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读 │当萨森谈论全球城市时，她在谈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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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萨森谈论全球城市时，她在谈论什么？
全球城市既是为生产、也是为执行多样化与复杂化的中介功能的极端空间。全球城市对高级人才与低收入工人的需求急速上升，最不需要的就是传统中产阶级。
Saskia Sassen, 2016. The Global City: Enabling Economic Intermediation and Bearing Its Costs, City &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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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斯基娅·萨森(下文简称萨森)《全球城市》1991年出版以来，引起广泛关注与讨论，影响远超学界，全球城市受到热烈追捧，尽管许多人并不真正理解萨森所谈全球城市的含义。《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40）》提出“上海2040，迈向卓越的全球城市”，更是引发新一轮热议。
萨森最近一篇发表在《城市与社区》的文章，再次解释全球城市定义，澄清全球城市四个被忽视的命题，谈论今天全球城市所面对的难题：究竟是谁拥有城市？
什么是全球城市？
为什么最强大、最有钱、最数字化的经济主体需要“中心地”更甚于前？大型公司企业的常规生产可以位于世界上的任何地方。但是，如果它们走向全球化，它们就需要靠近能提供一套全新的复杂专业服务的地方，因为它们自身无法生产这些服务。
与传统公司主要提供中等收入的工作不同，这种新的经济逻辑催生了高层次与低收入的工作，中等收入工作则很少。但是，这些低层次的工作，包括办公与家庭内的低层次工作，实际上发挥着比一般人所想象的更为重要的作用。我将其称之为“维持战略设施的工作”。
全球城市既是为生产、也是为执行多样化与复杂化的中介功能的极端空间。这并不包括整个城市。全球城市的生产功能插入现有的复杂城市中，不过，全球城市的功能具有阴影效应，笼罩城市更大的空间。
公司的全球化需要一系列新工具和新能力，需要不同知识功能的组合，因此产生对中介服务的需求。对公司来说，从高度专业化的生产者购买这些服务比雇佣全职员工完成这些工作更合算。中介使公司最小化国外的运营成为可能。
自1980年代以来中介功能崛起，最显著的例子莫过于兼并与收购。中介几乎从不亏损，即使它们的大公司客户最后破产了，金融家、律师、会计、信用评价机构等仍然能够赚钱，其中，金融业高居所有中介部门之首。
最初中介主要以兼并收购为主，现在已经扩展到许多其他部门。中介一方面促进了公司和市场的全球化，另一方面把所有面向消费者的公司都纳入麾下。中介还促进了全球城市数量的增加，以及各个全球城市专业分工的多样化。总之，中介已经成为利润攫取的逻辑。
中介功能需要生产、发展、细化、与其他工具混合。狭义上说，全球城市是生产的空间，是高级服务业特别是金融业的硅谷。如果没有全球城市网络，金融业不可能发展得如此复杂、如此“创新”。
作为生产空间，全球城市产生极端需求。第一，需要超越一般大城市标准的高质量的基础设施。第二，全球城市对高级人才与大规模低收入工人的需求急速上升。全球城市最不需要的就是传统中产阶级，尽管中产阶级曾是大众消费主导时期的中坚。第三，随着全球经济日益全球化，全球城市功能扩展到越来越多的城市，成为跨国公司进入国家经济的前哨空间。
中介功能是1980年代兴起的全球经济的显著特征，至1990年代末，中介功能已经扩展到全球范围，这正是1990年代以来全球城市数量快速增加的原因。今天，全世界大约有100多个全球城市，无论这些全球城市各自对全球大势的影响如何、各自发明新工具能力怎样，有一点是肯定的：就算是最小的全球城市，也能发明新工具、开发新市场。
全球城市的功能是人为的，制造的过程是复杂的、多面向的。它需要法律、会计、物流以及广泛的其他组成要素，例如依赖于国家和部门的不同投资文化。制造的过程不可能只在一个公司或一个实验室内完成。它需要围绕不同全球经济回路的节点。它需要来自不同国家、文化和知识背景的专业人士和经理集中在一个空间里互相学习，哪怕这种学习是无意的。这种过程构成独特的“城市知识资本”，只能在具有多样化知识和体验的城市中产生。
