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中营六记（五）羁鸟记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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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积极乐观的人，不管碰到什么样的情况都能随遇而安——开心地过一天是一天，不开心地过一天也是一天，那为什么不让自己开开心心过呢？
即便被关进集中营，我也会将之视为一次际遇、一场修行，一个对印度司法体系进行深入调查的天赐良机。
可我已不再是过去那个独行无忌的天涯浪子，虽然我自己身处龙潭虎穴亦不足为惧，然而家中的妻儿却让我放心不下。说实话我一点都不担心自己，我只担心习惯了被我照顾得无微不至的老婆儿子要怎么办。自打我儿子出生之后，我只跟他分开过一天——我去金奈移民局自投罗网的那天。
我常想，假如抓我的警察多给我在家里呆一晚，哪怕只是一晚，让我可以安顿好家中的各项事务，至少也能走得稍微安心点。
突然毫无预兆地将我从原来的生活中拖离了出来，对我来说就好像一列正在行驶的火车突然被推离了轨道，对我太太来说则好像房间里的空气突然被抽走了。
我在前往集中营路上的时候，我太太发消息来问我，冰箱的猪肉要怎么办？我说这是我从冷冻室里拿下来解冻，准备明天绞了肉馅做包子吃。
一阵默然。我太太发来一个委屈难过的表情。
警察上门来带走我的时候，我已经泡好了黑木耳，原本打算晚饭只需要热一下鸡汤，把木耳和粉丝加到鸡汤里。等她问起我黑木耳要怎么办的时候已经过了好几天，我怕泡发了太久的黑木耳有毒让她扔掉了。
那天早上我还买了条鱼，清理好了之后就扔在了冰箱里还没来得及切，按照惯常的做法我都会把鱼肉单独剔下来给馒头吃，鱼头鱼骨架烧汤或者干煎。我太太看着那条鱼不知所措，因为她这辈子都从没处理过鲜鱼。我那天最后悔的事情，就是应该走之前把鱼肉剔下来分盘装好，这样一来至少后面几天，馒头吃的辅食鱼肉就不用愁了。
平时我都会这样把鱼肉剔下来留给馒头
有人可能觉得我太太怎么什么都不会，一来印度人由于宗教关系他们通常不会自己处理生肉，就好像杀鸡对我们父母辈来讲是一个基本技能，但现在许多中国年轻人已经不知道要怎么自己杀鸡了；二来很多中餐料理方面的常识，对她来讲都很陌生，就好像即便香料放在你跟前，你也不知道要怎么做印度咖哩；三来她跟我生活在一起的日子里也确实从来没有机会让她实践，五指不沾阳春水。
我被抓走的第二天，刚好是馒头满九个月的生日，我太太之前还想着要庆祝一下，她说要买蛋糕请给邻居们吃；我被抓走的第二个星期，便是中秋节，我之前想着，中秋节要搞点好吃的，再跟国内聚餐的家人们通个视频，甚至还曾考虑是不是要尝试一下在家自己做鲜肉月饼；10月22号，是我们结婚三周年的纪念日，我太太本来跟我念叨着说想要那天去这边城里的五星级酒店住一晚，她好想去游泳池里游个泳，然后在大浴缸里泡个澡，早上醒来吃个自助餐……
馒头九个月生日的那天，我太太在焦虑不安中度过；中秋节那天，我身在集中营里，吃过晚饭后在院子里洗碗的时候，看着一轮明月从高墙上的电网后升起，思念着咫尺天涯外的家人。那时我已知道自己短时间内肯定是出不去的，每日晨昏望着月亮圆了又缺，缺了又圆。由于纬度的关系，南印度这边的弦月跟地面几乎没有角度，像碗一样平平地挂在天空中，所以我怎么都不可能将这里错当成故乡。三个多月里我前前后后看了四次月圆四遍盈亏，那一刻真是应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尽管这些诗句我们从小就会背，却只有等到真正历尽了人间的悲欢离合，才会为月亮的阴晴圆缺而泪目。
9月21号的月亮
10月20号的月亮
11月19号的月亮
杨绛先生曾说过这样一段话：
在28岁以前，我读过一些书；28岁以后，我走过一些路——结果便有些朋友抬举我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但我想，我恐怕是从36岁跟我太太结婚之后才开始了解人生的，因为从那时起我才真正担当起了一个家庭的责任，不再像以前那样放浪不羁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后来馒头出生的时候，我能感觉到自己身上某一部分被永远地改变了，就好像开车时把安全带“咔嗒”一下塞进锁扣那样的改变。很多书上的道理，我原本以为自己早就懂了；经历了这次与家人的离散，才发现自己以前并不是真懂。
话说被带走的第二天，也就是与护戒小队共度完良宵的那天早上，我正在车上准备要去医院做体检，接到了我太太的电话，她告诉我说：爸爸，馒头一早就在到处找你。
一时无语凝噎。听到这话的时候，我的心就好像把滚烫的开水倒入冰冷的玻璃杯时那样啪的一声碎了，傻傻地沉默，一句话都不敢说，我知道自己一开口泪水必定会像大坝决堤一般奔涌而出。
有了孩子以后，平时我太太跟馒头睡在装了儿童护栏的大床上，我夜里爬进爬出动静太大怕影响馒头睡觉，便睡在另外一个房间。早上我跟馒头醒得早，他醒来之后有时候会自己玩，有时候会去吵妈妈。为了让我太太多睡会儿，馒头醒后我就会把他从大床的护栏里抱出来，由我来带他一两个小时。因此他知道每天早上会有个人抱他到外面玩，会扶站在护栏边上等我，一看到我出现便手舞足蹈；可他并不知道，在他满九个月的那天起，那个人来不了了……
