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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与城市︱新冠疫情下的韧性社区规划

Citipedia 一览众山小-可持续城市与交通 2022-03-23


本文需阅读 - 44 分钟

一览众山小

Sustainable

Cities &

Mobility

城市规划与发展战略

城市综合交通

公共交通与非机动化出行

活力街区、街道与城市设计

量化城市与大数据

「一览众山小-可持续城市与交通」

2020年 | 4月29日期

团队成员

原文/ Todd Litman

Victoria Transport Policy Institute

翻译/ 张婉娴 郝璐 李淑琪 赵艺枫 

林若然 段山友 孙艺芸

         编辑/众山小   校核/李淑琪          

文献/刘艺     排版/梁雨文


一览导读

灾难往往是难以预测的。多数大流行病是少见的且变幻莫测的。如果我们仅仅是为着一种主要的流行疫情做预备努力但忽视其他灾害,这样的做法是不对的。基于这样的考虑,这篇研究报告对疫情下的韧性社区规划进行了广泛的探讨;讨论涉及到,新冠疫情的产生带来的教训如何帮助每个家庭与社区更好地应对多样的健康、环境、和经济冲击,当然也包括传染病流行事件。只有这样综合全面的考虑,才能帮助社区在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获得尽可能长久的繁荣。






一览众山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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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总述


这篇报告探讨了一个贴切而有趣的问题,我们如何才能最好地准备好迎接“暴虐命运的弓箭弩石,”或者用现代话说,我们如何才能规划韧性社区,从而能够抵御包括大流行病、其他灾难在内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冲击。


在大众看来,最好的灾后生存计划是隔离在私人岛屿或乡村生活。一些人有应对灾难的嗜好,他们会准备一个隐蔽的、有充足应急物资的地堡(prepping)。然而,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这是无效且不现实的。虽然对于技能丰富、有反社会倾向的富裕而健康的人群来说,他们能够在与世隔绝的乡村环境中幸福健康地生活。多数人会觉得这种与世隔绝很无聊,他们有要承担的责任和依存关系,包括工作、照护以及对于服务和活动的需要。


这一分析表明,多数人在灾难期间最好生活在适于步行的城市街区,以便获得公共服务和活动、以及能够提供安全和支持的社会关系。总得来说,这是一个好消息,因为这说明提高抗灾能力的政策往往也有助于实现其他社区目标,包括可负担性,经济机会和环境保护。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的大流行是个重大风险。如果不加以控制,它可能会夺取数亿人的生命,造成巨大的社会和经济损失。幸运的是,总体上预防似乎是成功的,大大降低了死亡率。虽然传染病曾经是死亡的主要原因,但是卫生状况的改善、疫苗接种、医学治疗和其他公共卫生干预措施大大降低了传染病的死亡率,如图一所示。与其他的健康风险,如心血管疾病、癌症和意外事故相比,大流行病现在杀死的人数更少,对于寿命的影响也更小。


图一、在1900年到1950年间,卫生状况的改善、疫苗接种和医学治疗大幅降低了传染病的死亡率,降低了90%。


如果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遵循以往大流行病的模式,控制疾病将需要2-4个月严格的旅行限制和隔离要求,伴随接下来几个月的温和干预,这会造成各种社会和经济问题。为了提升韧性,社区需要有效的应急反应、传染控制、安全获取和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务、充足的住房、为隔离的人们提供身心支持。


这项研究得出的一个关键结论是,大流行病并不能成为放弃城市的正当理由。尽管城市居民更容易感染,但农村居民更容易在感染后死亡,城市生活提供了更多的健康和安全福利,使城市总体上更加安全和健康。许多人认为传染风险随着密度(单位土地上的人数)的增加而上升,但这不必然是正确的。风险实际上和拥挤度(单位室内面积的人数)更相关。大多数感染风险与长途旅行、工作、商店和社交聚会等特定活动有关,城市、郊区和农村地区在这方面是类似的。


