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西部中印边境考察手札（中）三道门户
目录索引
1. “内阿里”与“外阿里”
2.三衮占三围
3.象雄遗梦
4.古格遗恨
第二部分：三道门户
1.失落的亚泽王系
2.南望印度
3.一进底雅
4.二进底雅
5.楚鲁松杰凸出部
6.狮泉河谷典角村
7.噶大克的兴衰
第三部分：由藏入疆
1.班公五连湖
2.新藏界山
3.死人沟救人记
4.昆仑忠魂
5.结语
本章节全长46166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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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PTER 贰
三道门户
古格是一个地方经济受地缘政治影响的深刻案例，这种地缘政治的影响直到今日依然发挥着巨大的作用。我在《拉达克往事》中一直提到，拉达克由于地缘政治博弈而成为了一座孤岛，纵观整个“大阿里”地区又何尝不是如此，“内阿里”和“外阿里”的割裂造成了极为深远的长期影响。尽管在我们现在看来，“内阿里”地处祖国边陲；但从大的山河形势上来看，这里有三道天然门户使其与“外阿里”在历史上一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
第一道门户是马甲藏布——孔雀河。孔雀河发源于神山圣湖的南边，流经普兰一直通往尼泊尔境内，最后会在印度汇入恒河。成群结队的尼泊尔边民是普兰县城的一大特色，中尼之间的陆路贸易是目前最主要的跨喜马拉雅商贸活动。
第二道门户是朗钦藏布——象泉河。“札达”一词源于“札布让”与“达巴”的首音节连读，在藏语里的意思刚好是“下游有草的地方”，这个下游指的正是象泉河下游。沿着象泉河，不但能够抵达仅两千多米海拔、有着“阿里小江南”之称的底雅乡，还可以直接通到南亚富庶的旁遮普地区。同样的，下游的人们也能沿着象泉河进入到阿里这片神秘的土地。
第三道门户是森格藏布——狮泉河。从札达往北或往东翻越群山，便能够进入狮泉河流域，而狮泉河正是“内阿里”往来拉达克、巴尔蒂斯坦、克什米尔等地的重要通道；经由狮泉河的支流什约克河（Shyok），往北翻越喀喇昆仑山口还能够通往新疆。
孔雀、大象、狮子——三种动物没有任何一种能在藏地找到，这本身就暗示着：最早打开这些门户的，乃是来自藏地之外的人。
除开这些显而易见的天然门户之外，“内阿里”西南地区沿中印边境实控线，也有诸多山口能够通向“外阿里”，比方说1624年有史以来第一位进入藏地的欧洲传教士，便是经由恒河源头的玛那山口（Mana Pass，即仲尼拉山口）来到了古格王国的都城札布让。如果能把这些门户和通道的历史和现状梳理清楚，那么古格的历史以及中印边境的现状，也就不会令人如此困惑了。
我在本文一开始曾提到，我原本认为9世纪的“阿里三围”指的是拉达克加日土（麻域）、古格加普兰（象雄）、赞斯卡加司丕提。实地走了一趟之后，我觉得这应该是经历了扩张兼并之后的格局，而非“三衮占三围”的开局。
我之所以会有最初的观点，是因为觉得普兰这个地方实在是有点小，而赞斯卡和司丕提的范围又实在有点大……吉德尼玛衮要是这样不公平地分封领土，儿子们岂不要吵架？将古格和普兰合并为一个王国、赞斯卡和司丕提单独成为一个王国才比较合理，并且也确实有史料上是这样记载的。
后来之所以会改变这一想法，是因为我在阿里考察的时候突然意识到，公元9到10世纪的“阿里三围”显然按照孔雀河、象泉河、狮泉河的分水岭来划分更为直观合理——这三条河的源头刚好都在冈仁波齐附近，三个王子各占一条河，所谓“三衮三围”相当于“三衮三流域”，怎么往下游流域发展势力范围看他们自己造化。
▲假如“阿里三围”指的是9世纪时期三条河的流域，就能够说通很多事情
这一假设并非我自己的臆测，在尚未设置郡县的春秋战国时代，有些诸侯的封地叫做“邑”，有些诸侯的封地则是“国”，这两个名词在最初并非仅仅是封地大小的区别。“邑”一般指的是天子已经拥有的土地，赏赐给你去打理收税；而“国”则是在已有某块封地的基础上，划一个大致的方向或区域，让你自己去开疆拓土，打下来的江山就是你的“诸侯国”。大家别忘了吉德尼玛衮刚到阿里的时候一无所有，把三条河流分给自己的三个儿子让他们各自去开拓这种做法，很符合吉德尼玛衮当时的情况。
而且这一假设可以解释一些事情：
第一，以流域为划分，在字面上形象地贴合了“三围”的说法，三条河的流域之间有分水岭阻隔，不就刚好像是被包围起来的一样嘛？
第二，有文献记载说麻域的大部分领土是大儿子贝吉衮自己打下来的，而非继承自父亲——按照“一人一条河”的分封办法，这就说得通了。
第三，司丕提河谷虽然后期曾被拉达克统治，但其遗存的寺院、佛像显然与古格出自同一时期、同一脉，因为他们都在象泉河流域，过去属于同一王国。
第四，普兰王国建立后很快就向孔雀河下游开始了扩张，在尼泊尔境内建立了亚泽王朝，所以普兰并不像我之前以为的那么小。
我第一次知道“亚泽王朝”这个名称是在中印边境典角村的村史馆，村史里提到吉德尼玛衮的三个儿子分别建立了古格王朝、拉达克王朝和亚泽王朝。
▲不涉及阿里地方史研究，恐怕很难有机会接触到“亚泽”这个古王国
我看到“亚泽王朝”的时候颇有些懵逼——公认的难道不应该是“普兰”吗？哪怕你说个“藏斯卡”我也认啊！可“亚泽”是什么鬼？我当时无论是问朋友还是网络搜索，都不知道“亚泽王朝”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包括典角村村史馆里的人自己也不知道。后来查阅了许多关于阿里历史的论文，才把亚泽王朝是怎么回事儿、以及为什么用“亚泽”取代“普兰”给搞明白了。
对大阿里地区稍有了解的读者可能会注意到一个现象——我们经常会讲到古格王国、拉达克王国，但很少提到普兰王国的相关历史。关于这个问题，要从“三衮占三围”的初期历史说起。
首先我要说明，以下相关历史叙述是我基于所掌握的一些资料，对可能发生过的事情的推理还原，仅代表我的一面之词，不代表历史的真相。根据我的推断，在“三衮占三围”的初期，整个阿里地区其实是一个以古格为中心的联合政权体系，三个王子及其后裔虽然各有自己封地，但彼此之间联系十分紧密。
