渐变，在私人投资、公共利益和立法行动共同作用下做出改变。
Rowan Moore, 2016. Slow burn city: London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Picador.
Source：http://www.theguardian.com/cities/2016/mar/10/manifesto-london-10-million-citizens-freedom-rowan-moore
Picture source: https://www.panmacmillan.com/authors/rowan-moore/slow-burn-city
《渐变城市》讲述21世纪的伦敦，世界首要的全球城市——全世界的钱流经伦敦；伦敦的土地和住房是在国际市场交易的商品；伦敦是世界或贫或富移民的枢纽。伦敦发生的事情也发生在世界其他地方，伦敦是理解当今世界城市变化的最佳样本。
伦敦令人眩目，令人激动，但伦敦同时也面对着成功所带来的压力。伦敦无法为许多市民提供体面的住房，伦敦最佳品质正遭受投机的威胁。现代伦敦挑战着如下观念：城市的增长与组织，是否完全交由自由市场主宰最好？
伦敦的变化既有创造性的，也有破坏性的。伦敦一直都是一座贸易、剥削和机会之城。但伦敦发展历史同时充满着公共干预，包括清洁空气法案、绿带和公共住房的发明以及下水道系统创新消除霍乱威胁。
城市必须改变，但RowanMoore在《渐变城市》一书中论述城市应该渐变，在私人投资、公共利益和立法行动共同作用下做出改变，而不应该是摧毁式变化。
如下节选自《渐变城市》一书。
城市永是变化。城市吞噬自我得以更新：城区重建再造、人口迁移更替、建筑或拆或改或建。城市的过去构成今日城市肌理之原材料，城市的今日又构成未来城市肌理之原材料。
伦敦变化尤为惊人：城市空间在不同社会群体、不同族群、不同用途之间迅速变化。
进入21世纪之后的15年来，伦敦加速吞噬自我，并且变化的方向只有一个，都奔着投资价值去，特别是房地产投资。城市最好的地段、较好的区域甚至一般的地方，价格飙升到多数市民无法负担的地步。
这种变化不仅是毁灭性的，也是不可逆的。它极大地威胁了城市的根本：可得性（availability）、包容性（generosity）、流动性（fluidity）和多元性（diversity）。
理想的城市变化应该是渐进的(burn slowly)。城市的社会生态和物理形态应该逐渐变化更新，而不是一举将其摧毁。社区与地方不可能永恒不变，但是市民不应该遭受每隔几年就被迫搬迁的威胁。这样的理想城市也许永远无法企及，不过，以非凡的适应力、多样性和闲置地带而著称的伦敦，向来是渐变城市的典范，尽管伦敦历史上周期性的增长与危机亦有其极端的一面。
简而言之，通常的发展模式是，允许私人市场自由进行开发、创造、增长，直到发生大火、瘟疫、过度拥挤、蔓延或污染等灾难，私人市场无法解决，需要进行大规模的公共干预。例如伦敦建筑法案(London Building Acts)，19世纪Joseph Bazalgette主持兴建的伦敦排水系统、公共住房(councilhousing)、绿带(green belt)，洁净空气法案(CleanAir Acts)以及通过划定保护区和历史保护建筑名录进行遗产保护等。这种干预不仅限于技术层面，同时还涉及政治、社会和文化层面。例如，修建下水道要求建立新形式的市政府。
私人市场利益再次主导伦敦增长已经35年了，是时候作出改变。如果一个城市排斥穷人，并且使得多数市民无法负担体面住房，这个城市是有问题的。如果一个城市不能容纳从事各行各业的人，那么其发展将举步维艰。如果伦敦人口将增至1千万，目前做的远远不够。如果干预失败，不仅将会破坏城市环境，还会浪费机会，破坏伦敦的丰富性。
目前伦敦面临紧迫挑战，而且历史上的干预，譬如前述的下水道和公共住房，都做出翻天覆地的改变，这时候说“渐变“似乎有点不合时宜。当然必须采取行动，并且小规模行动还不够。吊诡的是，为了实现城市的人文生态的繁荣发展，必须进行大规模的干预。
以自建房屋为例，尽管建筑师Walter Segal在伦敦的刘易舍姆区(Lewisham)设计出了一套自建房屋的方法，但自建房屋几乎没有实现过。这是因为自建房屋者完全无法与地产公司的购地能力相竞争，所以城市需要公共权力预留地块，让个人能够修建自己的房子。