后来好几次，当四下无人之时，我回想起馒头清晨扶着护栏张望的样子，便鼻子一酸，止不住地落下泪来。
每当我出现在床边，馒头都会扶着栏杆站起来求抱抱
我过去一直都自认是个铁石心肠的人，而如今我的软肋是如此显而易见，人大概都是这样成长起来的吧。
原本我们家中的大小家务全由我一手包办，我太太唯一的任务就是带娃，而如今她不得不肩负起了全部的重担。这场突如其来的变故本已让她心烦意乱，同时还要照顾一个不满周岁的孩子更是让她焦头烂额。
独自带娃的辛苦，但凡做过母亲的人一定都了解。我儿子又是个不省心的主儿，只要醒着便一刻消停不下来，大动作发育得特别早，我被关进集中营之后没几天便开始了蹒跚学步，很快就会走会跑，却对世界潜藏的危险一无所知。再加上孩子在这个月龄正是粘人的时候，一分钟都离不了人。
我刚被抓走的头几天，给我们楼道做清洁的阿姨的小女儿会过来帮忙搭把手。那个清洁阿姨说是阿姨，其实年纪还没有我大，才38岁，可看起来就像50岁的人。她的女儿一个19岁一个17岁，连着生了2个女儿对这样的印度穷人家庭是一种诅咒，父母要用一辈子去准备女儿的嫁妆，同时在社区里面也会抬不起头。
清洁阿姨的老公没有固定工作，靠打零工挣点日薪；大的那个女儿已经在外面开始打工了，每个月8500卢比的薪水，比我集中营里的“工资”高不了多少。由于她们家里条件特别困难，之前我们帮她小女儿交过考试的费用。小女儿还在上学，不过那段时间印度没有完全复课，学校通过线上教学，因此她可以有空来我们家。
带孩子这种事情，别说是多双手了，哪怕只是多双眼睛都能轻松很多。小女儿在的时候，至少我太太能够腾出手去做其他家务，否则的话连做饭都很困难。
想不到没过几天，馒头居然发了水痘。这娃各方面发育得都快，水痘也比人家要早那么多。由于水痘具有传染性，因此也就不大方便让别人到家来帮忙了。而等到馒头的水痘好了之后，印度政府宣布10月份学校开学复课，小女儿得去上学，便没法儿再来帮忙了。左邻右里并不是没有其他可以来帮忙的人，但问题在于其他那些家庭主妇都不会说英语，沟通有困难，平时交流只能瞎比划尬聊；再加上她们整天在外头跑进跑出有传染新冠的风险，因此我太太也不大想要她们过来。
我太太这个人吧，自尊心特别强。如果她愿意把自己的困难说出来，其实是能够找得到其他人帮忙的。我说你至少告诉拉达克的家里人，就算你妈没空，那么多亲戚里面总有有空的。找个亲戚过来这里住在我们家，我们给她买机票、包她食宿，就算给她点钱也没关系，多双眼睛多双手，毕竟你可以轻松得多。
我曾好几次劝我太太至少把这件事告诉她爸爸，说不定她爸能帮得上忙，就算帮不上忙他做了那么多年警察的经验也能帮我们分析很多问题。但我太太当时固执地认为，她爸作为区区一名县公安局长，显然无力对省级行政命令产生影响；更别提这个县相当于在新疆，而这个省则在东南沿海。
归根结底，是因为我太太不愿意我们这样的情况成为别人议论的话题，甚至连附近的左邻右舍都要瞒着。后来眼看我回不了家了，她就告诉邻居我已经从集中营去了德里，后来索性躲着那些邻居。
我太太成长于拉达克传统的农耕文化社区中，整个社区里大家都彼此认识，也会彼此议论，因此非常在乎别人对自己的看法，有着一种原始朴素的攀比心和嫉妒心，只愿让别人看到光鲜的那一面。尽管背井离乡的游子大抵都有着报喜不报忧的共性，但那通常是为了不让家人产生无用的担忧，而我太太则更多是因为在乎社区的声名，这种声名不光关系到她个人，更关系到她整个家族。我太太虽然并不拜金，平时也十分勤俭节约，但如果让她选的话，她应该会选择“宁在宝马车里面哭，不在自行车后面笑”——印度的面子文化根深蒂固使然。毕竟坐在宝马车里的人不可能哭一辈子，坐在自行车后也不可能笑一辈子。
由是之故，她从始至终都故作坚强，在家人面前强颜欢笑，内心的崩溃只有自己知道。
因为有娃的缘故，我们家里装着智能摄像头，我在手机上登陆了APP在集中营里也能看。有几天我发现摄像头一直是离线状态，问我太太是怎么回事。她说因为我哭得太多，不想让你看见。
我知道她一个人哭过，但没想到她每天以泪洗面。我当即下定决心——不管怎么样都要让一家人在一起。
想想很讽刺，印度政府觉得他们惩罚了中国人，受苦却是印度公民。我在集中营里坐牢，我太太在家里坐牢，有馒头这个小拖油瓶在，哪都去不了。我在这边每天过得还挺充实的，每天都有各种事情可做，随时能找到说话的人，保持着自己的学习和进步；可她的身边只有一个还完全不懂事的孩子，每晚馒头入睡后她一个人守着空房，随之而来的是无比的空虚和孤独，所能做的唯有尽可能多开几盏灯来驱散黑暗。她告诉我说，这种心里空空荡荡的感觉，是她这辈子都从来没有体验过的，不知道要如何用语言形容。我毫不怀疑她承受的压力和面临的挑战比我要大得多，她有时一天要打十几次电话给我，我所承受的压力更多是来自于她的焦虑恐慌等各种负面情绪。当时的她显然非常需要心理疏导，我一个身在集中营里的人不得不很努力地安慰她这个身在家里的人。
当我叫她不要担心的时候，她会反问我：
“你真的不担心吗？”
“不担心，有什么好担心的？”
“你是真的不担心还是在我面前假装不担心？”
“我是真的不担心。如果一件事情能够被解决，那为什么要担心呢？如果一件事情只能听天由命，那担心又有什么用呢？与其担心，不如想好对策。”
然而她，仍然总是经常无法自控地杞人忧天，这恐怕是性格使然，而我只好引导她往好的方面去想：
“你想啊，我们现在至少还能打电话，如果我是在监狱里连电话都打不了怎么办呢？我们一家至少都还平安无事活得好好的，你想想那些家里人生病、出车祸的家庭，他们要怎么办呢？跟这些人相比我们真的很幸运了，情况完全可能更糟糕……”
听我这样说，她才稍微想开点。