话说三个王子分封了“三围”之后，贝吉衮去了狮泉河流域——也就是拉达克，而扎西衮和德祖衮这两位王子中似乎有一位英年早逝（但不知道究竟是哪一个王子），其领地被另一位王子所接管，暂时把古格普兰合并到了一起。接管了地盘的那位王子（也没搞清楚究竟是哪个），后来又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叫柯热，一个叫松艾，于是刚合并没多久的古格普兰，又被拆分给了两个小王子。
被分封到古格的松艾当了国王之后，意识到兄弟分家这么个玩儿法不是长久之计，好端端的大王国一代代这样四分五裂，早晚要玩儿完。于是他把拉达克、普兰的叔伯、兄弟、堂兄弟们都召集到古格开了个会，讨论要用一种什么样的新制度取代分封制——当时这样一个“三国首脑峰会”能够得以顺利召开，说明三个王国之间的关系还是很不错的。
最后他们讨论出来的新制度叫做“以佛法护持国政”的政教二元领导体系。具体的实施方法呢，就是重新引入佛教来作为整个阿里地区的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用佛教来指导政治。封地有疆界，佛法无边界——无论是古格、拉达克还是普兰，都要尊崇佛法，确保大家分了家之后还是一条心。
松艾这一举措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并不算特别创新，用神权护持政权、搞意识形态统治这套方法人类早就用了上千年了。但事实证明这套方法真的是无往不利，从两个层面上解决了当时阿里地区邦国体系内部分裂和斗争的隐患。
第一个层面是在王国之间——大家从此都是佛教国家了，用宗教的势力范围代替王国各自的势力范围，用宗教的共同利益代替王国各自的利益，便于保持内部团结，遇到外来威胁时候能够守望相助。当然，他们可能不会想到后来又来了一次灭佛，以及藏传佛教内部出现了派系斗争。
第二个层面是在王国内部——除了拥有君权的国王之外再设立一个拥有教权的“教主”、“祭司”——用藏传佛教的表达即为“法王”，实现了政教二元，只分权不分家。那么这位法王谁来当呢？一般而言都是国王的兄弟，兄弟当了法王之后就不再继续生儿子了（至少不能光明正大地生），避免生出一大堆觊觎王位的王室旁系。
古格的政教二元不同于西藏后来高度集权的政教合一，君权教权能够相互制约。这种新的政治体系带来了新的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给社会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得10到11世纪古格王国成为了整个藏地的政教中心。
政教二元的制度设计对于当时的藏地属于前所未有的创举，要是乌东赞那时候就已经有了这样的制度，云丹和俄松的斗争完全可以避免嘛——一个当国王，一个当法王就行了。当然啦，现实中不可能这么理想化，一旦被身后的利益集团所绑架，权利斗争往往身不由己，制度设计得再好也是白搭，六百多年之后的古格王国正是亡于君权和教权的斗争……
要怎么实践这个“以佛法护持国政”呢？艾松以身作则，将军政权利都交给了兄弟柯热，带着自己的两个儿子一起出家为僧，成为了大名鼎鼎的拉喇嘛益西沃——“拉喇嘛”中的“拉”（Lha）有神圣之意，意思是“圣上师”，相当于大法王。法王因为具有“神性”，在王国中的地位要高于国王，拥有最终决策权。
▲托林寺壁画中的拉喇嘛益西沃（图片来源见水印）
我严重怀疑古格的这套制度设计是借鉴了印度教的种姓。以“拉喇嘛”为代表的僧侣集团相当于印度教的“婆罗门”阶层，监督整个王国的政策，以符合宗教利益；而以国王为代表的行政官员和地方贵族则相当于“刹帝利”阶层，管行政管打仗，从而产生了一个良性的分权分工。不过古格并没有将国王与法王的锁死，其身份可以转换，只要是王室成员就行。
如果史料可信的话，益西沃这一辈子那真是干了不少事儿。
首先，他派遣包括仁钦桑布在内的27名儿童到克什米尔、印度等地学习佛法，并带回了克什米尔地区的高僧、建筑师、艺术家，在阿里地区系统性地建立起了寺庙和僧团。根据一些文献的记载，他当时修建的三座寺庙分别是古格的托林寺、普兰的科迦寺、司丕提的塔波寺，这三座寺庙的建寺年代都被认为是公元996年，其造像壁画乃至雕梁画栋都具有鲜明的克什米尔风格，跟后来的藏传佛教寺庙风格相当不同。从塔波寺的建寺历史来看，至少在不晚于益西沃的时代，“外阿里”的司丕提河谷就已经成为了古格的势力范围。
其次，益西沃迎请阿底峡大师来古格传法，开启了藏传佛教后弘期。传说益西沃为了筹集迎请高僧的黄金，远征突厥葛逻禄部时不幸被俘，突厥要求古格人民用与益西沃等身重的黄金赎回益西沃，益西沃认为与其把黄金浪费在他身上不如拿去迎请阿底峡，于是大义凛然引颈就戮……阿底峡闻讯后深受感动，以年近六旬的高龄启程前往古格弘法。
这个传说基本已经被后世学者证伪，被突厥杀害的古格国王另有其人，但阿底峡到过古格是是真的。阿底峡抵达古格的时候，益西沃早已去世，他在托林寺期间写成了藏传佛教的根本经论《菩提道灯论》，创立了噶当派；15世纪宗喀巴大师又以此为框架，写了《菩提道次第广论》这部藏传佛教如雷贯耳的大论，并创立了格鲁派——可以说托林寺是格鲁派的法脉源头。
古格王国就这样在11世纪成为了整个藏地的政教中心，后来古格国王孜德为了纪念阿底峡大师圆寂，1076年在托林寺举办的火龙年大法会可谓盛况空前，云集了整个藏区的高僧大德，具有藏传佛教全面复兴的里程碑意义。
我这次西部考察走访了三十多座寺院，让我最为倾倒的就是托林寺。托林寺跟其他早期藏传佛教寺庙一样，平面设计以坛城（即曼陀罗）为原型。从无人机视角俯瞰托林寺，其坛城结构一目了然。这座寺庙就跟同时期塔波寺、科迦寺一样，外表看起来貌不惊人，却是内有乾坤。象征须弥山和四大部洲的迦萨殿尽管已经被毁，遗留下来的残片依然把我震撼得灵魂出窍。我这才发现，司丕提的塔波寺只能算是托林寺的低配版，根本就是仿造托林寺修建的。托林寺红殿白殿的壁画大约绘制于明代，保存得极为完好，尤其是连天花板上都画满天马行空的各路神佛，教人叹为观止。毫不夸张地讲，未被破坏之前的托林寺曾代表了整个藏传佛教艺术的最高成就，这完完全全就是一座极高规格的艺术殿堂。