此外，对于制造全球城市特别关键一点，需要特定的基础设施与服务去保障高收入人才的最佳表现，即满足高收入人才工作与生活的一系列条件，例如低层次的办公任务和低收入的家政工作。在很多方面，高级员工的家成为公司平台的延伸。
全球城市：四个被忽视的命题
关于全球城市的讨论，有四个命题被忽视了。
首先，三个领先全球城市具有很大的差异。为了保证特定组合的知识经济的生产和供应，某些类型的城市变得高度炙手可热，并且几个关键城市功能各不相同。纽约、伦敦和东京在全球经济中具有各自特定的专业功能。简而言之，纽约是金融创新的硅谷；伦敦是最终的贸易中心，哪怕是来自最穷国的最小投资者也能找到市场；东京则是出口原始货币的中心（不是基于其他投机商品的金融衍生物计算利息的复杂金融工具）。最终这三个城市都发展出极端复杂的能力，但仍保持了各自的差异。
第二个被忽视的命题涉及到研究方法。城市并非核心的观察点。我主要关注电子通讯技术的兴起对金融和其他高级专业服务业的区位的影响。出卖可以打包为数据形式的专业知识的高级服务业是否能够在任何地方设立办公室？
1980年代数据清楚显示了一个让人目瞪口呆的增长曲线：专业服务日益集中在少数几个关键城市，偏离国内经济模式。纽约、伦敦和东京合计提供全球60-70%的金融和其他全球流动的专业服务。剩下的服务主要集中于巴黎、阿姆斯特丹、米兰、新加坡、香港等20个国际中心。
随着全球经济进一步全球化，全球城市数量持续增长。今天全球城市数量达到100个左右，它们的功能差异显著，其中某些全球城市可能只具备几个真正全球意义上的运作网络。
第三个被忽视的命题涉及日益增长的不平等。绅士化和建筑创新带来的城市视觉秩序，似乎反映了繁荣和改善，但这些城市升级是建立在日益增多的被驱逐的个人和家庭的基础之上。在中产阶级街区整洁立面的背后，制造了致贫的历史：儿女们不得不继续跟父母住在一起。今天，这已经成为重要主题，我在《驱逐》一书中作了分析。1980年代末，我观察到这一现象，指出全球城市功能之一就是攫取土地。
第四个命题涉及到建成环境——标准化的背后，我们并不清楚知道公司建筑究竟派作什么用场。早期，例如在1960年代，玻璃幕墙建筑的用途很清楚：主要用于办公，大部分的公司岗位为秘书和主管。但是，今天的公司建筑用途不再那么一目了然。大部分并不是常规工作。世界上全球城市里，都有一组标准建筑主导，导致一种认识，所有的全球城市变得千篇一律，互相竞争。于是公司们可以向城市政府要求各种利益和特权，否则它们就会离开该城市。
今天的办公建筑不再是秘书和主管为主，而是各种高级专家。例如，高盛的办公室一度有100多个物理学家。我们需要研究找出究竟在办公楼里完成了什么工作，不同类型的公司需要位于不同类型的城市。因而，全球城市并没有变得彼此相同，政府没必要为了争取公司落户而给予它们巨大优惠。
今天的难题：是谁拥有城市？
过去几年的发展趋势是国内和国际投资者大规模收购高端商业和居住地产。当然这不尽然是全新现象，早在1980年代，外国公司和政府已经在收购伦敦和纽约的地产。区别在于收购的规模、收购目的地的全球化以及收购地产并未充分使用，许多干脆空置。那么这些投资者所为何来？越来越多的城市在现在以及未来的全球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购买城市地产是为了城市空间的可得性。在城市中投资公司地产是看中全球城市功能的价值，或者说看中这些高级生产场所具有价值的必然结果。
来源：
国内外投资收购地产投资前35位城市（2014第3季度至2015第2季度）
与此同时，在城市这种复杂与不完整性中存在着让没有权力的人创造历史、社区经济和亚文化的可能。正如拉丁美洲城市里斗争的穷人提出的口号“我们也在这里(Estamos Presentes)”，我们在这里，我们不是要钱，不要恩惠，我们只是让你知道这也是我们的城市。无权力的人同样在这些城市里留下了文化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印迹。尽管大部分印迹限于社区，但最终这些印迹能以民族食物、音乐、治疗方法等形式传播到更广泛的城市范围。不过，今天这种创造历史和文化的可能性受到公司大规模再开发城市的威胁。
来源：
全球城市不是一个封闭的单元，而是处于跨界过程中的复杂区位。全球城市往往越过国家，直接与全球经济对话。部分城市早已具备这种能力，但是今天这种状况延伸到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城市以及城市内越来越多的经济部门。现在全球城市处在一个质变发展的阶段。国家作为社会过程和权力的容器正在打破，全球城市打开了跨越边界、连接地方空间的政治地理的可能。对于没有权力的人亦是如是。全球城市象征着在这些城市地方化的新型的跨国政治的形成以及全球公民社会形成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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