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读│后殖民郊区的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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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殖民郊区的治理

后殖民郊区的理论化，关键并不在于前殖民地的历史状况，而应该对城市主义研究的理论框架，即空间、社会和国家的固定分类进行批判。

Sources: 阿娜亚·罗伊著，罗翔译，后殖民郊区的治理，国际城市规划，2015，30（6）：14-17，http://www.upi-planning.org/Magazine/Issue_Content.aspx?ID=46353

ROY, A.. (2015). Governing the Postcolonial Suburbs. In P. HAMEL & R. KEIL (Eds.), Suburban Governance: A Global View (pp. 337–348).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Retrieved from http://www.jstor.org/stable/10.3138/j.ctt130jwct.22

Picture source: http://www.utppublishing.com/Suburban-Governance-A-Global-View.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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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读对译者赐稿深表感谢！

作者：阿娜亚•罗伊，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城市与区域规划系，全球贫困与实践特聘讲座教授，[e-mail]

译者：罗翔，上海市浦东新区规划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e-mail]

一

引言

最近，在加尔各答都市区的边缘地带，几千名寮居者（他们聚集在被称为“Nonadanga”的非正规住所）被强行驱逐。2009 年，飓风摧毁他们的村庄，流离失所者先被安置在铁路沿线，然后又被驱赶至现址。从那时起，这些窘迫的棚屋逼近中产阶层的聚居群落，二者仅仅被高速公路隔开，而寮居者大多成为建筑工人、佣人和农夫。上述驱逐行为，似乎是印度城市里司空见惯的现象，但还是引发了争议。毕竟，包括寮居者在内的大量城乡底层穷人，刚刚推翻了左翼阵线政府，民粹主义倾向的国大党重获政权。驱赶和掠夺城市周边的贫苦农民，是政治权衡中的关键问题，国大党承诺要从国家层面终结强占土地问题。选举后不到一年时间，发生在Nonadanga 的驱逐事件，昭示着新政府的土地掠夺开始了。而下驱逐令的主事人，正是当初将寮居者安置至此的官僚们，他们还时常向治下的居民额外课“税”。土地拆迁整理完毕，政府酝酿将其出让给做奢侈品零售业的私人开发商，租期99年。尽管土地出让尚未生效，我们依然可以说，上述驱逐行为显然动机可疑。

就Nonadanga本身而言，既不美观，也不重要，但这恰恰是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原因，通过这个案例，可以窥见大城市（比如加尔各答）空间生产和重构的现实逻辑。就这一论题，我有三点看法。

首先，Nonadanga 是一个鲜活的实例，代表了发展中国家城市边缘区形形色色的贫民窟和郊区。事实上，发生在美国的郊区贫困现象也表明，诸如此类的多元化景观，也会在发达国家出现，只不过没有那么极端激烈而已——如果都将其视为飞地看待，则二者之间的相似性就愈发明显。斯达维（Sidaway ，2007)提出，对 “飞地空间”研究的关注，可作为新的“发展（元）地理学"。飞地空间的错综复杂和矛盾多端，显得尤为重要，正是因此，卡尔德拉 (Caldeira，2000) 指出，隔离与民主之间难以契合，有人在抗议示威中赢得了政治认同，而他们同时也提出要采取隔离手段。

其次，发生驱逐事件的Nonadanga ，也印证了布伦纳 (Brenner ，2004)的看法，他将其理解为国家空间（state space）。周而复始上演的安置与驱逐、民粹化与现代化，此类空间策略显示出国家规制的地域弹性 (Roy，2003) 。当然，我广义地运用了“国家”一词，因为我对其两方面的内涵都抱有兴趣，一是国家力量，比如埃及军队参与管理和投资郊区土地；二是承担国家任务的非政府角色，比如真主党在贝鲁特南部郊区的影响力。若是遵循哈维（2005）从剥夺理论（dispossession）出发的资本积累分析框架来理解上述过程，也许，会造成误读。显然，存在着剥夺，但更是政治靠拢、地域重划和文化霸权，交织着社会与空间规制，正是伊克尔斯、哈默尔和凯尔(Ekers, Hamel, & Keil，2012) 所谓的“郊区治理（suburban governance）”。