图二、这项美国研究发现城市化显著提高了寿命


为了减少隔离的压力,家庭需要充足的空间、采光和通风。有一楼通道的房子接触传染的风险最小。拥有公用入口、室内走廊和电梯的多家庭住宅会有额外风险,但可以通过恰当的设计、经常性的清洁和消毒、适当的卫生状况和物理距离来减少风险。无家可归的现象增加了传染风险,因此减少无家可归者能增加韧性。这么做虽然成本高昂,需要州/省和联邦的资金,但却能带来许多长期效益。


如图三所示,出行模式的风险和可负担性各不相同。所有的公共交通工具,包括飞机、火车、公共汽车、出租车和私家车,都可能传染,散步和骑自行车的传染风险最小。不开车的人,可以散步和骑自行车,便宜且能起到锻炼的效果。所以改善步行和骑自行车的条件往往可以提高韧性。


图三、各交通方式在大流行病中的安全性和可承担性的不同


下表总结了城市和农村地区大流行病的特殊风险和解决方案。为公平起见,应特别考虑帮助身体、经济和社会上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


特殊的大流行病风险和解决方案


可见,城市和乡村都有需要特殊解决方案的大流行病风险。


大流行病只是社区面临的众多风险中的一个,通常也并不是最重要的。因此,实施传染病控制策略并不是非常有效,会增加其他的健康和安全威胁,或其他经济、社会或环境问题。例如,体育运动的减少会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车辆出行的增加会增加交通伤亡和污染排放。大流行病和其他灾害引发严重的经济问题,如收入减少、商业活动和税收减少。为了提高韧性,家庭和社区应准备好应急管理方案,建设强有力和灵活的基础设施,并支持负担得起和资源节约型的住房和交通选择。其中许多是“双赢”策略,有助于实现除了防灾之外的其他社区目标。


下表提供了家庭和社区如何提高抵御大流行病和其他的经济、社会和环境风险的能力清单。


韧性规划清单


家庭和社区的良好规划可以提高他们抵御大流行病和其他风险的能力。 


02

引言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是一场严重的威胁;如果不加控制,它将会夺取世界上上亿人的生命。幸运的是, 强有力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减少了传播范围,防止医疗系统超负荷运转,大大减少了死亡人数。再次感谢医疗卫生专家与工作者!


然而,我们可以做得更好。不必要的延迟与不够充分的准备削弱了这些响应措施的效果。社区在防疫中面临这许多实际的问题,也揭露了疫情对社会与经济的影响。疫情期间,人们经常疑惑:“为什么我们不能做更周全的准备呢?”每一次灾难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仅针对同一流行病去做预备工作是错误的。我们需要明确能帮助社区有效应对多样风险的普遍准则。规划师用“韧性”一词来描述系统吸纳由于突发的经济、社会或环境变坏带来的外部冲击的能力。许多社区都将提升韧性作为发展目标(100 Resilient Cities)。


此次的流行疫情造成了诸多相互关联的问题,包括疾病与死亡、医疗卫生系统压力、交通管制、居家隔离令,恐慌与茫然、心理与生理压力、还有个人与企业的收入来源中断以及这一现象对市县本身、国家、以及全球经济发展造成的威胁。尽管关于应急管理与社区韧性规划有大量文献可考,但大部分成果是聚焦在生态环境灾害事件,例如飓风、地震和山火;却鲜有对流行病的关注。流行疫情和其他灾害不一样,因为它威胁的人的生命而不是设施的安全;并且会持续较长的事件并产生重大的经济影响(如下表总结),所以解决疫情重点是为保护人的生命不受威胁,并为经济安全提供保障,而没有太多必要去关注设施的维护。


表一、灾害影响。流行病疫情也是一种需要被考虑在应急规划中的灾害类型。(*极端天气包括台风、龙卷风、狂风、冰暴,和极端严寒与酷热天气)