可怜当年登峰造极的托林寺，如今的情况却是教人无限唏嘘。这座曾经阿里地区最大的皇家寺院，现在只有8名僧人（政策上最多允许15名僧人的编制），我去的时候3个不在寺庙里，1个生病在休息，前后张罗管事儿的只有4个人，颇有种“晚景凄凉”之感。
▲托林寺俯瞰图，大部分藏传佛教早期寺院的平面设计都是按照坛城结构来的
▲桑耶寺
▲竹巴噶举祖寺热龙寺
▲托林寺白殿外墙支撑
▲红殿外墙支撑
▲拉达克甘吉拉康（Kanji）的外墙支撑（图片来源：网络）
▲经过修复的托林寺天降塔，某座塔内保存有11世纪的塑像壁画
▲大殿内部佛像都是新的，背光是旧的
▲红殿门口经典的金刚舞女（图片来源：网络）
▲临摹的新壁画，注意左下方的宣舞
▲在现在的拉达克，还能见到壁画里一样的宣舞
▲迦萨殿内部，原来这里是一尊四面的大日如来
▲可以借塔波寺的四面大日如来想象一下托林寺原来的样子（图片来源：网络）
▲这里原来是一尊强巴佛
▲文物摄影大师宗同昌拍摄的未经修复的迦萨殿
▲林泉在2007年拍摄的迦萨殿（图片来源：林泉）
▲（图片来源：林泉）
▲（图片来源：林泉）
▲（图片来源：林泉）
▲迦萨殿残留的一些壁画（图片来源：林泉）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壁画上的人物肤色各异（图片来源：林泉）
▲这可能意味着，当时古格王国有着不同种族的人群混居，与外族的争战频繁
目前对古格宗教艺术研究得最为系统、细致、权威的是包括维也纳大学、罗马大学在内的欧洲团队，他们的藏学理论基于图齐（Giuseppe Tucci，1894-1984）、伯戴克（Luciano Petech，1914-2010，也译作毕达克）等前辈宗师，而他们的方法正是将“内阿里”和“外阿里”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早些年欧洲团队曾经在拉达克以及阿里的托林寺、札布让进行过壁画的清洗、修补等工作，他们使用的技术有其独到之处，能够在不伤及壁画的情况下将上面的陈年老垢洗去，因此现在的托林寺壁画才能看起来那么鲜艳明亮。不得不承认欧洲人有着丰富的油画、教堂壁画清洗经验，做这个工作驾轻就熟。后来不知道是出于政治原因还是学术原因，不再让这些欧洲团队来了，因此托林寺的壁画只清洗了一部分便半途而废。
当地政府不但不让欧洲团队来，还把他们给寺庙屋顶做的防水给扒了，然后让国内的施工队重新做防水。僧人指给我看大殿里漏水的地方，跟我吐槽说原来欧洲人做的防水是真防水，改成国内做的防水之后，第二年下雨就漏水了……
▲托林寺目前存在漏水问题
我这次在托林寺极其有幸地见到了一尊去年刚刚出土的传说中的“古格银眼”造像。当年红极一时的网络小说《鬼吹灯之昆仑神宫》中曾经提到过“古格银眼”，恐怕有不少人正是通过这部小说知道了“古格银眼”。“古格银眼”由于其存世稀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被当成传说，甚至有人怀疑它是不是真的存在，直到1997年才在皮央遗址出土了第一尊“古格银眼”。
托林寺这尊“古格银眼”的发现过程十分具有戏剧性，话说2022年西藏疫情封城期间，托林寺的下水道堵了，僧人找不到人来疏通。无奈之下只好自己挖地三尺通下水道，想不到在白殿门口挖到了这尊“古格银眼”。
不同于之前那些仅仅几十公分高的“古格银眼”，这尊造像的完全形态几乎与人等高，可惜挖出来的时候手、脚、底座都已被砸断不知所踪……但即便如此，这依然很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古格银眼”。通过特殊的清洗技术洗去一层薄薄的铜锈之后，造像立刻露出了历经千年的包浆；造像的面部有被砸过的痕迹，宝冠也被砸弯了，据推测应该损毁于1960年代。可能当时的红卫兵想将其彻底销毁，但“古格银眼”是一种铸造佛像，铜胎极其厚重结实，怎么砸都砸不坏，于是直接就地掩埋毁尸灭迹；还有一种可能性，托林寺被毁坏后造像残骸被堆在一起等待回收处理，僧人偷偷将这尊断手断脚的造像抢救了出来，挖了个坑藏在白殿门口，从而逃脱了被拿去炼铜炼铁的命运。
“古格银眼”是古格王国特有的佛像铸造工艺，以在佛像眼部镶嵌白银著称。古格王国有个村子叫鲁巴村，“鲁巴”的意思是“冶炼人”，精通冶炼合金铸造工艺；这个村子现在还在，只不过从前的工艺已经没落。我这次西部考察过程中专门走访了一些制作佛像的工坊，对造像工艺也算是略知了一些皮毛。我们现在看到的大部分金属佛像都是锤鍱法制造的，把薄铜片敲打成需要的形状再利用焊接剂进行拼接，可以做出非常大佛像；而铸造法一般只能做些小佛像，并涉及到传统的“利马铜”合金冶炼工艺、失蜡法工艺，做得越大报废率越高；假如佛像配件比较复杂，需要先分别铸造再进行组装。而托林寺最近出土的这尊“古格银眼”，不但其铸造尺寸大得惊人，而且其精美的宝冠跟佛像乃是一体成形，这种高难度的铸造工艺即便在现代也很难重现。
▲阿里博物馆馆藏的古格银眼
▲托林寺古格银眼出土的过程（视频来源：托林寺僧人）
▲清洗后的古格银眼（视频来源：托林寺僧人）
▲如今被供奉在红殿中（图片来源：托林寺僧人）
▲鲁巴村
▲昌都噶玛沟的锤鍱法造像工坊
▲藏地寺庙里的大部分佛像都是用锤鍱法做的
▲德格宗萨沟的利马铜铸造佛像工坊
▲先要做蜡像
▲然后用失蜡法铸造出铜胎
▲铜胎的报废率很高，这种就得回炉重铸
▲对铜胎进行精细加工打磨
▲最后把配件利用焊粉烧铸到一起
那么问题就来了——古格这么先进的工艺从何而来呢？
藏传佛教艺术有两个特点，首先，藏地的绘画和造像艺术只存在于宗教领域，没有任何平行发展的民间艺术为依托，这在整个世界范围内绝无仅有。其次，藏传佛教艺术出道即巅峰，其成就最高的便是10到12世纪的后弘期初期，因为他们直接获得了体系成熟且技艺高超的克什米尔画师、工匠的指点，属于克什米尔风格的嫡传。
克什米尔虽然现在因为宗教纷争乱的一团糟，但在历史上这是一个特别了不起的地方。古代克什米尔地处东西亚、南北亚的十字路口，各种先进文化在此碰撞交融，加上当地又是鱼米之乡物产丰富养得起闲人，因而聚集了天时、地利、人和，在各种工艺领域有着极高的成就。我们中国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缂丝”技艺，最早便是源自于唐代从克什米尔传入的“缂毛”工艺。