我太太完全可以用“涉世未深”这个词来形容，她从小到大没有受过什么挫折，甚至都没有正儿八经失恋过。过去在家靠父母，仗着老爸是警察，在拉达克那边十里八乡都享有各种便利和特权；出嫁之后就靠上了我这个老公，心理素质和抗压能力从未经受过锻炼，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我一贯相信世间之事福祸相依，一切经历都有其价值和意义，苦难能够成为人生的历练和滋养，杀不死我的都会让我变得更强大——所以有时候我会想，虽然这段日子对我太太来说很煎熬，但让她经历这么一趟对她其实有好处，能帮助她成长。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她自己的选择，她放弃了向家人和朋友求助，自己默默承受这一切。
她跟我说她现在好佩服我们家附近卖牛奶的阿姨，那个阿姨每个月拿着6000卢比的工资，独自拉扯2个孩子。我太太现在只要照顾一个孩子就被搞得焦头烂额，而且她至少不用上班不用担心经济问题。她难以想象那个卖牛奶的阿姨得要有多么坚强和乐观，才能一个人挑起这样的生活重担。
我很想告诉她，其实这才是生活的现实，舒适安逸的生活只是因为有人替你负重前行。
我太太这样长不大的人是幸运的，一直以来都有人在保护着她，替她负重前行；但她也是不幸的，她过去从来没有机会见识过真实的世界。除非她能被这样保护一辈子，永远不需要自己去面对和解决困难，否则一旦坠落到了残酷的现实中，她的脆弱无助就会暴露无遗。
我被关在集中营里的这几个月，我太太生平第一次被迫“直面惨淡的人生”，这对她而言就像经历了一场噩梦。按照佛家之言，我们感受到的人生、世界本就是如露如电的梦幻泡影。我得承认，被关在集中营的时候，会觉得原来的生活就像一个梦；离开了集中营之后，又会觉得集中营里的生活好像一个梦……正因如此，我明白当下所经历的一切悲欢，早晚都将成为过眼云烟，又何必执着于一时得失呢？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我太太却有不同的想法，她是藏传佛教徒，藏传佛教和印度教一样深信业力（Karma，即业报），相信好的坏的境遇都是业力的结果。比方说她相信她会嫁给我是因为她前世做了很多好事；这次所经历的磨难，她也认为是业力的注定。然而她的修行还远未能理解“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业力用因果逻辑解释了“为什么”，除了教人接受与认命之外，并没有告诉她该“怎么办”……知道了“为什么”并没有让她更好受些，还是一样的患得患失。
比方说在这次的事情中，一点好消息就会让她盲目乐观，一点坏消息又会让她盲目悲观，情绪经历了好几次大起大落。
在一开始寻求自救的过程中，我们也不知道邦政府和移民局哪个才有权力把我放出来，直到后来才知道真正下命令的是内政部。
我太太起初很努力地尝试联系各种政府部门进行沟通，沟通固然很重要，但同印度人的沟通往往也很无效。印度的政府部门有个特点：同一个事情你去问不同的人，甚至同一个事情你在不同的时间问同一个人，他们都会给你不同的说法。在没有落实到纸面上之前，所有的说法都可以变来变去。这一来因为印度对官员没有追责制，他们不需要对自己讲过的话负责，说完可以赖账；二来南亚人的性格本身就热衷于夸夸其谈，满嘴跑火车。印度人充分诠释了“轻诺必寡信”这个成语，什么事儿都张口就来，我们明知道他可能在瞎说，可问题在于你信也不是，不信也不是，顶多只能作为参考。
话说我在被关进集中营之后的第2天就拿到了新的离境许可，离境许可是根据我当时订购的11月1号回国的机票给的，有效期到11月2号。于是我太太打电话给了邦政府，跟对方讲了我们的情况，接电话的人很客气，他说既然我已经拿到了离境许可，照道理就是可以合法居留的，这里面应该是有误会。但邦政府又说我是移民局抓的人，他们没有权力把我放出来，答应我太太会写一封情况说明信给移民局，让她耐心等两天。
这件事让我太太很振奋，觉得我不日即可归家。邦政府究竟有没有写那封信我不知道，可以确定的是就算他们写了也没有起到任何积极正面的作用——确切地说他们既没有权力也没有能力干预。
由于缺乏中央集权，印度的不同政府部门之间配合程度非常差，都是自己管自己做事，非但互相不买账，有时候一些具有竞争关系的部门之间还会相互使绊子。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在地方政府和中央政府之间，就连高院的命令在地方上也常常得不到执行，因此行政效率低下以及相互扯皮等情况，在印度很普遍。
就好像我的这件事情，邦政府说是移民局管的，移民局又说是中央政府部门的指示……中央政府部门那么多，谁知道该去找谁？在这种普遍对中国人存在敌视和恐惧的大背景下，既然已经被印度人关在了笼子里，那也就只好被他们耍。
自打疫情开始以来，形势和政策几乎天天在变，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9月24号那天出现了两个新情况，一是印度政府宣布即将开放旅游电子签证，但没有公布具体的细节；二是我之前订的11月1号回中国的机票被取消了。
对于关在集中营里的我来讲，当时觉得机票被取消反而是一件好事，我可不想在里面呆到11月份，来这地方体验个一两星期生活也就够了，能早点出去就出去吧。
结合了印度即将开放签证的消息，于是我当时决定了去尼泊尔。