最后，Nonadanga 也暴露出郊区治理的脆弱性。一方面，在政府发展规划下实施驱逐；另一方面，众多腾出来的空地散布在加尔各答都市区四周，每一宗地都承载着一个发展计划，水上乐园、 商业区、 科技园、生态城等等，却往往在实施前被摒弃。当然，在 Nonadanga，被驱逐并流离失所的人们，会组织和动员中产阶级参与、声援其斗争。这类社会动员的效果不可低估，因其显示出都市区扩张的争议性。霍尔斯顿 (Holston，2008) 研究了巴西圣保罗边缘区的自我建构（auto-constructed），他认为，正是来自和源于边缘空间，才有可能形成一种新型的城市公民权，即抗争型的公民权。

在本文的后续部分，我将围绕Nonadanga个案，更加详细地阐发上述三个关于郊区治理的问题。要特别指出的是，我尝试运用前景化（foregrounding）分析工具，改进对郊区治理的研究，包括规制、正名、非正规和政治社会等概念方法。与本文主旨密切相连的难题是，是否该规制模式为发展中国家城市所独有，换句话说，仅局限于对后殖民郊区——这里所谓的“后殖民郊区”，取其字面意义。但我同时也用该称谓来表征这一类型，经受反复淬炼验证的发展中国家城市经验，亦有可能引发对发达国家郊区概念的反思和重塑。提醒诸位注意，若考虑帝国主义发展历程和种族空间分布，北大西洋国家的郊区也应算作 (后) 殖民地。

二

郊区飞地: 区分的空间策略

在伊克尔斯、哈默尔和凯尔的郊区治理分析(Ekers, Hamel, & Keil，2012) 中，“私有化的威权主义治理（privatized authoritarian forms of governance）”正大行其道，他们注意到，门禁社区是表现形式之一。其衍生性和封闭性，对应着一类“空间治理”。在本文里，我尝试集中讨论治理的“区分”这一特定模式，并希望能举一反三、开拓思路。

门禁飞地是“住宅私有治理（residential private government）”的典型(McKenzie，2005)，但这也是娄(Low，2003) 提出的“新空间治理”。麦肯齐进一步辩论说，真正发挥作用的是“社会分化中，保护富裕群体的墙，是实体的墙，也是制度的墙，更是宗教的墙”(McKenzie，2005)。被不断强化的飞地，所产生的后果，便是特蕾莎·卡尔德 (Caldeira，2000) 所描述的“墙之城”、“不平等的空间”。

在以往的研究中，我曾讨论过作为“自由区（territorialization of freedom）”的飞地(AlSayyad & Roy，2006) 的疆域。鲍(Pow，2007)认为，上海的门禁社区应理解为一种新的私人秩序，“脱离了公共生活模式和强势的国家管控”。在更广泛的意义上，门禁社区为罗斯（Rose，1999）提供了辩论武器，挑战福柯的“自由权力（powers of freedom）”理论，后者认为，治理的方式即昭示着被治理者的自由。如此说，门禁社区是一种重要的工具，既是规则、也是主体，在个人自由与财产私有、政治独立与保护人权的交织互动中有条不紊地运行。

行文至此，有必要辨析澄清一下何为“飞地”。彼得·马尔库斯(Peter Marcuse，1997) 曾对隔都（ghetto）、堡垒（citadel）和飞地（enclave）三个概念进行界定。他认为，隔都是“被动的空间隔离的结果”，被主流社会排斥的贫民区；堡垒则是“占据社会主导地位的群体，为保护巩固其优越地位的产物”，飞地是“为促进成员福利而自发形成的空间集聚”。近来，“飞地城市主义（enclave urbanism）”的含义，较之马尔库斯的定义，少了些族群聚集的意思，更接近于弗里德曼和沃尔夫(Friedmann & Wolff，1982)最先使用的“堡垒”，他们引入该词来描述的空间，可服务于“君临城市的国际精英及其跟班们的特殊需求”。但正如马尔库斯(1997) 所指，“堡垒化的社区”早已遍地开花，不再局限于“全球的最高层次”。基于马尔库斯的辨析界定，我认为，“飞地”可用于命名体现区分的居住空间。