该报告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探究,将新冠疫情与其他健康危机进行对比,研究了它对居民生活质量、旅游出行、经济生产力与安全的影响;揭露流浪人群与不可负担性等问题;同时对比了城市与农村的风险,并为社区如何更好地预备、应对和从流行病疫情等冲击中恢复提出建议具体方法。其中的这些方法是家庭、社区、地方组织、市政府和区政府能够执行的措施。报告也强调了既能提升韧性又能达到居民社区的其他发展建设目标的双赢策略。这使任何与应急响应或社区韧性规划相关的工作者能从中有所收获,也能为那些希望在帮助自己的家庭为将来的灾难做出更好的应对的人们提供指导。 


03

韧性原则


未来是不可预测的,所以智慧规划是为这些潜在的未预料到的被经济学家成为冲击的变化做准备。亦或像我奶奶说的,我们应该“抱最好的希望,做最坏的打算”。如果我们是面对一种可能的冲击,那么事情就很简单;但是个人和社区面临的是大范围的潜在威胁。以下内容列举了韧性规划的几条原则: 


预备与响应 


好的预备和响应性意味着社区拥有值得信赖的领导力;有效的应急管理方案和良好的信息沟通,使政府官员能够与社区居民之间很好地相互沟通。 


稳健度、安全度、冗余度 与灵活度


关键设施必须足够坚固耐用,有足够的冗余度与灵活性,才能更好地应对潜在的压力与冲击,且设施建设要避开高风险地区。例如,在建筑规范较严格的地区,地震造成的破坏和伤亡要相对少得多;公共设施致于地下时,极端天气就不太可能造成电力中断事故。类似地,安全起见,家庭和社区应避开高风险的洪涝区、海岸线以及易遭山火的森林;这些风险会随着气候变化而增加。 


多样性


一个富有多样性的系统能够更好地应对意外变化。例如,车辆故障、医疗问题或收入损失,或是灾害使道路无法通行或无法使用燃料等等情况都可能导致没法开车的情况,所以一个通常以私家车出行的的人也应该重视其他交通出行选择,例如他们所在社区的步行、骑行和其他公共交通服务,以应对未来这些无法开车出行的情况。即使是那些开车出行不受影响的人也能从这些非小汽车出行模式中受益。类似地,那些有多样化取暖和烹饪选择、食品供应和就业机会的家庭也更受益。 


可负担与节约性


如果幸运的话,我们的生活会总是富足的,但是我们仍要做好准备说不定哪天就会变得穷困并需要一些在负担能力范围内选择。由于住房与交通是绝大多数家庭最大的两种开支类型,可负担住房与交通是韧性规划中的重要部分。 


这些原则可以应用在不同类型的规划决策场景中。比如说,为了提升韧性,这些家庭会在低风险地区选择安居之处,邻里社区的社区建造也会选择在低风险地区,并配套高效的冗余的公共设施,建设多模式混合的,能够提供在不需要小汽车的情况下也能满足日常通勤服务的公共交通系统。以上的这些原则认为社区要确保拥有可负担住房和交通选项,让所有家庭,包括低收入家庭、残疾人家庭、或是其他有特殊需求的家庭都能在可步行社区里找到能负担的居住之所。 

这些原则将提升社区对于疫情和其他灾难的韧性,以及家庭对收入损失和身体残疾等冲击的韧性。即使流行病疫情不会像自然灾害那样对基础设施造成破坏,也不会对家庭结构和出行活动造成眼里和限制,但它带来的金融经济影响会迫使很多家庭产生对可负担住房与交通出行的选择的需求。 


04

比较 Covid-19 与其他健康风险 


包括天花、斑疹伤寒、鼠疫、霍乱、脊髓灰质炎和麻疹在内的传染性流行病曾是常见且致命的。幸运的是,更好的卫生、疫苗和医疗的改善大大降低了感染这些疾病的风险,如下面所示。全球化增加了传染病扩散,但也加快了反应速度,因此即使是具有高度传染性且致命的疾病也可以得到控制。因此,我们患传染病的风险比我们的祖父母小得多。


图四、美国传染病死亡率(参考文献1,请后台留言联系我们索取)“在1900年至1950年间,卫生条件的改善、疫苗接种和医疗手段的应用使传染病死亡率降低了约90%,大大降低了总死亡率。值得注意的是,在1918年西班牙流感爆发,以及死亡率在1980年至1995年因艾滋病和最近的结核病爆发而略有增加。”