所谓克什米尔风格，大致是指克什米尔地区在伊斯兰化之前，融合了北印度秣菟罗、犍陀罗、波斯风格发展出的一种佛教艺术风格，可惜这种佛教艺术风格在当地被伊斯兰化之后便彻底断绝了传承。就泥塑佛像和铸造佛像而言，古格造像之所以能够不同于西藏中部的帕拉风格自成一派，正是因为继承和发展了克什米尔风格；而藏传佛教的绘画艺术，则以拉达克的阿奇寺（Alchi）为巅峰，可谓一骑绝尘，后来藏传佛教发展了几百年都没法儿望其项背。
我可以举一个很典型的例子，你在“大阿里”地区会发现，这里一些古老寺庙的大殿门框，普遍使用了极为繁复精美的木雕装饰。可是高海拔地区根本就不产大木料，不具备发展木雕工艺的物质基础，因此无论是木料也好、工艺也好，其实都是从克什米尔来的。更别提壁画中的棕榈树、孔雀、坦胸露乳的人物形象……无不是南亚的“泊来货”。
另外，根据《仁钦桑布传》的记载，跟托林寺、科迦寺同时开光的，还有拉达克的聂玛寺（Nyarma）。这座聂玛寺我在《拉达克往事》中没有写到过，其实这座寺庙就在提赛寺（Thiksay）东南约一公里处，很早便毁于山洪，不过现在依然能够找到其遗迹。追溯起来，聂玛寺才是拉达克地区最早的一座寺庙，与托林寺、科迦寺同一时代。
▲维也纳大学的学者认为阿里最早的三大寺是托林寺、科迦寺、聂玛寺
▲阿奇寺克什米尔风格壁画（图片来源：网络）
▲阿奇寺克什米尔风格四臂观音（图片来源：网络）
▲托林寺白殿的木框大门
▲极为精美的木刻门框
▲阿奇寺的木刻大门
▲拉达克巴斯戈寺（Basgo）的门框
▲普兰科迦寺的门框
这些证据都表明了在公元10世纪前后一段时期，“大阿里”乃至克什米尔，属于同一个交流密切的文化圈，这样一文化圈的背后很可能正是一个以古格为中心的“大阿里”联合政体。
政教二元联合政体的新制度给古格带来了一百年的繁荣，经济和文化都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时期。无奈“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古格的辉煌只如昙花一现，很快进入了一段黑暗时期。
益西沃跟他的两个儿子都遁入了空门，他兄弟柯热的后裔传了三世，一直统治到了11世纪末——亦即我前面说到过的在托林寺举办了火龙年大法会的孜德国王。
凡事大抵都是盛极而衰，古格王国随后经历了一场政变，种种迹象表明国王孜德被谋朝篡位，宗室血脉被清洗，老国王的王子以及三十多位宗室成员都被诛杀。有些史料说篡位者旺德是老国王的侄子，但从他极力隐藏自己身世的做法来看，旺德恐怕只是一个代表世俗贵族利益的权臣，既无宗室血统，又对佛教事业完全不感兴趣，欲盖弥彰地将古格的政治中心从托林迁到了东嘎，在东嘎修建了一座新的王城。
这次政变背后的原因很可能是世俗贵族势力与宗教势力之间的冲突，结果导致了益西沃建立起来的政教二元的联合政体就此崩塌；拉达克也很可能正是在那时脱离了以古格为中心的联合政权，甚至开始与古格为敌。拉达克阿奇寺（Alchi）克什米尔风格鲜明的壁画就是一个可以侧面的证据，根据最新发现的铭文，这座寺庙修建于12世纪，刚好是古格王国佛教发展陷入低谷的时期。阿奇寺在整个“大阿里”地区独一无二的壁画风格，说明当时拉达克在佛教事业上已经不再跟古格“保持一致”，“内阿里”与“外阿里”发生了历史上的第一次割裂。
1997年研究人员在托林寺红殿发现了一段隐晦的铭文，或许能从侧面证明这次政变：
孜德铭记父王言，宏扬佛法竭全力。
贤者云集托林寺，功德常为后人夸。
善缘极薄当地人，邪恶之心大膨胀。
逼迫解散持法僧，佛经庙宇化成灰。
此后长久无佛光，象雄善缘终未尽。
迎来宗喀大弟子，阿旺扎巴燃佛灯。
继承仁钦桑颇业，佛法再度逞辉煌。
铭文中提到宗喀巴和阿旺扎巴，说明这段铭文至少是15世纪之后写的，很可能是对古格之前几百年历史进行的一次总结。从铭文叙述来看，在孜德之后古格经历的恐怕不只是政变，甚至可能有过一次灭佛，期间的相关史料亦被销毁……直到格鲁派兴起，佛教在古格才得以再次复兴。
那场政变幸存下来的唯一宗室后裔赞松原本被分封在普兰，遭遇如此家族遽变，他深感此地不宜久留，沿着孔雀河逃往下游的亚泽（Yartse，尼泊尔语中称为“卡萨马拉王国” Khasa Malla Rājya），建立了亚泽王国。因此，尽管亚泽王国在我们看来似乎只是一个毫无存在感的境外小邦，但对西藏史学家而言却相当重要——整个阿里王系当中，亚泽王系才是是赞普“神裔”延续时间最长的正统血脉。古格王系的血脉断于旺德，而拉达克王系贝吉衮的后裔至多也只传承到1460年，就被“第二王朝”南嘉王系所取代。这就是为什么典角村史馆的介绍中绝口不提普兰，却以亚泽替代之，此乃关乎王系的正统性。
▲拉达克王系，从拉青巴根开始就进入了“第二王朝”南嘉王朝（资料来源：尊胜）
▲古格王系，从孜德之后亦被篡位（资料来源：尊胜）
亚泽王国显然未能够善终，所以现在才会无人知晓。其在19世纪初被廓尔喀王国吞并，王室被贬为平民，就此销声匿迹。关于亚泽王朝的灭亡，《清实录藏族史料》和《卫藏通志》中都有详细记载，清朝将亚泽称为“作木朗”、“竹马郎”、“宗朗”等。
亚泽王国大约从14世纪起逐渐被印度教同化，当时有一批信奉印度教的拉其普特人（Rajputs）由于穆斯林入侵印度西北部的拉贾斯坦而迁往该地区。身为高种姓武士的拉其普特人势力对亚泽王国的国政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导致了王国内部的分裂。后来亚泽王室为了争夺王位，分成了五个小邦；同时亚泽国王的信仰也发生了动摇，开始崇拜印度教神祇，导致了王国内部意识形态和身份认同的撕裂……最后毗邻的廓尔喀王国伺机将其吞并。
清朝驻藏大臣本可干预此事，却坐视亚泽王国被廓尔喀王国吞并，从当时的史料来看，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廓尔喀人有意欺瞒驻藏大臣，声称亚泽早已在事实上归属廓尔喀；另一方面，清廷在平定廓尔喀时曾要求亚泽王国协助，亚泽借口天气太热没有出兵。廓尔喀归顺后，清廷对其大加赞许，却对亚泽的“不听指挥”耿耿于怀。于是在大清的默许下，亚泽王朝就此灭亡，吉德尼玛衮的三个儿子的后裔血脉从此全部断绝。
▲亚泽王系传到1801年也最终断绝（资料来源：尊胜）
那么问题又来了——亚泽和拉达克这两个位于“外阿里”的小王国被外族吞并的年代都是在19世纪上半叶，然而拉达克人的传统文化乃至自我认同保留至今，亚泽王国却是泯然众人，完全被南亚同化……这是为什么呢？