为什么去尼泊尔而不是回国呢？我一开始是这样考量的：由于我老婆没签证、孩子太小，没法跟我一起回国，我回国的唯一事由，只是为了在中国申请新的印度签证再回到印度来，除此之外我并没有非要回国的理由。如果说印度开放电子签证的话，那我岂不就有可能直接在尼泊尔申请到新的印度签证然后再回印度？这样要比回国省时省力省钱得多。
不过印度政府很快就披露了更多关于发放印度签证的信息——新签证只发放给那些为印度公民提供签证便利的国家，中国显然不在此列。但这也意味着，在中国对印度公民开放中国签证之前，我就算回国也大概率是拿不到印度签证的；而按照我的估计，在中国完全开放国门之前，恐怕都不会对印度公民开放签证。这就更坚定了我不回中国的想法——假如我独自回到中国，那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跟妻儿团聚了；如果去第三国的话，反倒是更有希望。
无论如何，一家人在一起是最重要的。于是我考虑起了另一个可能性：我们全家在尼泊尔团聚。
按照我的想法，我可以先去尼泊尔，尼泊尔跟中国的关系比较好，在当地找个中介将旅游签证转换成商务签或者学生签的可能性还是很高的。假如有了尼泊尔的长期签证，在疫情结束之前，我们全家不妨先定居在尼泊尔。印度和尼泊尔之间是开放边界，我太太作为印度公民不需要护照和签证就能在尼泊尔居留；我儿子有印度的出生证，也可以暂时在尼泊尔冒充一下印度公民，谁会去调查这么小的小孩呢？
我是个惯于漂泊四海的人，过去一个人的时候，家对我而言就像一个工作的场所，在哪里都无所谓；如今有了妻儿之后，依然觉得家安在哪里不重要，简陋或豪华也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一家人能够整整齐齐在一起。只要跟家人在一起，无论是定居在南印度还是尼泊尔还是中国，都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中印的政治博弈导致了这样一种荒诞的局面：印度的家容不下我，中国的家容不下我太太，可难道天下之大还会无处容身吗？生活在两个大国的夹缝之中固然抉择有限举步维艰，但只要能够跳出这个夹缝，顿时海阔天空。
于是我们就开始兴冲冲地制定起了举家搬去尼泊尔的计划——我先过去落脚，搞好签证租好房子之后，再让我太太和馒头过来。当然，也不能排除还有一种可能性——我拿不到尼泊尔的长期签证，只能用旅游签证在那里呆90天。如果真那样的话，也只好认命了，到时候再作其它打算，毕竟谁知道三个月后世界又会变成什么样呢？
定下了计划之后，首先要搞定的就是尼泊尔签证。
很多这两年没有出国的人可能不知道，疫情开始之后许多原来可以落地签的国家都暂停了落地签政策；不过随着全球疫情的缓和，一些国家又陆陆续续有条件开放了落地签，尤其是那些依赖旅游业的国家。
尼泊尔便是开放得比较早的国家，从2021年9月份开始持有疫苗接种证明的话可以办理落地签，入境后也不需要隔离。
我是印度第一批接种疫苗的，4月初就完成了两剂疫苗的接种，也正是由于我接种得太早了，当时并没有拿到接种证明，因此我需要提前办好尼泊尔的贴纸签证。办理尼泊尔签证很容易，填好在线的签证申请表格将护照等材料送去尼泊尔大使馆一天就能出签，并不需要本人前往，且中国公民免签证费。
由于我的护照带在身上，9月28号那天我的太太和基友为此开车来了一趟集中营取护照，顺便帮我送来了一大堆补给品。我刚进集中营的时候就跟阿茂说：假如一个星期内我出不去，那么我多半得在这儿呆一个月。彼时我已在集中营里关了两个星期，必须为接下去的持久战做好准备，来自家中的补给可以大幅提高生活质量。有了床单枕头这些东西，我才感觉自己睡上了一个真正的觉；而运动鞋和跳绳让我又能开始有氧训练。
他们过来一趟十分辛苦，从我家到集中营220公里要开5个小时。由于带着馒头不方便在外面过夜，他们计划当天往返，早上5点便出发了，10点多到了集中营。
我前面说过集中营的第一道和第二道铁门之间是办公室行政区，会客的地方则在第二道和第三道铁门之间，探访时间为朝九晚五。据说在疫情之前，访客能进入到集中营里面，牢房门一关还能过个夫妻生活啥的；我在这边的时候，只见到有小孩子进来过，夫妻生活是别想了。
虽然伊利安的越狱进一步导致了这边管理的严格，但探视的时候依然完全有机会把一些东西夹带进来——看守只是粗糙地检查了一下我太太带给我的两个纸箱，并不会搜查随身物品；会面的时候也没看守在边上盯梢，只要不是太大的东西很容易就能夹带进来。我让我太太把我自己的电话卡带给了我以便接收各种验证码，见面了才发现她其实完全可以把我原来的手机带给我，往裤兜里一塞就行了。
那时馒头的水痘差不多已经好了，脸上还有最后一两个血痂没有脱落。作为一个不到10个月大的孩子，依然跟我走时一样懵懂无知，见到了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表现。我心想，如果我现在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他大概完全不会记得曾有这样一个爸爸；而假如我跟他分隔一年半载的话，再见的时候恐怕都不会认得我。
我之前在那篇《【印度日记】疫苗有时，归期无期——印度疫苗接种记》文章里提到过一位娶了藏南媳妇的兄弟，他2020年6月回国的时候，孩子只有七八个月大；2021年7月他好不容易拿到签证回到印度时，孩子走路已经走得很好，却并不认识他——虽然现在的通讯极为便利，可视频通话毕竟替代不了膝下的承欢……这样的事情在疫情期间十分常见，但我绝不希望也发生在我们身上。
我太太在探视我的时候反而显得有些拘束，该说的早已在电话上聊过。看到集中营的环境让我太太颇感焦虑，有些坐立难安。