从飞地入手，研究区分的空间策略，一定绕不开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的典范工作。在布迪厄 (1979)看来，所谓“区分”，事关“品味判断（judgment of taste）”，是阶层力量的社会实践。它界定了“文化商品的经济性”，并由此产生“文化贵族”。区分的结果产生参差百态。“分层的体系，也是分异的体系，区分的角色，即可区别其不是什么、特别是异于其对立面，而社会认同恰恰源于被区分的界定和判断。”由此可知，飞地可理解为某种“生活方式的空间”，相应的，也是分化后的“社会空间”。在此，我稍微偏题，转向门禁社区的新近研究视野。比如，萨森（Sassen，2010) 赞同“从门禁社区向门禁城市的概念转变”，她认为，把注意力集中在非富即贵的门禁社区，也许可能错过了“穷人也在寻求保护空间”。但我认为，仅仅考虑如何保护居民，并不足以支撑起城市和郊区的飞地研究，必须要考虑区分。

通过审美手段来管控品味，居于布迪厄的区分思想的核心地位。鲍(Pow，2009) 分析了上海门禁社区的“丰裕美学”，他认为，这类美学蕴含着“门禁社区是城市美好生活的象征”，因此，成为“精英阶层的身份象征和社会地位”。正如鲍（2009）所言，“排他性的美学实践”，包括去政治化、生活方式、消费模式、追求视觉愉悦和高雅品味等。这类审美实践也被理解为规则形式，葛特纳(Ghertner，2011) 称之为“美治（rule by aesthetics）”，他分析了德里的空间生产(Ghertner，2010) ，认为有必要“拓展我们对于治理的认识，关注更加多样化的治理手段，特别是更富美感的，而不仅仅是严格计算的”。他还进一步指出，认为城市贫民也接受美学规范，“以此界定自己在不断演化的城市中的地位，以及构建其自身的宏大愿望。”鲍也提及了这种“对宏愿的惊鸿一瞥”(Pow，2007)：

有趣的是，我采访的很多城市贫民，说起来是反对住在门禁社区里的邻居们，但他们自己却怀着强烈的愿望，如果有一天发达了，也住进这类高档社区。在我采访的许多人，即便抱怨封闭社区带来的生活不便，但也普遍接受其存在，认为坐在里面的富人们理应拥有美丽、独特的生活环境，因为他们"买得起"。

正是如此，后殖民郊区通过区分模式和美学规范的文化秩序得以治理。

三

非正规性: 在贫民窟和郊区之间

华康德(Wacquant，2009) 把隔都视为族群封闭的空间，他认为该地域所承受的污名，多半由国家造成。飞地受区分政策的规制，也应视为受到国家影响，由地方实施国家战略或“放松治理的尝试”——借用杰米·派克（Jamie Peck）书中一章的标题。

在此，我要指出，非正规性是一种国家实施的特殊治理模式。虽然，非正规常被等同于贫穷，而我更倾向于将非正规作为一种空间生产模式。这个概念对我们理解后殖民郊区直接相关，可以说，后殖民郊区呈现出的丰富斑斓的景观，那些十分接近的贫民窟和郊区景观，正是城市的非正规性。

Nonadanga的故事表明，大都市区的边缘，是保值和贬值并存的空间组合，构成了爆发性积累、资本扩张、绅士化和人口迁移的故事。然而，Nonadanga 案例掩盖了一点，就是城市的非正规性存在着内在差异。城市主义的分野，并非取决于正规或非正规，而在于分形方式，内在的非正规空间生产。逐一分析全球诸多地方的都市区，可以发现非正规的城市化大量存在，有多少富裕的城市居民和郊区居民，就有多少居住在贫民窟和棚户区的穷人。而那些属于精英阶层的非正规形式，并不比棚户区更合法，只不过他们居高声自远，且掌控着基础设施、服务和法律资源，将自身标记为与贫民窟极大地不同而已。

把非正规视为一种治理模式，并进一步思考精英们的非正规性何以被合法化。显然，往往由国家来决定什么是非正规，什么又不是，从而允许精英们的“农庄”在德里周边存在，或者加尔各答郊区建起布尔乔亚式的“新城”，为了合法运作，将农地附属物和棚户区都归为非法并暴力拆除。事实上，国家本身也可以抽象为非正规的实体，尽管它经被认为运用有形的技术，实施现代国家治理。我曾经认为，制度规则也作用于城市的“空白处”(Roy，2003)。在加尔各答周边，体现得很明显，那些并未被中央控制、编户入册的土地，构成了国家与地方之间的弹性，并存着发展导向 (土地转为城市用途) 和民粹倾向 (维系佃农和寮居者的政治砝码) 。