这可能是由三方面原因导致的——
其一，印度教与佛教的三观比较相似，更容易被佛教徒所接受，能够在潜移默化中产生影响；而试图同化拉达克的是伊斯兰教，两种宗教差异巨大，同化的阻力非常大。
其二，伊斯兰教对拉达克产生影响比较晚，是16世纪末才开始的（详见《拉达克往事14·宿命之地》）；然而17世纪末西藏便确立了对拉达克的宗主权，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伊斯兰教对拉达克的进一步影响。
其三，亚泽一方面深入到了喜马拉雅以南，在天时地利上更容易与南边的印度教文明产生经贸文化联系；另一方面由于跟古格王国之间存在着“正统之争”的龃龉，与“内阿里”的联络反而不是很密切，其藏传佛教教法上的支持主要来自于卫藏的直贡噶举派。
亚泽王国的领土大致位于现在尼泊尔的卡纳利省（Karnali）北部地区，卡纳利省得名于卡纳利河——这是孔雀河在尼泊尔境内的名字。我没有去过尼泊尔的这片地区，只能在普兰境内看着流向南方的孔雀河望而兴叹（早晚得去考察一次）。
普兰这个地方就跟亚东有点像，如同一个楔子般打入喜马拉雅山脉，同样位于三国交界处。但普兰这个楔子没有亚东打得那么深，口岸最低处的海拔依然有3600米左右；不过要知道这里可是阿里啊，3600米在阿里算得上是“低海拔”了。我2010年第一次到阿里是骑行去的，一路上都是4500米以上的海拔，下到普兰感觉好像世外桃源一般温润舒适。在孔雀河出境流入尼泊尔的地方，坐落着中国斜尔瓦口岸。这个口岸一般不作为旅客出入境使用，主要用来贸易通商，跟亚东的乃堆拉口岸类似。尼泊尔那边的边民可以持“边民证”来中国这边，最远可以进来30公里。从口岸到普兰县城是25公里，因此在普兰县城能见到不少打零工、做生意的尼泊尔人。
▲2010年的普兰多油乡
▲2023年
▲汉藏合璧的牌坊
▲原普兰宗政府所在地香柏林寺
▲普兰这边同样有大量洞穴遗迹
▲疫情解封后，尼泊尔人又回来了
▲原来的桥头边贸市场，平房是原来当地政府专门修建租给外国商人住的
▲已经废弃的老东风桥
▲最近还有人使用过的洞窟
▲还有些尼泊尔人住在废弃的平房里
大约在十年前，我看过一个网上的帖子，有几名中国游客去尼泊尔西部徒步，最后走到斜尔瓦想要入境的时候才知道这里不对游客开放。他们不甘心走回头路，毕竟这里距离祖国只隔了最后一座桥，回到加德满都那可是“千里迢迢”。于是费尽口舌跟口岸工作人员协调，而口岸这边必须联络请示北京的上级部门。当时正好是十一国庆假期，请示批复得很慢，那几个人住在孔雀河对岸破破烂烂的尼泊尔村庄，每天眼巴巴地望着中国的国门却进不了，想来也是挺魔幻……好在北京那边最后终于下了批文允许他们入境。
有说法表示中尼之外的第三国的游客能够经由斜尔瓦口岸入境中国，我对这一说法的可操作性持怀疑态度。因为所有外国游客进入西藏自治区都需要自治区旅游局签发的入藏函，光有中国签证是没法儿直接入境西藏的。因此外国人想要申请从普兰入境的入藏函，虽然理论上存在可行性，但实际操作起来恐怕并不容易。
▲普兰斜尔瓦口岸，河对岸就是尼泊尔（图片来源：沈云遥）
▲普兰口岸（图片来源：沈云遥）
在疫情之前，印度的香客能够组团从普兰入境到神山圣湖朝拜。虽说印度跟尼泊尔之间是开放边境，印度人去尼泊尔不需要签证，但印度香客过来朝圣，却也不能从斜尔瓦口岸通行，而是会经由海拔5100米左右的强拉山口（Lanag La，也叫里普列克山口Lipulekh Pass）入境。强拉山口是中印尼三国的交界点，自古以来就是从印度到西藏的重要通道，同时也是中印之间的传统边贸点，在1954年协定开放，1962年后关闭，1991再次协定开放——是1962年之后第一个开放的中印边贸口岸，也是疫情之前中印仅有的三个边贸口岸之一（另两个分别为乃堆拉口岸和什布奇口岸）。
强拉山口同样不对游客开放，但你只要爬上普兰县城附近的香柏林寺——这里过去是普兰宗的政府所在地——在山顶向西南眺望，就能够清晰地看到通往强拉山口的峡谷。从普兰宗到强拉山口的直线距离仅15公里，山的另一边是印度的北阿坎德邦（Uttarakhand）。
值得一提的是，计划2023年底通航的普兰机场便在左近，距离普兰县城12公里，是一座军民两用机场。西藏的机场大都是军民两用，起飞降落时候禁止拍照。我在拉萨贡嘎机场和阿里昆莎机场乘机时看到停机坪边上有4架没有保护罩的战斗机大喇喇摆在外头，处于随时待命状态，万一有啥突发状况能够紧急升空——这里能有啥突发状况呢？我只能说，中印边境距离和平还很遥远。
普兰这一段的中印边境是中印两国罕有的没有争议的地区，这里的中印边境是能够称为“国境线”的。普兰机场建成后，将成为距离中印“国境线”最近的4C级军民两用机场。如果要说距离中印 “实控线”最近的机场，当属林芝的米林机场。但普兰机场的牛逼之处在于，这里距离印度首都德里仅400公里，比从拉达克列城飞到德里还要近。阿里的昆莎机场已然让印度在边境上倍感压力，普兰机场开通后无疑能够起到巨大的战略威慑作用。
印度去年在强拉山口附近的制高点修了一个观景台，号称能够从印度境内直接看到冈仁波齐，但这个观景台更重要的作用很可能是用来监视普兰机场。
▲通往强拉山口的道路
▲强拉山口地图示意（图片来源见水印）
▲印度修建的观景台，说是为了看神山，很可能是为了看普兰机场（制图：梦回糊涂）
虽然中国跟印度在普兰这边没争议，印度却在这里跟尼泊尔存在争议。在尼泊尔主张的地图上，西北角有一处像手指一样的凸出部，叫做卡拉帕尼（Kalapani，全称“古真拉-卡拉帕尼-强拉” Limpiya dhura，Kalapani and Lipulekh）大约涉及了409平方公里，目前完全被印度实控，因此印度香客才能从强拉山口入境。这片争议地区既跟中国无关，又跟中国有关，因为关系到我们在普兰边境的西段究竟跟哪个国家接壤。要是这片区域真归了尼泊尔，印度跟中国就会少一段接壤，中印尼三国交界点也会相应变更。
对于这片争议区，其中卡拉帕尼西北部345平方公里中国支持印控，东南64平方公里支持尼控。有人可能会疑问，中国不是跟尼泊尔关系更好吗？为啥要偏向印度呢？
话说中印普兰段边界差不多在1950年代就已经确定下来了，尼泊尔过去跟印度一直争执不下的其实是卡拉帕尼东南部这64平方公里，对卡拉帕尼西北部的主张是尼泊尔在2019年才突然提出的。