由于高传染性和高死亡率,Covid-19是相当危险的,它很容易传播给未受感染的人且有1-10%的感染者会死亡(参考文献2,请后台留言联系我们索取)。它的长期风险将取决于它的免疫模式——即受感染的人对再次感染的免疫程度、疫苗研发的难易程度,以及突变率——即新菌株的发展速度。如果它遵循以前的流感大流行模式,风险将在几个月内变得严重,并随着预防和治疗方法的改进、疫苗的开发和更多的人具有免疫力而缓和。


由于公共卫生干预措施的成功,传染病目前总体上是一个相对较小的健康风险。Covid-19预计将在18个月内杀死20万到220万美国人,造成的死亡人数比每年280万的正常死亡人数增加了5-40%。假设大流行病每世纪发生两次,它们平均造成每年4000至44000人死亡,如下图所示.


图五、美国主要死亡原因(参考文献3,请后台留言联系我们索取)“假设大流行每世纪发生两次,它们在每年平均死亡人数中所占比例相对较小。这表明,长期的卫生政策应将流行病视为众多健康风险之一。”


由于因患Covid-19而死亡的主要人口是老年人,故导致的潜在寿命损失(PYLLs)的减少幅度较小。PYLLs计算的是人们死亡的平均年龄,因此给予了与年轻人相关的风险更大的权重。下面的数字比较了安大略省的SDHU地区的总死亡率和潜在寿命损失率。如果用PYLLs来衡量,导致年轻人死亡的风险(包括自杀、交通伤害、围产期并发症、中毒和出生缺陷)相对重要,这使得预防这些风险具有更重要的公共健康优先权。用这种方法来衡量,与自杀、意外事故和出生缺陷相比,如流感和呼吸道疾病的排名相对较低


图六、比较主要死因和潜在寿命损失(PYLLs)“心血管疾病、癌症、痴呆和呼吸系统疾病是导致死亡的主要原因,但由于自杀、意外事故和出生缺陷(圈起来的)会导致年轻人死亡,所以这些疾病会导致更多的潜在寿命损失。”


下表比较了Covid-19与其他主要的死亡风险,假设有30%的感染率(2020年30%的人感染这种疾病)和1%的死亡率。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它将成为60岁以上人群的最大死因,但即使是在这个年龄段,它也只会造成所有死亡中的一小部分,而对于更年轻的群体,它造成的死亡也会比交通事故、吸毒过量、杀人或自杀造成的死亡要少。


图七、比较新冠肺炎和其他死亡风险(New York Times 2020)“Covid-19可能成为老年人死亡的最大原因,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它造成的死亡可能比交通事故、吸毒过量、杀人或自杀造成的死亡要少。”


这一分析表明,大流行存在非常大的潜在健康风险。如果不加以控制,Covid-19可能杀死10%的受感染社区成员,可能造成多达5亿人死亡。幸运的是,公共卫生干预措施可以将这一风险降低99%以上。尽管这些干预措施在经济上代价高昂,但也比不受控制Covid-19的潜在危害要小。


下表比较了流感大流行的最佳和最坏情况。


表二、最好和最坏的疫情未来走向。“通过良好的管理和运气,生活和经济活动将很快恢复正常。”


05

防疫隔离与孤立的问题


疫情防控举措涉及到对出行,商业和社交活动的限制,以及疏远人群甚至全面检疫隔离。以下表格总结了这些防控措施所产生的问题和有可能性的社区解决方案。


表三、隔离问题和社区解决方案

在出行,商业和社交活动上面的限制可以产生各种各样的问题。大部分表格中所述的解决方案可以帮助人们及时得到信息与物资,保持愉悦并与社会维系基本的联系。但所有的方案也需要一定的技术支持,比如高速网络,视频会议,送货服务,等。另外,房屋应该具备足够的空间,保证舒适性,有自然光线和空气,以及个人室外空间,例如阳台,门廊,露台和院子。社区的设计应该更适用于“社交隔离”。例如,将房屋的窗户开向街道和前廊,拓宽人行道,以及提供休闲小径(Mehaffy 2020)。这些设计对于有孩子的家庭和残疾人极为重要。