我认为，被非正规模式（或放松治理）破坏的地方韧性，使得城市投机行为有机可乘、蠢蠢欲动 。为了详细描述世界级大城市的投机行为（常常发生在郊区），牵涉到大量对象，包括半官方机构、国际金融机构和中间商，古德曼(Goldman，2011)提醒我们，郊区是一种社会建构，而且是很脆弱的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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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边缘政治社会

郊区治理的脆弱性显而易见：古德曼强调了投机模式下的急剧破产；我也注意到规划的虚幻性，常常在实施前就被束之高阁；另有研究者指出坚持地方特性的抗争。比如，鲍(Pow，2009) 提及中国城市贫民的“细微的日常性抗议”，打破了飞地的“固有边界”。“入侵”行为包括故意破坏、涂鸦，也包括一些居民的日常行为，如在高档社区的装饰性大门上晾衣服，或在墙上喷漆家政服务广告。诸如此类“安静的日常式侵占”——借用拜亚特（Bayat，2000) 的话——使得门禁社区不可能真正成为飞地。事实上，鲍（Pow，2009) 也注意到，在上海，城市贫民将富人区视为对其所在领域的侵越，“因为高档封闭社区的存在，贫民们不得不绕远路”。

那么，我们如何审视边缘政治？帕萨·查特吉 (Partha Chatterjee，2004) 在其关于后殖民城市政治的著名文献中，辨析了“公民社会”和“政治社会”的区别。公民社会是布尔乔亚式，在印度的语境里，也是制度与习俗的竞技场域，仅有少数人能够承担公民责任。相形之下，政治社会仅是一群力量微弱、责任含糊不清的人扎堆掺合。查特吉写道，公民社会“仅限于少部分文化素质较高的公民，他们代表印度站在现代性的高地上……，但在实践中，政府机关必须接地气，和政治社会相连，才能延续其作为提供社会福祉的合法性”。在查特吉看来，“并行不悖”的实际运作方式和向政治社会妥协，就是这个国家最大多数人的政治：

尽管其法律地位含糊不清，半合法性（paralegal）并非跟不上现代性的节奏，这也是世上大多数宪政史的一部分。(Chatterjee，2004) 

跟随查特吉的思路，我们可以认为，郊区政治的性质，是上述的社会政治。然而，我已指出，查特吉辨析两种社会的分类方法，其合法性及规范性值得质疑。因此，霍尔斯顿(Holston，2008) 提到，巴西城市的特征之一，就是“介于合法与非法之间的不稳定关系”。似乎十分显而易见，城市贫民非正规或非法占用土地，很多城市的存在，也是通过滥用法律的结果，“在最富有和最贫穷的巴西家庭，都能找到强取豪夺来的土地”。霍尔斯顿认为，巴西城市的空间民主化是一个过程，城市贫民已经掌握法律来主张土地权利，“为了达到自身目的，他们继续滥用法律。”这就是他所说的公民背叛或边缘政治。

如果我们认为，后殖民郊区的政治就是政治型社会，那么，应该记住诸如半合法性的妥协也是一种常态。在巴西，这种半合法性已转移至城市贫民，在加尔各答的Nonadanga 案例里，半合法性再现了城市贫民的对于民粹主义政治体制的依赖。每个案例都是不同的郊区治理，但每一个都是鲜活的场景，包括财产、权力和公共利益的重塑。

五

后记：后殖民郊区

在这篇短文里，我运用后殖民郊区来标示发展中国家城市郊区。字面上理解后殖民，当然是因为有以前的殖民历史，而后殖民的第二层含义，在于对空间、社会和国家的固定分类的批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研究者将北大西洋城市也归为后殖民郊区。比如，德拉福卡德(De Laforcade，2006) 紧跟斯托瓦尔(Stovall，2003) 提出，法国城市郊区也应当视为作为后殖民郊区，涉及空间的“身份、 国籍和排斥”等属性，均需要重新界定。更大的挑战来自纳亚克（ Nayak ，2010)，他把英国郊区也视为后殖民郊区，质疑所谓白种人世界(landscapes of whiteness),从而彻底颠覆了“种族地理学”一说。这是去中心化的城市（郊区）理论，不仅融合了全球城市主义，也顺应了全球性的地缘政治，同时这也是在描绘全球郊区主义的图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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