然而政府并不总是明智的，有不少破坏就是打着规划的旗号干的。赞成市民自发和反对政府一元主导的声音，都应该被政府听见。规划和不规划的两种策略，被证明是有益的，但同时也容易被特殊利益所滥用或挪用。规划，能够控制伦敦当前面临的住房危机，但也可能造成浪费和僵化。不规划的精神，能激发自下而上的主动性和企业家创造财富，但也可能导致攫取公众资产谋取私人利益。伦敦既需要规划，也需要不规划；既需要大众行动，也需要公共干预和商业投资。它们都有自己的形式、利弊和极端。伦敦需要它们活力四射地并存。
伦敦宣言
理想的伦敦应该是可得（available）并且开放的，提供了各种机会和自由，公共资产能够为所有人所共享，充满竞争但不乏包容。一切身份都有可能，但不互相排斥。
伦敦有两大需求：
可达的新居
改善城市质量，使城市宜居
兴建住房
在21世纪初期，城市面临的最关键问题就是住房问题。这种房价和供给造成的危机：
使得某个阶层的人负担不起高昂的房价，无法继续住在城市里
使得某个阶层的人尽管继续居住在城市里，但不得不忍受异常糟糕的居住条件
出现贫民窟:棚屋床位(beds-in-sheds)，以及过度拥挤的公寓
还有其他破坏性的效果，比如：
扭曲了个人生活的选择，如亲密关系，是否要以及何时要孩子的决定等
抑制了人口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
放逐了对城市功能至关重要的人
造成这种危害的原因有：
刺激房价上涨的国家政策
限制供给，推高需求
自1930年代以来的市场失灵
随着人口的增长，上述问题会变得更加严峻，所以：
要为新社区提供更多空间
国家、伦敦和地区政府必须弥补市场失灵，政府要持有土地，依据公共利益来引导建设
国家必须停止推高房价
创造更多空间的方法包括：
加密已有街道，两层楼变三层，四层变六层
集约建设远郊，尤其是远郊中心，但不破坏其本质特征
在原有工业用地上建楼，但不以破坏重要产业为代价
在新社区兴建交通、学校和其他基础设施
建造设计合理、位置得当的高楼
谨慎在绿化带上建造住房
绿化带的设置是为了伦敦人的利益，但现在却让全城的人备受折磨。绿化带上兴建住房不仅能够增加居住空间，也能让更多的人接近自然。不妨复兴建设带花园联排住房的传统。
上述选择并不互斥，都应该纳入规划之中。那些反对在自己住宅附近进行新建设的人有充分理由如此，所以应该让他们也能从新开发中获益。
修建新区，保护旧区
扭转对城市公共空间的破坏与侵蚀，鼓励新建与之匹配的新空间。大多数市民已经无法接近伦敦最好的地方，有必建设新空间来补偿代替。
停止由于建设高楼而对泰晤士河及其他地方的破坏。加强标准，越是炫耀性的建筑，设计越要小心。
规划需要支持公共空间得以成功的要素，包括楼宇之间的关系以及表面材料。
一个城市绝不只是巨大的楼盘。支持住宅之外的关键地区：工作、社交、知识、健康和想象力的场所，包括主要街道、公园、工厂、俱乐部和市场。
一个城市应该有一些闲散的空间，让人们可以做点自己的事情，例如建造城市的花园、种植区和游乐场。一英亩这样的空间比一英亩绿化带更有价值。
新建时要考虑既有空间的价值。
需要规划的
简化规划条例。
雇佣更多的规划师，提高薪酬待遇。规划引导的成本比起建设花费的几十亿之巨简直九牛一毛。前期在专业知识上的投资会减少后期的浪费。
可持续性的定义需要体现能源消耗。
把新开发视为地方，而不是图纸。辨别那些使地方成功的特质。
不要滥用术语。被称作公共空间的就应该对公众开放。无视那些“标志性的”、“世界一流的”的空话。
规划不是减少破坏的提议，而是积极参与建设发展，提升城市生活质量。
不需要规划的
规划并不意味着规划者来做所有的决定，而是创造条件，调动地方和居民的主动性。
让大小企业都有生存空间。让自建房屋和金丝雀码头同时存在。
让伦敦充分利用资源和能源。给予伦敦市民良好居住条件，充分享有城市生活的权利。
的确，伦敦是一个充满魅力令人激动的城市，但更重要的在于：既然伦敦如此杰出，为什么不把这种伟大发挥得更宽广，这样可以自豪地向世界展示，它的公共住房和城市规划，引导高楼大厦兴建的无与伦比的智慧和美貌，革新的城市雨水排水系统，以及成千上万鼓励兴建住房、种植花园和改善街道的项目。为什么不推广改革现有规划系统的聪明才智？例如为了应对城市住房需求，允许历史建筑修建多层地下室，这一举措将会使所有人受惠，甚至包括伦敦政治家极力讨好的海外投资者。
伦敦具有不断改变不断再造自我的能力，为什么不让“包容的再现“成为它的下一个发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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