尼泊尔之所以会提出这一主张自然事出有因。话说1816年尼泊尔和当时的东印度公司签过一份条约，约定尼泊尔和印度的西部边界以卡利河（Kali River）为界。当时测绘结果认为卡利河的源头在强拉山口附近，于是大家就以这条河为界了；没想到后来的重新测绘发现卡利河的真正源头在强拉山口以西的古真拉山口（Limpiya Dhura Pass）和达玛山口（Darma Pass）附近（达玛山口也是1954年开放的中印口岸之一）。
尼泊尔发现自己吃了哑巴亏，可又没有能力去控制强拉山口以西的地区，只好认了。但要知道印度在边界问题上的无赖是出了名的，即便是先前跟尼泊尔约定的强拉山口边界他们都不想遵守，硬是往东南蚕食了64平方公里，单方面制造了与尼泊尔的边界纠纷。印度前几年修了一条通往强拉山口的公路，深深刺激到了尼泊尔；尼泊尔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认为边界应当根据卡利河真正的源头进行修改，于是提出了新的主张。尼泊尔提出这一主张，未必是真的想要占有这块地方，只是想让自己在与印度的边界谈判中拥有更多的筹码，让印度至少把那64平方公里还给自己……
▲尼泊尔地图上多出来的一根“手指”
▲如果按照现在实控情况的话，三国交界点就成了丁嘎山口
大家看，以印度和尼泊尔如此密切的双边关系，依然存在这种悬而未决的边界问题，也能从一个侧面看出中印边界问题有多么难解。
虽然普兰段中印之间暂无纠纷，但继续往西的札达县可就有点复杂了。
大部分人说起中印边境纠纷，只知道藏南和班公湖、阿克赛钦，事实上札达县所属的中印边境段也有四处争议领土，而且这些领土几乎全部都在印度控制中。那为何这些情况鲜为人知呢？
第一，相比连接新疆和西藏的阿克赛钦地区，札达地区在中印边境的战略重要性相对较低，我国在政策上不愿在这里与印方有过多冲突。
第二，由于札达地区十分干旱，而喜马拉雅南麓降水丰沛，因此这一段的大喜马拉雅的分水岭线和雪山线并不重合。印度主张对他们有利的分水岭线，我国主张对我们有利的雪山线。印度在札达南部的两处争议地区，虽然越过了我国的主张线，但并未越过喜马拉雅分水岭线，因此在1950年代中印友好的背景下，没有对越线入侵该地的印军采取强硬措施。
第三，在札达西部底雅乡和楚鲁松杰乡的两处争议地区，如果单从当地文化和经贸联络来看，其实我们已经越过了“内阿里”的边界，进入到“外阿里”地区了……从印度的视角看可能更像是我们“入侵”了他们。
从门士出发沿着象泉河一路西进，过了曲龙村之后会翻上一座山口，壮丽的喜马拉雅群峰顿时在眼前展开。除了极个别的几座雪峰位于中印达成共识的边界上之外，绝大多数雪峰都完全位于印度实控线内——原因正是我前面说到的，这里的喜马拉雅分水岭比雪山线更靠北。
▲从札达南望印度，这些雪山发源了恒河。山峰名称和海拔是手机app自动生成的
▲相机拍摄的高清大图
这片雄伟的喜马拉雅群峰正是恒河源头所在地，我曾探访过印度那一侧（详见《恒河为什么会成为印度的圣河？（中）生于喜马拉雅》）。群峰当中最具传奇色彩的莫过于楠达德维峰（Nanda Devi），海拔7816米的高度使其成为了印度第二高峰——仅次于锡金边境上的干城章嘉峰。由于其周围极深的峡谷产生的极大落差，在欧洲人对西藏地理缺乏认知的19世纪之前，楠达德维曾被认为是世界第一高峰。1960年代，美国为了监测中国的核试验和导弹实验，曾与印度合作在楠达德维峰上放置监听装置。由于该装置后来未能被成功回收，也不知道效果究竟如何。
楠达德维虽然是这组群峰中的最高峰，但由于所处的位置偏南，从札达这边看过去并不怎么显眼。群峰中最为出挑的是7746米的卡美特峰（Karmet），几乎在札达县全境的制高点，都能够望见卡美特峰。卡美特峰不但海拔高，而且紧靠着边界线——这座山峰西南的山谷，正是恒河源头四大圣地之一的伯德里纳特（Badrinath），流淌着恒河源头六大支流之一的阿喀难陀河（Alaknanda）。
卡美特峰和边上的娑罗室伐底一号、二号峰（Saraswati Parvat I，Saraswati Parbat II）、玛纳峰（Mana I）组成了一片大型冰川，我前面说到过玛那山口便位于娑罗室伐底峰边上。玛那山口是无可争议的分水岭线，向南发源了阿喀难陀河，向北发源了玛那曲。玛纳曲是象泉河的重要支流，著名的玛朗遗址、玛朗寺，正是在玛纳曲的河畔。玛那山口跟强拉山口一样，也曾是中印边境传统边贸点，但这个山口后来一直没有重开过。
▲整个恒河源头地区，一共有六条主要的上源河流，大部分发源于中印实控线附近
▲玛那山口南边的阿喀难陀河
▲玛那山口北边的玛纳曲
在1954年中印签署的通商协定中，一共开放了六个山口供商人和香客通行，全部集中在札达和普兰两地。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札达、普兰位于德里的北方，靠近北印度核心地区，通行条件较为成熟。彼时隶属于克什米尔土邦的拉达克尚未对外开放；坐拥乃堆拉山口、则里拉山口的锡金还是一个独立王国；藏南则是敏感的所谓“东北边境特区”——唯有德里北部的喜马拉雅这段有条件在中印之间开放通商的山口。
这六个山口当中，强拉山口、达玛山口、玛那山口已经说到过了，什布奇山口（Shipki）可以直通司丕提，我在后面会重点来讲。剩下的两个山口分别是尼提山口（Niti，中国叫衮拉山口）和昆里宾里山口（Kungribinri），这俩山口似乎没怎么听人提过，究竟在哪儿呢？
从札达往南望去，卡美特峰和楠达德维峰之间靠近山脚的地区，便是札达地区中印边境的第一处争议区——乌热、然冲、拉不底地区，涉及约807平方公里。这片地区其实包括了乌热（Barahoti）、然冲-均郎（Silakang）、香扎（Sangcha）、朱毕钟（Chojan）、拉不底（Lapthal）等地，连成一个狭长形状的片区，历史上属于西藏的达巴宗（“宗”为藏地的行政划分，约等于县）管辖。
尼提山口位于然冲-均郎地区，这个山口以及这整片地区发源了是恒河源头六大支流之一的道里根加河（Dhauliganga River）。道里根加河被夹在卡美特峰和楠达德维峰之间的峡谷，会在下游汇入阿喀难陀河。昆里宾里山口则位于香扎-拉不底地区，山口南边发源了哥里根加河（Goriganga River），哥里根加河在下游会汇入恒河支流加格拉河（Ghaghara，即孔雀河，在尼泊尔境内叫卡纳利河，在印度境内叫加格拉河）。鉴于然冲-均郎和香扎-拉不底地区确实位于喜马拉雅分水岭印度一侧的恒河流域，因此我国对其主张并不强硬，在1954年的协定中就默许了穿过尼提山口、昆里宾里山口的“临时边界”，根据其历史归属声索其主权的主要目的还是为了增加在边境问题谈判中的筹码。