倒是我基友过来比较有用一些，他能用泰米尔语直接与当地人沟通，在跟办公室里一个Q Branch的小领导聊了之后，获得了一些信息。
那个小领导说这个集中营只是一个负责拘押的地方，这里面关着的有些是法院的人，有些是CCB（Central Crime Branch）的人，有些是Q Branch的人，构成很复杂。而我则属于金奈移民局的人，我是他们抓进来的人，所以只有他们能放我，建议我们直接去找移民局谈。
我基友之前也尝试过给移民局打电话，他没有我太太那种坚持不懈死缠烂打的精神，几次打不通便放弃了。尽管他已经跟邦政府秘书聊过，但他还是很希望能跟移民局官员面对面交谈，以便能够搞清楚他们真实的想法。于是离开集中营之后，他们临时决定改变计划，直接从崔奇驱车5个小时杀去了金奈，到移民局讨一个说法。
此行金奈一路食宿交通种种这里就不赘述了，他们这趟对移民局的突袭却并不顺利，移民局官员拒不接待他们，理由是没有预约过——毫无疑问这只是移民局的刁难，或许是由于之前我太太在电话上跟他们争执过。
然而我太太也不是一个那么容易放弃的人，她打出一手苦情牌，抱着馒头在移民局的前台哭着要求见这里的负责人。移民局里面有一个小官员心生恻隐，给她指了条路，教她赶紧在手机上现写一个邮件预约。
提交了预约之后是无尽的等待，从早上10点一直等到下午5点，最后在他们临下班之前，才终于见到了这里的负责人。我太太试图解释和说明，然而那个负责人却粗暴地打断了她，根本不允许她说话，只让她把一切都写在纸上之后便打发她走了。没人知道他后来究竟有没有看过这张纸，可以确定的是他们那次移民局之行无功而返。
那天移民局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我是过了很久才知道的，我基友由于等在外面，对当天的事情也是一头雾水。而我太太从移民局回来之后就陷入了抑郁，整个人十分消沉，什么都不肯说。对她来说这无疑是一段黑暗、丢人、永远不想再提起的挫败。
我太太那天的经历虽然我不曾亲见，她也不愿多说，但大抵可以通过《秋菊打官司》这部电影来猜想：一个失去了依靠的女人带着九个月大的孩子坐了10个小时的车上访，想要为自己男人讨个说法，却在无情的官僚那里碰了一鼻子的灰。
那几天大概是我太太一生当中最黑暗的日子，后来让她终于渐渐振作起来，正是因为后来着手落实去尼泊尔的计划。
我并不完全确定自己能不能去尼泊尔。印度政府拘捕我的那个命令上写的是把我关在集中营里直到我离境为止，并没有限制我去哪里。但皮特却说我只能够回中国，这里的人是不允许去第三国的，要走遣返流程。
我有点不信邪，觉得自己跟他们这些有案件的人不一样，他们的护照都早就被警察收走了；而我有护照和离境许可，应该只要离境就行了，离开印度他们凭啥管我去哪儿？我那会儿忘了印度是一个“三不讲”国家——不讲逻辑，不讲信用，不讲道理。
出于保险起见，在东航航班被取消之后，我就写过邮件给了移民局，出示了航班取消的证明，问他们我是否能够改买去尼泊尔的机票离境。移民局的回复既没说可以也没说不可以，只是说让我申请新的离境许可。
我们把这一回复当做了移民局的默许，考虑到把我护照寄到德里去办完签证再寄回来需要时间，移民局批复离境许可也需要时间，因此我们订的是两个星期后的10月18号去尼泊尔的机票。
确定了去尼泊尔之后的那几天是很令人振奋的——开始倒计时离开集中营的日子，忙着联系尼泊尔的朋友，在爱彼迎上查找可以长租的房源，讨论究竟是要定居在加德满都还是博卡拉，盘算着去EBC徒步，幻想着接下去在尼泊尔的美好生活……
举家搬迁到尼泊尔听起来很麻烦，然而我算了一下，就算在尼泊尔把各种家具电器都重新添置一遍，也花不了一张回国机票的钱。尼泊尔不但生活成本低廉，更重要的是从中印两国过去都相对方便，定居好了之后有可能的话甚至可以让我父母也过来，毕竟他们到现在都没有抱过孙子。只要签证等各方面允许的话，让我在尼泊尔呆个一两年也没什么问题，可以继续进行大喜马拉雅项目和南亚社会的研究。
很显然，我没有去成尼泊尔，否则故事到这里就该结束了。
虽说抓捕我的命令上写的是我只要离境就能走，然而当我真的买好离境机票要离开这里时，才发现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你假如进了印度的监狱，还有释放的机会；但你一旦进了这个特别集中营，唯一离开的机会就是遣返回国，因为这个地方是专门为外国人打造的，他们采用了一套死板的遣返流程，我经历了好几番折腾才终于搞清楚这个流程。
由于一开始我并不知道有这样一个流程的存在，很多事情都是自己想当然。我被抓进集中营之前就已经买好了德里回上海的机票，他们说会在我登机前一天释放我，因此我一直以为机票的起始地和目的地并没有要求。那个航班被取消了之后，我又订了从德里去加德满都的机票。按照我的想法，既然原来的航班可以从德里走，新的航班还是从德里走，不是一样嘛！
集中营这边有一个叫R.I办公室（Revenue Inspector）的部门会专门安排遣返的事情，负责人叫拉维（Ravi）。10月6号那天拉维找我确认离境的事情，问我是不是坐11月1号的飞机走。我跟他说原来那个航班取消了，会重新买10月18号的航班离境。他说好，那你把机票发给我。
我那时候其实还没订机票，一听他这么说以为离开这里就是买张机票这么简单的事情，当晚赶紧订好了机票发给他了。这里我要说一下，他们允许我自己订机票似乎已是格外开恩，集中营里面其他那些案件已经结束并宣判无罪的外国人，都只能从指定的中介那边购买高价机票。