06

无家可归的风险和解决方案


遭受无家可归或住房不足的人们以及为他们服务的组织面临着传染病带来的特殊挑战(Brasuell 2020)。无家可归的人往往是最易感人群,这主要是因为他们日常生活压力大,通常有营养不良和慢性疾病,以及他们拥挤的居住环境缺乏基本的卫生资源条件,例如水槽,干净的洗手间以及洗澡和穿干净衣物的条件。(Woodyard 2020)。为无家可归者提供服务的人们也容易受到传染病影响而在疫情爆发期间可能无法工作。


公共卫生官员一般建议接触或被传染性疾病感染的人应居家隔离。这样的隔离要求对于拥有稳定住房和可靠收入的人来说已经非常困难,而对于无家可归或住房条件不足的人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Fuller 2010)。如果这些人真的被感染了,他们将需要留在医院,占用稀缺的床位,为超重负担的公共卫生服务系统增添更多的压力。若可以将无家可归者的感染风险最小化,每个人则将从中受益。


许多社区都已经有减少无家可归者的计划项目,但传染病的大流行急需这些计划的落实。无家可归者服务提供人员正在对其服务进行重新安排,以减少实际的传染风险,保证社交隔离,以及改善卫生状况(Woodyard 2020)一些社区正在将房车或未充分利用的旅馆改成服务被感染但不需要住院的无家可归者的隔离场所(Canales,2020)。为了使这些艰苦的工作顺利进行,整套计划还需要全方位协调食物供应,医疗和心理健康服务,并承应在疫情结束后将居住者转移到稳定的长期住所中去。


项目实行起来的确很难。无家可归的人的背景不同,需求各异。虽然有些无家可归者只是由于短期的经济或家庭危机,暂时需要廉价住处充当庇护所。但是另一部分无家可归者是由于严重的精神疾病和药物滥用问题而导致的长期的居无定所。他们在有住房需求的同时还需要医疗,社交,经济的全面支持。这样的支援项目成本很高,但从长远的角度来看,这个项目对公共健康,社交和经济的所带来的效益是值得的。


在大型中心城市里,无家可归问题尤其严重(DHUD 2018)。由于无家可归的人倾向于从他们的家乡社区迁移出来,然后所谓地”漂“到大城市里,使得地区性,州级/省级,以及国家级的政府因而需要承担其中的大部分费用(Lederbogen, Haddad, Meyer-Lindenberg, 2013)。


07

对比城市及乡村的风险


许多人认为传染性疾病使城市更加危险,但是综合来说这并不正确。尽管,在其余条件相同时,接触传染随着密度升高而升高,但是其他因素对于流行病风险和死亡率有更显著的影响,这使得城市总体上比乡村地区更加安全和健康。


在诸如芝加哥、纽约和西雅图等地区Covid-19的高传染率不仅仅反映了他们的密集,还体现了他们与全球的联系--他们是主要的交通枢纽,贸易中心,旅游胜地和迁移站点。一些密集的的城市,比如香港,新加坡和三番,和高度城市化的国家,比如日本和韩国,重点强化应对Covid-19的重症致死率。许多城市郊区,比如纽约市附近的新罗谢尔,西雅图周边的柯克兰,其感染率高于附近的中心城市。尽管Covid-19直到四月初才肆虐乡村地区,三分之二的乡村地区均发现至少一例病例,而且一些乡村地区拥有高于平均水平的感染率。


图八、新型冠状病毒轨迹比较(许多密集并且高度城市化的地区,比如香港,日本,新加坡和韩国在减少Covid-19传播和死亡上取得成功。这表明了密度本身是影响传染病风险的次要因素。其他因素包括公共健康系统效能,社区响应机制和医疗保健质量更加的重要)