▲六个山口的位置如图，绿色为中印争议区（制图：梦回糊涂）
大家在看待边界问题的时候始终要明确一点：“领土神圣”只是一句宣传口号，历史已经证明领土是可以用来交易的。有时候国家“宣扬的主张”，未必代表“外交的主张”，只是为了增加自己的筹码；就好像我们做买卖讨价还价的时候，不会直接把底价亮出来。
但在香扎-拉不底的北边，有一片48平方公里的大草场叫做乌热。乌热虽然位于分水岭以南，位于道里根加河上游乌热曲的源头，但乌热草场是札达牧民历来放牧的地方，于是中印双方在这片地区便产生了冲突。中印曾在1956年达成了关于乌热的互不驻军协议，然而同年印方就派遣部队进入了这一地区，双方在1958年进行的谈判也未能达成共识。
如今乌热属于中国和印度交叉巡逻地区，我国媒体从来不提这片地区。但从印度媒体的报道可以得知，2017年我方曾派遣直升机进入乌热地区巡航视察，2021年边防官兵进入乌热地区拆除了印军搭建的桥梁……至于更多的情况就不得而知了。
▲乌热地区图示
札达的第二处争议区是位于卡美特峰、玛那山口西北的桑-葱莎-波林三多地区（Sang-Congsa-Pulam Sumdo，对应印度的Jadhang-Nelang-Pulam Sumdo），涉及约1460平方公里。这片地区是恒河源头六大支流之一跋吉罗蒂河（Bhagrirathi River）的上源支流贾德根加河（Jadh Ganga）的发源地，所以也被称为贾德根加河谷。
我2017年去恒河源头旅行的时候，就曾在地图上注意到恒河正源甘戈特里（Gangotri）的北边有一片中印争议地区。我当时有些惊讶怎么会毫无预兆地就接近了中印争议区，通常这种地方都会需要特别许可证。其实吧，虽然贾德根加河谷与甘戈特里紧挨在一块儿，两座河谷之间的高山屏障却是不可逾越的。
贾德根加河谷的入口位于贾德根加河汇入跋吉罗蒂河的地方，是一座极其狭窄险峻的峡谷，但这条通道却也是从古时候北印度进入西藏的捷径。为了能够安全通行，17世纪的阿富汗商人曾花费巨资，在几近垂直的岩壁上，开凿了一条五百米长的栈道。
▲古时候进入贾德根加河谷的栈道（图片来源：网络）
由于贾德根加河谷的与世隔绝，尽管紧挨着印度教文化圣地，当地却依然保留了藏文化，居民普遍信奉佛教。在历史上，贾德根加河谷东北的大部分地区属于札布让宗管辖，向札布让宗的宗本（相当于县长）交税；西南有部分地区曾属于加瓦尔王国（Garhwal Kingdom）统治，这部分领土我国并没有对其进行主张。印度对贾德根加河谷的非法侵占从英殖民时期的1919年就已经开始，单方面在贾德根加河与象泉河流域分水岭线上的桑觉拉山口安置石堆，制造国界标志。在1926至1932年间，西藏地方政府曾与英印殖民政府进行过谈判，希望双方各退一步——南边的桑和葱莎归印度，波林三多归西藏，最终协商无果。不过那段时期英印政府并未对波林三多进行过实质性的管理，基本上保持着当地的原状。
1950年代，印军开始进驻贾德根加河谷。1952年入侵桑和葱莎，1954年中印协定波林三多作为中印边贸市场，然而没想到1955年印度就入侵占领了波林三多……在此过程中，中印双方并未发生任何冲突。原因正是我之前说到的——其一，印军并未越过分水岭线；其二，当时想要对波林三多进行后勤补给实在是难如登天，因此被印度抢先在那里站稳了脚跟。
这种补给的困难，只有亲自到过那里才能体会到。波林三多在地图上看起来距离札达县的萨让乡非常近，但由于去萨让的路特别难走，专程去一趟要额外花费太多时间，因此我没能去成。不过我好歹到达了中国这边的波林村，看名字就知道跟波林三多属于同一片地区——我得说去一趟这里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我自认走过的烂路、险路应该算是很不少了，然而论修路行路之难，恐怕很少有地方能超过札达县的萨让乡和底雅乡。我之前在《来回翻越了十几次喜马拉雅，我终于整明白了麦线》中描述过修路进墨脱的困难，墨脱的交通难在雨水过于丰沛，地质灾害频发；而札达这边是另一种难，难在“千沟万壑”——明明近在眼前的地方却是可望不可即，被一条深沟给拦着。
为啥会有这种情况呢？我前面说过札达其实是一座砂石和淤泥沉积形成的古湖盆，一方面，当地降水量较少，风化、沙化严重，难以保持水土；另一方面，有很多雪山环绕着札达，冰川融水产生的地表径流，对松软湖盆沉积物日积月累的侵蚀，切割出了一条条又深又陡峭的深沟大壑，峡谷往往有如刀劈斧削，随处可见“一线天”的景观。从卫星地图上看札达，这些深沟大壑就看起来好像地表的一条条伤疤——如此地貌，地球上大概绝无仅有。
由于沟壑多、深度大、坡度大、地质疏松、缺乏保持水土的植被，给修建公路造成了极大的挑战。墨脱第一次通车的1993年，萨让和底雅的村民都还需要骑马进出。很多人应该知道川藏线上的怒江七十二拐，我想说的是，走过萨让和底雅，再走怒江七十二拐简直跟玩儿似的。萨让乡路上光是一个底加木达坂就有三百三十多个拐，上上下下一百多个拐的山沟到处都是。为了跨过一条沟，往往得要先下一千多米海拔到沟底，然后再爬一千多米上来，两三条沟这样折腾下来，不仅刹车片烧出一股糊味儿，人也都快转晕了。
▲玛朗观景台附近的公路。土林好看是挺好看的，但对于修路绝对是噩梦
▲象泉河谷到处是这种陡峭的大落差
▲有些地方根本没法儿修路
▲大沟小沟无数的沟
▲借由全景可以感受下这种地貌的不友好
我费劲儿往萨让乡的方向走，主要是为了去卡孜遗址和多香遗址考察——卡孜寺供奉着一尊著名的断指观音像，相传是仁钦桑布父亲铸造的；而多香城堡的护法殿保存了一些早期的泥塑和壁画。
卡孜和多香这两个地方分别位于象泉河的两条支流，距离象泉河干流都只有五公里左右。我在没去那里之前，看着地图满以为大概只要从札达县城出发顺着象泉河开车一会儿就到了。跑到那里傻了眼——从县城沿着象泉河谷，最远只能到札布让村，后面根本没有公路！所以说纸上谈兵害死人，太容易犯“想当然”的毛病。去那边只能走通往萨让的G695国道，从G695会有两条分出去的岔路，分别下降个一千米海拔到谷底，就能到卡孜和多香了——当然，看完之后还得分别原路返回，爬一千米上来。
