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饥饿站台》的设定模式来解读李荣浩为什么会发布《要我怎么办》这首烂歌

《饥饿站台》葡萄牙版海报 

《饥饿站台》作为一部西班牙新人导演的作品，去年问世后就受到了源源不断的关注。影片设置了一个极端的游戏场景，以反乌托邦的形式隐喻了社会阶层的割裂。

李荣浩在7月8日发布了新单曲《要我怎么办》，因其只有九个字（仅有“要、我、怎、么、办、呵、哈、你、想”）的歌词遭到了大量的争议。

作为一个音乐领域的内容创作者，我在观赏完《饥饿站台》后，发觉这个故事也可以和音乐市场的现状紧密联系起来，它甚至用底层逻辑解释了李荣浩发行单曲模式的动机。

流量就是饥饿站台里的食物

《饥饿站台》的游戏模式很简单：在一个333层的垂直监狱坑里，每一层都有两位居民，每天供应一次餐饮，从第一层一直下放到最底层，食物的总量可以满足所有人的生存需要，但每人到底愿意吃多少并不做限制。每个月更换一次所在楼层，完全随机。

由于住在上层的人根本不会考虑下层居民的感受，监狱坑里的人也仅仅只能和上下层的人进行沟通，所以上层人为了更好地扛过去会疯狂进食，下层人只能活活饿死。

这个模式就像当前的流量战争。市场虽然很大但有极限，它就像食物一样，被无数音乐从业者争夺。而李荣浩靠着才华和努力逐渐从幕后走到了台前，成为了住在上层的头部明星。

他们可以依靠巨大的曝光量和高额的推广费用以及大平台的合作推荐抢占绝大部分的流量和关注；而中部的音乐人一边梦想跃迁到上层，一边担心自己又会跌落到下层，在这场竞争中也是时刻不停歇；下层的从业者占了绝大多数，他们可能是独立音乐人、地下乐队、音乐民工等，获取着微薄的市场份额，只能得到“残羹冷炙”。

理想主义的堂吉诃德已是“明日黄花”

任何进入饥饿站台监狱坑的人都可以带一样东西，主人公格伦带了本《堂吉诃德》。这本书在西班牙的地位堪比《红楼梦》在我国的价值，它的象征意义不言自明——格伦就是一个和堂吉诃德一样的理想主义者。

而在这样一个反乌托邦的极端环境里，理想主义者的下场一定是世界观的崩塌和价值观的破灭。格伦渴望每个人都只吃可以维持生存量的食物，尽可能给下层人留下更多的东西。可是没有任何人愿意这么做。人类的自私基因在这里被彻底放大。

在经历了杀人、吃人肉果腹和无数的赤裸斗争后，格伦再也没有读《堂吉诃德》。他的理想主义从此消失，开始融入游戏，认清了现实。

           《饥饿站台》里主角携带的书籍 

“酒香不怕巷子深”这句俗语在这个流量至上的数据时代里，也成为了明日黄花。想必现在很多年轻人也知道并不是写的歌曲只要够好，就一定能成功，所以他们尽可能地参加选秀，增加曝光。这就是唯数据论时代背景下，优秀音乐作品逐渐萎靡的直接原因。

主流的华语乐坛出不来太多的好作品，而在不那么看重数据的独立音乐领域里反而佳作不断。

曾经看到Linkin Park在访谈中说到他们的录音室专辑都是从几十到上百首歌曲里精挑细选组成一张唱片的，一个人气如此之高的乐团仍可以做到这种程度。而在这个无数人都习惯了碎片和即时反馈的年代，每个人恨不得每写完一首歌就立刻发表抢占关注。

这也是现在歌手更热衷高频率发单曲而不发表专辑的直接原因。格伦想在饥饿站台把食物平分给每个人，曾经那段每个月都有不同音乐人轮流发片获取讨论的岁月就像堂吉诃德一样被时代碾得粉碎。专辑的歌曲一首一首轮流提前放出，获得一轮又一轮的关注。

李荣浩那首只有4到5秒的《贝贝》，在一次精细的运营中收获了火热的关注和讨论，为新专辑的发行完美造势。《贝贝》的音乐价值为零，它就是一次上层音乐人利用自身优势疯狂攫取流量食物的行为。

           《贝贝》歌词只有两个字——贝贝 

上层音乐人欲罢不能的单向权利

在《饥饿站台》里，由于食物是自上而下的单向流动，这个模式令上层人拥有对下层人的极端单向权利。他们可以在食物里小便，向下层居民抛洒排泄物，而后者对此无能为力，也无法反抗。

现实里的人们当然不会像影片中表现的那么露骨，然而这无法掩盖阶级落差下上层人士对下层人的无可比拟的地位优势。各行各业都如此，数据时代的娱乐业尤甚。

             《饥饿站台》剧照 

有两种模式可以走到音乐圈的上层：一种是李荣浩这般靠自己的才华和多年的积累逐渐成名走向一线；另一种则是全靠资本的助推和数据，在没有任何代表作的情况下成为一线。

只要靠某种方法走到了上层，无论才华几何，都可以做导师，掌握着只能靠参加选秀向上爬的下层人的生杀大权。

凡是在上层体验过的人就不会再想沦落到下层。可是时代总是在变化，想保留住自己的地位，就只能采取“能力”和“流量”并驾齐驱的方式。

这也就有了两种好玩的现象：李荣浩要玩恶趣味营销来让自己的作品被更多人看到；而如张艺兴等背负流量原罪的音乐人则极力想证明自己的音乐才华。

在《贝贝》的成功之后，李荣浩尝到了甜头，趁着这次红利再发布一首只有九字歌词的《要我怎么办》。我想以他的创作才能来说，好好写一首歌词并不难。但真的如此，可能《要我怎么办》就只会是一首平平无奇的新歌。

从这一方面来讲，李荣浩要靠这种方式营销，彰显出了对自己作品的信心不足。

《饥饿站台》的结局是丧气的，把主角的善良和斗志踩的粉碎。面对浮躁的市场和不可逆的时代巨轮，我们当然无法回到曾经的理想时代，但如果就此向它低头那未免也太无趣了。所有的营销都要适度，再一再二的时候没问题，再三再四的话，信用就很可能破产。

试想一下，如果《要我怎么办》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不知名音乐人的作品，它能获得什么样的关注。可能就像饥饿站台里住在200多层的人一样，当餐桌移动到他所在的层高时，盘中已经一粒米都找不到了。

炒作有风险，营销需谨慎。毕竟互联网是有记忆的，它不像人的征信报告五年一清，它是永存的。

在流量时代，恨一个人比爱一个人容易太多，也强大太多。我仅代表个人表示，真的不想再看到李荣浩先生下一次还玩这种手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