订完机票更是让我们相信这事儿就这样定了，接下去只要等着他们送我去机场就行了。结果11月11号那天拉维突然跟我说，去尼泊尔机票有问题，我只能回自己的国家——果然就跟皮特之前告诉我的一样。我跟拉维说我去尼泊尔是为了转机回中国，现在并没有回中国的国际航班，你让我怎么回去？我要是真的那么容易就能回中国，也不至于会滞留在这边被你们抓起来了。
拉维表示他们只是按规章制度办事儿，他也知道现在的情况特殊，但假如我要去第三国的话，先要从移民局获得许可。
又得要再一次跟金奈移民局打交道，顿时觉得凶多吉少前途难卜。
这里需要说明一下的是，并非全印度的移民局都跟金奈一样，各个邦的移民局政策有松有紧，金奈移民局的政策在印度是比较紧的。我以前并不知道金奈移民局这么事儿逼，否则我可能就不在泰米尔纳德邦这边申请签证了。之前有印度朋友得知我在这边签证的延期和转换遇到困难，就曾经建议过我换一个邦注册申请，并且也确实有朋友通过这个方法搞定了签证问题。当然，那样的话我也就没有机会把泰米尔纳德邦这个独一无二的集中营里的故事告诉大家了。
我跟在印度不同地方工作学习的中国朋友交流过，有些地方的移民局对外国人的态度会相对比较开放和宽容的，最糟的情况也不过是贪点钱，比方说德里移民局会明码标价告诉你多少钱能帮你搞定这事儿。；班加罗尔、孟买那边续签也都相对容易，有成熟完善的中介服务；金奈这边却是想要找个中介都找不到。据我了解，整个印度比较恶心人的有两个地方，一个是古吉拉特邦，另一个就是泰米尔纳德邦，经常听说有人在这两个邦的移民局铩羽而归。
古吉拉特我不怎么了解，不过关于泰米尔纳德邦政府的所作所为，我在集中营里头可是道听途说了许多。话说那个被指控谋杀女友的墨西哥人老白，他在泰米尔纳德呆了十年，对此深有感触，他直接了当地告诉我“泰米尔人恨外国人”，他举了很多他在这边生活的时候被泰米尔人排挤和歧视的例子。我之前在金奈移民局碰到的其他去办理延签的央企工作人员也告诉我，跟其他地方相比，泰米尔纳德邦这边对外国人特别严，有点油盐不进，跟他们好说歹说都不行。
过去我一直以为在印度没什么是花钱解决不了的，但泰米尔纳德是个例外。皮特说他被抓之后，有警督告诉他给150万卢比就能帮他搞定这个案子（约合13万人民币），可以很快把他弄出去，他表示没问题，但那人后来却没了下文。阿茂为了从监狱保释出来花了300万卢比，一半是保释金，另一半是“赞助费”；然而跟他同个案子的小兄弟却花钱也保释不出来，到了2022年初小兄弟在监狱里就要呆满一年了。
皮特和老白又补充了一点：这种没法花钱解决问题的情况仅限于外国人，他们泰米尔人之间就跟印度其他地方一样能用钱解决任何问题。
我后来跟我太太总结这次的事情，我说咱们的原罪就是太清白，其他邦有好几个中国人也收到了跟我类似的通知，后来都通过花钱解决了，各地的行情不同，最多的一个花了10万卢比。我在这里做的一切事情都是合规合法的，从一开始就从来没想过找中介塞钱这种路子，觉得既然不做亏心事怕什么呢？要是一开始办理签证转换的时候就花钱让中介搞，我很可能在疫情开始前便已拿到新签证，也就不会有后面的事儿了……我才不相信金奈移民局的人真的这么两袖清风，只不过没有找到门路而已。身在印度这样一个腐败超级大国，贪腐是保证社会正常运作的润滑剂，洁身自好那就相当于自绝于人民群众。
就我自己生活在这里经历而言，我碰到的泰米尔人对我都很友好。我并不觉得“泰米尔人恨外国人”，但我得承认他们对外族确实有防备心，我在泰米尔纳德邦生活的时候可以明显感觉到他们对印度其他民族和文化的排斥。
印度的诸多民族里面，泰米尔人或许是其中最骄傲的一个民族，保留着整个南亚最古老的传统和文化，然而由于他们的生存空间受到了印度其他民族的挤压，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文化续存危机感。这种危机感造成了他们对外来文化的抵触心理，同时用一种过度的自尊心将自己保护了起来。印度没有任何地方的人像泰米尔人这样憎恨印地语，中央政府对印地语的推广对他们来讲是一种文化侵蚀。将这一抵触心理放大，便不难理解泰米尔人的排外。这种排外不限于外国人，而是包括所有非泰米尔人。如果允许泰米尔人公投表决的话，他们绝对会从印度独立出去。
有人可能会说那如何解释外国人在印度的超国民待遇呢？这在印度的大环境下确实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但印度人对这一现象的看法其实是割裂的。由于种姓制度的存在，底层的印度人平时在社会中就低人一等，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奴仆心态。我在印度享受超国民待遇的时候往往难以心安理得，可边上的普通印度老百姓对此居然毫无怨言，他们早就习惯了特权阶级的高人一等，几千年来都如此。
但随着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崛起，印度教徒对自己充满灵性力量的传统文化感到十分骄傲，他们会觉得自己比那些外国人高贵得多。印度的精英阶层——尤其是去西方留学过的那些精英阶层，显然不会再仰视外国人。而着眼于泰米尔纳德这个地方，拥有一定权力和地位的泰米尔精英阶层，会具有更强烈的维护民族文化和自尊的自豪感和责任感，在一些可严可宽的政策上，他们便会倾向于对外族从严。
有个朋友告诉过我一件事，前几年有个中国台湾的小姑娘在金奈教中文，她帮在当地的台资企业做翻译得到了一笔收入，还按规定纳了税。但由于她的签证规定只能为特定大学工作，结果被永久禁止入境印度（别人告诉我时的原话是“永久”，但我认为这个限制应该是有期限）。金奈移民局之不近人情可见一斑，在印度这种法律体系下，作出处罚的轻重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权者的心情。