这里我得要专门介绍一下G695国道——如果说G219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公路”，那么G695则是传奇而又神秘。这条公路完全贴着中印边境西段，从普兰一直到喀喇昆仑山口的神仙湾哨所附近，距离实控线最近的地方仅五百多米，传说中的班公湖大桥就是G695的一部分。但这条国道的大部分路段涉及边境一线防区，普通人恐怕无法前往。
G695目前尚未完全铺装和通车，我这次有幸走了几段，基本上都是在札达县境内。我在前文中写到从G219到札达县可以走门士乡那条路，这段路过了曲龙村之后不久便开上了G695，经过东波村、达巴乡、玛朗村之后，在玛朗观景台附近左转，可以继续沿着G695一直到萨让；在玛朗观景台那边直行下山则是到札达县城。
我走G695进札达那次，到玛朗村大约是傍晚六点左右，正要往玛朗观景台走，却在上山路上被部队拦了下来，说前面在军事演习，要到晚上12点才能通行。由于这边没有别的路可以绕行，无奈之下只好去玛朗村找了户村民家闲坐吃喝。等到夜里十点多，银河升了起来，我站在玛朗寺的庭院里，一边是纵贯天际银河下的千年古刹，而山的另一边却是军事演习的炮声隆隆……可谓是我近年来最为魔幻的体验之一。
我们那晚凌晨一点才在札达县城住下，第二天白天开回G695国道去萨让，又经过了前一天禁止通行的地方。果然有连队在此驻训，老远就能望见尘烟滚滚，山上竖着不少炮靶。随后经过波林村的边防连队，连队门口写着一行标语：“规制印军，坚守利益，降温稳局。”字数虽少，却浓缩了我国在中印边境争议地区的战略与政策，大致还是要求在维持边境现状的基础上，避免事态升级和武装冲突。
▲G695规划示意
▲由于连队驻训演习受阻玛朗村
▲这一耽搁倒是见到了异常壮丽的银河
从玛朗观景台通往萨让的G695前半段修建在高原草甸上，依旧保留着古湖盆的样貌，道路十分平坦。从波林边防连开始，铺装路面结束，路况也变得大起大落大开大合。前往卡孜和多香的路途可谓急转直下百转千回，然而当下到谷底之后，我不得不说这一路的颠簸劳累值回了票价——无论是卡孜还是多香都颇为惊艳，堪称世外桃源。虽然两旁的山上寸草不生，但清冽的山泉、小溪从谷底流过，将山谷滋养得郁郁葱葱。在山壁上开凿的大量洞窟表明，这里曾是规模可观的定居点。
看着这样的地方，我一下子就明白了为何当年古格王国会发展出如此多的卫星城。札达盆地纵横交错的沟壑，把整个地区切割得支离破碎，难以发展出大型的城镇聚落群；当地最好的一些土地都分布在沟壑中，分散开来居住才是充分利用资源的最优解，象泉河谷的支流网络成为了连接这些定居点的天然通道。然而这样的地理环境却很难适应现代化社会，因为修建公路实在太难——这些沟沟壑壑时宽时窄，太窄的地方易于形成堰塞、洪峰，对于地质灾害、洪涝灾害的抵抗力极弱，如果把公路修在沟壑里，可能下一场雨，路基就冲没了……更别提落石塌方等其他问题。
交通的落后必然导致发展的落后。我到卡孜的那天，看到一辆中国移动的工程车停在卡孜寺门口，僧人说他们是来安装基站的——这是开天辟地以来，卡孜头一回有手机信号。难以想象都已经2023年了，中国还有刚刚通手机信号的地方。
不过呢，札达县行路难的问题很快将会成为历史，我这次看到当地路网建设正在加紧进行中，其中有一段正是沿着象泉河谷底部修建的，相信基建狂魔一定能够克服万难。一旦把萨让到底雅的公路环线修通，那么这整片边境区域的经济产业就能盘活，说不定会成为阿里旅游的新热点——毕竟这里是整个阿里地区海拔最低、气候最好的地方——当然前提是政府愿意开放这些敏感地区的公路让游客通行。
▲札达县的高处，都能见到雪山景
▲去札布让的路上会有前往萨让、卡孜的岔路
▲这条土路是通往玛那山口的
▲过了柏林边防连之后就开始往一条大沟里走了
▲远处的河谷都是公路难以到达的地方
▲这段盘山路全都是土路
▲已经废弃的波林村，村民都前往了抵边小康村
▲往卡孜方向走，路边的遗迹多了起来
▲终于望见了谷底的卡孜寺
▲卡孜寺的大殿是新建的，现在属于直贡噶举派
▲断指观音被锁在玻璃柜里，还不让靠近拍照
▲网上的断指观音照片（图片来源：网络）
▲断指处的细节
▲据说是仁钦桑布父亲做的锁
▲象泉河里发现的奇石，左边是个“大象”，右边的“蛋”据说专治不孕不育
▲木雕底座
▲卡孜寺的强巴殿是老的，又是典型的“大阿里”式门框
▲里面有个老的佛像底座，佛像已不知所踪
▲卡孜寺后山的遗迹
▲卡孜寺的佛塔
▲卡孜寺所在的河谷
▲原先卡孜的断指观音一直供奉在这里
▲跟仅剩寺庙的卡孜不同，多香是一座村庄
▲多香跟卡孜一样，藏在土林沟壑中
▲多香城堡遗址
▲城堡边上的佛塔都已经被盗掘
▲多香城堡边上有一座干涸的小湖，这个干涸的湖可以看做扎达的缩影
▲湖的入口和出口都被切割出了深深的峡谷
▲只能从内部登顶的险峻城堡
▲城堡边上的洞窟遗址
▲多香城堡整体
从地图上看，萨让到底雅的直线距离很近，两地有河谷通道相连——萨让曲汇入象泉河，象泉河流经底雅乡。地图上显示萨让到底雅确实也有一条沿着河谷的小路，可这段公路究竟通不通却连当地人也说不清楚。即便能走通估计也是凶险万分，落石、塌方时有发生，据说今年夏天刚有一辆挖掘机被连带路基一起给冲走了。
出于这样的缘故，我放弃了萨让。倒不是说我怕危险，而是怕一进一出可能要耽误太多时间。毕竟底雅才是我边境考察的重点，不想花费过多时间在萨让。
为什么底雅那么重要呢？
大部分人估计从来都没听过底雅这个地方，这很正常。我之所以会关注到这个地方，是因为我先到了“外阿里”的司丕提，特别好奇如果从司丕提沿着象泉河逆流而上入境到中国会是哪儿，于是才知道了底雅乡。仔细一研究，发现这地方真是不简单——
1. 底雅乡是整个阿里海拔最低的地方，海拔仅2900米，是阿里唯一能够出产桃子、杏子、葡萄等水果的地方。 2. 底雅乡的什布奇村是全中国距离首都北京最远的村庄，直线距离3500公里。 3. 这里是传奇大译师仁钦桑布的出生地，他出生的热尼村有一座跟托林寺同时期且保存完好的佛堂。
▲底雅的什布奇是整个中国离北京最远的村庄
▲霞义沟景区
▲霞义沟中的土林
▲香孜遗址
▲香孜附近的农区
▲香孜的抵边新村
▲从这里开始无休无止的盘山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