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师，你收家长微信红包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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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城国际学校 | 南明教育旗下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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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全民抢红包的时代，也给教育领域出了一道难题：如果家长给老师发微信红包（这几乎是一定会发生的），那么，老师怎么办？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叫《做老师，我们不收礼》，里面提到了不得收受家长的微信红包，但是今年春节，学校老师真的没有人收家长的微信红包吗？我觉得不太可能，几乎无法避免。从管理上讲，收微信红包很难监督，但并非没有办法。例如，我可以通过家长信、家长会，以及国旗下讲话向家长和学生不断地宣传学校的纪律，以增加个别违规收受红包的老师的道德压力和道德风险，而且接下来每逢重要节日，也一定会如是提醒，但比明令禁止更重要的，仍然是对微信红包这种新生事物进入家校关系之中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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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红包从几分几毛钱到两百元不等，它进入到家校关系中，给我们带来了一个新课题：如果老师收了家长的微信红包，这是什么行为？很难说是行贿行为，特别在家校关系良好的班级，难道不可能是朋友之间的红包游戏，图个热闹？
也就是说，它处于一个见仁见智的灰色地带。
因此，除非有明显特征或因果关系表明是家长用红包换取利益，一般情况下，很难用接受家长贿赂来定义它。然后，如果在一间教室里，形成了送红包的风气，彼此间心照不宣，那么，恐怕就是一个严重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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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度，学校对于某些灰色地带的行为是默许的。
从一个方面来说，这是一种中国式的“人性化管理”，即考虑到老师收入低，可以稍有弥补。这虽然是一个难以启齿的理由，但事实上这种逻辑和行为是存在着的。
但只要我们想重新塑造更文明的学校文化，就必须向各种潜规则说“不”。
南明教育宣称“教师第一”，而“教师第一”的首要内容，就是尽可能地增加老师的收入。但这应该是凭自己劳动所得的合法收入，是让老师感觉到骄傲和尊严的收入，而不应该是灰色收入。
我们可以涨学费以增加工资，只要我们的进步配得上。但不能以另外的方式让家长额外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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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讲，不收受红包，以及拒绝各种潜规则，包括有偿补课等行为，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南明教育旗下学校，每个老师都应该尽可能地树立自己的个人品牌。
哪怕收了红包，只要把孩子教好了，家长照样感激你，而多半并不在乎那点额外的付出。但是，如果你向潜规则说不，同样把孩子教好了，你收获的则不仅仅是感激，还包括尊敬。而当一批批家长向你表示感激和尊敬时，你的个人品牌就树立起来了。并且，随着你的职业发展的逐渐成熟，将益发拥有更高的乃至卓越的价值。
品牌这张超级信用卡，也将意味着更高的个人收益，远不是红包可以比拟的。
相反，每一次收受红包，都是有意无意间在降低自己的个人品牌。很多时候，一个人的平庸、贪婪，就是这样一次次练就的。
在微信刚兴起的这几年，收红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应该逐渐去理解红包的性质，并通过反思不断地重新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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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今天忽然有了这篇文章，是因为我在我们一个老师群里也抢了1.83元的红包，当时觉得大家一起抢红包很快乐，后来就觉得什么地方不对劲……我想，依照南明教育的文化，领导可以向同事送礼或请客吃饭，但不能反之。就是说，我可以发红包给老师，一点事也没有，就是大家一起乐乐，但是同事不可以发红包给我，哪怕几块钱几毛钱。
我一直在追问自己：毕竟是春节，这样思考问题，是不是太没有人情味了？
但是最终我明白，思考问题，不能给自己太多辩护。且不说所有文明的社会中，关于礼物问题几乎都有严苛的不近人情的规定，哪怕在中国，甚至在私企，卓越的企业，也常常有苛刻的要求。例如，华为的总裁任正非出差住宾馆，报销费用时，被会计查出连同洗衣费一同报销了，最终也退还了洗衣费用，这就是规则，连任正非这样神一样的人物，华为的创建者也不能例外。
所以早晨，我又退还了红包，哪怕引起尴尬或不理解也没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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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本校(新港实验学校)老师收受家长红包（同事之间则全无关系）的现象，除极少数有明显行贿行为的，或家长们普遍送红包成为习惯的现象之外，通常我都抱以宽容的态度，不会耿耿于怀地追究，而更愿意交行老师们去自由裁决。即，除非明显认定带有行贿嫌疑，否则就认为属于私人领域的行为。
我相信，越来越多的老师会开始反思这个问题，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去自觉地树立品牌意识，以此赢得尊严和相应的收益。
我也相信，越来越多的家长，会在发红包的时候，上面留下类似这样的话：“捐赠班级图书角。”这是向老师表达信任和支持的一种重要方式，“幼吾幼及人之幼”。这样，我们不只是在贡献一个班级，一所学校，同样也是在为一个更自由、更文明、更彼此关爱的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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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在说，担任校长一学期以来，我也犯过许多错误，并不见得就比老师们道德更高尚。
但团队是什么？
团队是大家有着共同的愿景，在行走的过程中，不断地相互提醒，相互启发，相互激励，最终使团队有一个更美好的未来，而我们也分享由此而来的荣耀与利益。
再举个例子。
我的公众号开启了打赏功能。实际上，最初设计时就是一个游戏，而且当时暗下决心，打赏获得的收益，将全部用于我个人的公益行为（包括公益行动开支以及捐赠，我认为这应该是现代公民的一种日常行为）。但我一直没有公开说过赏金的用途，因为不想自我标榜，公益应该是一种静悄悄的个人行为。
不过，朋友提出了这个问题，让我考虑到了打赏这一设置可能引发的问题。
只要我还在校长或总校长这一岗位上，还没有脱离团队成为身份上的“自由人”（或退休），那么，打赏就有可能成为一个“漏洞”。所以，我要么取消打赏，要么使之真正地只具有象征意义。几乎无须慎重思考，我就将打赏金额统一设置为“1元”。没有取消打赏唯一的原因，是打赏本身是对文章的一种反馈。
就是说，我也是在不断的自我反思中曲折前行，而这种反思，也有赖于同伴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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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包虽小，但带来的思考并不见得小。
对任何新现象的涌现，不进行反思并审慎地抉择，我们就会不自觉地成为欲望的奴隶，本能的奴隶，从而让所谓的文化，所谓的自由成为幌子。
人是什么？人就是他走过的道路的总和。而所谓的文化，就是贯穿其中的自觉的一致性。我知道，永远不可能所有的人都达成一种文化自觉，但我同样知道，愿意走上这条路的人，其实比想象中要多得多。
只是一个人往往很难做到，需要一群人一起行走。
我深信，这是幸福之道，也是自由之道。
2016年2月9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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