虽然明知是与虎谋皮，并没有抱以太大的希望，但我们还是就前往尼泊尔的事宜联系了金奈移民局。移民局那边倒没有一口否决，推说他们需要讨论一下，说这事儿不是一个人能够决定的。
讨论是假，请示内政部的上级部门是真。
还没有等收到明确的拒绝，我太太就又一次崩溃了，她之前以为去尼泊尔是毫无悬念的，做了大量的功课，结果现在突然黄了，对她造成了极大的打击。我太太天天在家以泪洗面，上次在金奈移民局不愉快的经历又被重新唤起，觉得移民局这是存心要搞我，一次又一次找借口故意不放我走，肯定是要把我关上个一年半载。尤其是那段时间新闻聚焦于中印边境谈判破裂的事情，更是让她十分绝望。
印度政府的做法确实有些打脸：急着要赶我走的是他们，现在不让我走的也是他们。这不是存心搞事情是什么？由于疫情滞留的外国人不止我一个，一来我在9月30号签证过期前就已经获得了新的离境许可，二来在这边又没有案件，凭啥要我走强制遣返流程？这件事儿也体现了印度其实是一个随意践踏人权的伪民主非法制国家。
有人可能要问，把你关进来的不是内政部的决定吗？为什么觉得是金奈移民局要搞你呢？——金奈移民局对我的评价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如果不是他们汇报内政部说怀疑这个人在这边从事非法商务活动，内政部怎么会下命令呢？假如金奈移民局说这只不过是一个由于疫情滞留在这儿照顾老婆孩子的普通外国人，远在德里的内政部何至于来为难我？
我估摸着大概率移民局不会允许我去第三国，于是就琢磨起了要怎么才能绕过移民局的遣送流程去尼泊尔。一开始我的想法有点简单，觉得搞个阴阳套票就能解决。比方说买一张从中东国家转机去尼泊尔的联程机票，然后让机票代理另外给我做一套行程单，前半段的行程是真实的，后半段则是从中东国家去中国，反正遣返的警察只要看我值机出了海关就行了。
机票代理自然比我要清楚遣返的流程，他说这样做是行不通的，联程航班值机的时候那些警察就会知道你的最终目的地，行李也会被直挂到最终目的地。代理告诉我唯一可能的方法是出一张真的回中国的机票，在中转国把后半段放弃掉，托运的行李也不要了……另外买一张机票，然后我才能爱去哪儿去哪儿。
我一想这成本也太高了吧，要是我都已经花了好几万买了去中国的机票然后也拿到了回中国的绿码，还不如回中国一趟呢。
此时我才第一次考虑起了回中国的可能性。
一直以来我都将回国视为畏途，在国内政府号召大家没有必要别出国，真正的意思是让大家没有必要别回国。出国可不就得回国嘛，回国的难度要远大于出国，高昂的价格、繁琐的流程都让人望而却步。我一个人回国的花费，就足够我们一家在尼泊尔定居大半年，怎么算都不是个经济账。
然而现在去尼泊尔的路被堵上了，回国成了唯一的选择，可我不愿意也不甘心丢下家人独自回国。假如只能回国的话，无论如何我都得试试看把老婆孩子一起带回去——不计任何代价。
于是我联系了中国大使馆，问有没有可能给我太太申请中国的人道主义签证。
人道主义签证这个主意正是大使馆给我的，那时候印度给我发了离境通知，大使馆建议我作为家属去申请印度的人道主义签证。我后来专门研究了一下，印度似乎并没有人道主义签证这个选项，只有一种给阿富汗难民的特别签证。而使馆会提这个建议，自然是因为中国在疫情期间有人道主义签证，网上可以查到关于人道主义签证的签发原则，一般只适用于国内直系亲属病危或亡故等情况，没有像我这种直系亲属被拘禁的情况。
大使馆获知了我的诉求之后有点为难，由于目前疫情和政治共同造成的特殊情况，驻印度大使馆并没有权限给我太太审发签证，审发任何签证都要有外交部的授权。咱们中国政府部门都得按照规章制度办事儿的，在既定的规章制度中夫妻两国分居并不足以成为申请人道主义签证的理由，他们不好随便破例。
不过呢，现在的时局固然特殊，可我的情况也特殊啊！大使馆给我指了一条路，说我现在这样的情况之前从未有过先例，建议我直接去跟中国的外交部反映一下，如果能获得外交部的授权他们就好操作了。
于是我写了一份说明把自己的情况反映给了外交部，在说明中强调了两点，首先我现在受到了印度的政治迫害，被关押在了集中营里丧失了基本权利，我太太的情绪十分不稳定；第二我这样的情况很可能会影响今后申请签证入境印度，陷入极为被动的状况，从而导致我跟老婆孩子的长期分居。因此希望外交部能够特事特办，授权中国驻印度大使馆给我太太签发人道主义签证。
把情况说明提交了之后我心里也没有底，不知道会不会批准。那时候是10月中旬，我作好了三个打算：
假如印度移民局允许我去第三国，那么我们就举家去尼泊尔； 假如中国外交部同意给我太太颁发人道主义签证，那么我们就全家一起回国； 假如两边都没有好消息的话，我在集中营里呆下去也不是个事儿，只能先一个人回国，之后在再去尼泊尔跟家人汇合。
另外我还考虑过一个非常极端的可能性——我自己一个人把娃带回来。这主要是因为当时我太太极不稳定的心理状态，先后两次被消极情绪左右，要是她无法处理好自己的情绪，又怎么照顾得好馒头呢？
为什么不能我一个人回国然后我太太带娃回娘家呢？这当然不是不可以，只是拉达克冬天的条件十分艰苦，当地又是高原；而馒头是生在热带平原地区的，在离开印度之前甚至从没有穿过鞋袜。把才十个月大的娃带去拉达克，会面临很多挑战，水土不服生病之类肯定免不了。从居家环境的安全性来讲拉达克也不大适合小孩子，那边家里会有很多火炉、燃气取暖器之类的东西。我太太亲戚家有个女孩，小时候脸被炉头烧坏了半边，现在一直要用头发遮着半张脸；像我儿子刚学会走路又这么调皮，烫伤烧伤的风险太高了。另外拉达克低矮的藏式桌子，桌角高度刚好容易让小孩子磕破头，我太太的脸上有7条疤，都是小时候在桌角撞的，这也让人很不放心。你说贴防撞条吗？对不起，家里贴在防撞条都让馒头撕了下来……另外我太太觉得自己一个人带娃回去的话，还得要面对当地社区的各种闲言碎语，而这则又是另一个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
为什么不能我一个人先回国，然后等中国开放之后我太太再带娃儿来中国呢？这当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首先我们当时不知道疫情什么时候会结束，中国什么时候会开放，中印之间什么时候才会恢复正常往来；其次回国要经历繁琐的检测、集中隔离等措施，我太太一个人带着娃应付这些事情显然会是一项极大的挑战。因此只有我带着全家一起回国才是最稳妥的，其他选项都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不到万不得已不予考虑。
大家应该看出来了，我们家的问题就是我太太被我照顾得太好。
所以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一家人的命运掌握在两国政府的手里，除了先暂时耐心等待别无他法。从我的角度，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只要全家能在一起，无论花多少钱都行，就算让我继续在集中营住上一两个月我也毫无怨言。
而我太太那个时候只想着我快点出来。从她的角度，只要我能从里面出来就什么都好说，我去哪里都可以，哪怕接下去很长一段时间她都只能自己带娃也行……
这让我想起了《庄子》里面那句话：“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此刻我切身体会到这种境况，我们就像两条被困在干涸池塘的鱼，可又哪有那么容易相忘于江湖？若能轻易相忘于江湖，显然不是真正的羁绊。
所幸两边的政府都没有让我等太久，他们做出的决定也没有让我需要纠结——印度政府下达了最后的决定，要求我必须回中国；中国外交部则批准了给予我太太人道主义签证的决定，将授权大使馆落实此事。得到中国方面答复的那天正是10月22日，我们结婚三周年的纪念日。
这是一个月多来听到的第一个好消息，我闻讯如释重负，心中的一块大石落地；而我太太也露出久违的笑容，仿佛一片笼罩许久的阴云终于散去，守得云开见月明。在这个一切都无法计划的非常时期，要有一件确定的事是何其不易。
虽然接下去依然要等待大使馆的安排，但至少不会因为各种不确定性而感到焦虑了；办签证、检测隔离之类的流程虽然麻烦，但毕竟是有盼头的。
眼瞅着离境许可就快过期了，我却丝毫没有要离开集中营回中国的意思，于是R.I办公室的拉维隔三差五就来问我：机票买了没有啊？什么时候走啊？我说是真的没机票走不了啊。
我突然不急着走了，恐怕并不在他们的意料之内。
大家千万不要小看印度的公务员，这帮孙子可是在千军万马里头大浪淘沙海选出来的，一个个都贼精贼精的，可说是代表了全印度最聪明的那批人，每天都得跟狡猾奸诈的印度人民斗智斗勇，要糊弄他们很难。
但这种精明，也就导致了聪明反被聪明误。比方说他们觉得我肯定是偷偷在这里从事商务活动，休想糊弄他们，于是把我这样一个准“战地记者”送进了有着无数黑料猛料的集中营。
又比方说我提出申请要去尼泊尔，他们也觉得我是在糊弄他们，网站上明明就能查到有航班去中国（事实上那些航班都由于各种限制坐不了，或者根本就不存在，真正能回中国的航班都很难买到现票），于是就拒绝了我的申请。他们无疑对自己的行为沾沾自喜，认为我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必定会赶在离境许可过期之前买好回中国的机票。到的时候他们就能说：看看看，这个中国人的狐狸尾巴露出来吧！我们早就知道他明明能回国却赖着不走。
然而我并没有像他们预料的那样夹着尾巴逃回中国，这想必令他们颇为不解。随着时间的推移，金奈移民局对我的看法渐渐发生了变化，他们觉得自己可能是弄错了。原本他们以为我声称“回不了中国”、“老婆孩子在这里需要我照顾”都只是糊弄他们的借口，可这么长时间过去了我还是没能回中国，而我太太也确实在辛苦地一个人带娃……他们渐渐相信我或许真的是无辜的，并没有骗他们。然而由于他们之前抓我的依据是“签证逾期”并“违法滞留”，基于这一既定事实他们也没办法给我翻案，只会系铃不会解铃。
以上并非我的个人猜测，而是11月底金奈移民局官员在跟我太太的私人通话中自己承认的。
确定了全家一起回国之后，我对这次整件事的脉络走向有了大致的把握，觉得是时候把集中营里的故事写下来了。
那段时间是我在集中营里过得最惬意的日子，天气变得凉爽舒适，雨季烂手烂脚长蘑菇的噩梦尚未开始，每天都过得很充实。身在集中营，最多的就是时间，一边看书看纪录片来保持学习，一边在手机上写作。那几天里我全身心都得到了放松，觉得既然回国的方案已经定下，那么胜利就在眼前。
我当时还不知道，最艰难的回国战役这才刚刚打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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