在比较城市和乡村风险时,区分密度(每单位土地面积人数,比如每英亩)和拥挤度(每室内空间人数,比如每一百平方英尺)是十分重要的。感染风险来自于拥挤,而不是高密度。城市工地,商店,和健康护理设施并不比乡村地区更易传染。下表总结了诸多风险因素和解决方案。


表四、感染风险因素(城市、远郊和乡村地区具有相似的感染风险因素和解决方案)

在本研究中,衡量人均风险也很重要。如左图所示,人口大州,比如纽约、加利福尼亚和佛罗里达有更多的确诊病例,但是许多低密度的州,如路易斯安那、佐治亚和内华达有着相对较高的人均死亡率,如右图所示。这表明,密集度的危害性小于其他风险因素,比如长距离运输(至全球化联系)、公共卫生措施、人口特征和生活方式。


图九、确诊病例总数对比死亡率(城市区域具有最多的病例,一些低密集州有高死亡率)

研究表明密集的大城市流感季节时间更长,但是低密度地区的峰值更高,这会加重医疗保健系统的负担。乡村居民面对传染病的时候更加易感, 这归因于他们的人口特征(通常他们更加年老,贫穷,有更高的慢性病患病率和更高的吸烟率),有限的公共健康系统,和贫乏的健康医疗资源。如下图所示,在乡村地区的流感死亡率远高于大城市及其郊区。正如流行病专家Eva Kassens-Noor教授解释,“乡村人群通过少量的渠道感染它(新型冠状病毒),但是他们也只有少量的途径治愈。”


图十、不同地区流感死亡率(乡村地区的流感死亡率高于大城市及其郊区,如果新型冠状病毒遵循这个模式,乡村地区低暴露率会被高死亡率抵消)


如下图所示,城市化趋向提高传染病风险,但是显著降低大部分死亡因素(心血管和呼吸疾病,癌症和意外伤害),因此提高了总体寿命。

图十一、美国2005-2009不同城镇化地区预期寿命(这份美国的研究发现针对不同的人口特征群体,寿命随着城镇化显著提高。大都市居民相较于农村居民平均多活2.4年。这种城乡区别在贫穷和少数人群中更显著)


图十二、美国1990-2009基于年龄标化的死亡率(这份美国的研究发现死亡率在大都市区域最低,并且在大部分人口特征群体里随着乡村化而提高。城乡死亡率的差异在贫穷和少数人群中更显著。过去的二十年加剧了这种差异。乡村居民有着更高的心血管和呼吸疾病,意外伤亡,肺癌,自杀,糖尿病,肺炎/流行性感冒,肝硬化,和老年痴呆症。)


图十三、加拿大可预防死亡率(这份加拿大的研究发现在易到达区域(比如城市)的可预防死亡率最低,并且随着偏僻距离而增加。这种差别源自于人口特征(偏僻社区居民收入较低,受教育水平较低),加上心血管疾病,癌症,糖尿病,意外和自杀率较高,同时,健康医疗资源有限。)


这表明健康和安全风险在不同地区是不同的。城市居民倾向于有更高的传染病风险(Fan和Song的研究发现中心城市与感染病相关的死亡率高出28%),高层火灾,街道犯罪,但是如下所示,郊区和乡村居民面对来自慢性病、意外、自杀、灾难(比如山火)的风险更高,加上其有限的健康医疗资源和更慢的应急响应速度会导致问题愈发严重。


表五、健康和安全风险(所有地区具有特定的健康和安全风险。)


除了提高健康和加强安全,其他因素也鼓励紧凑开发。都市生活趋向于降低人均土地消耗和汽车出行,同时提高可达性,这将会带来如下所示的优势。


表六、密集型社区优势

因此,城市区域附加的感染风险被密集型生活在经济、社会和环境等方面的优势所弥补。不同于抛弃城市,健康社区规划会降低城市风险,城市总体上会更加安全和健康。下表总结特定的城市和乡村流行病风险和最小化风险的途径。


表七、特定的流行病风险和解决方案(城市和乡村区域特定的流行病风险要求特殊的解决方案)


08

交通风险和解决方案


当下长距离出行与本地出行都会有感染的风险,长距离出行会将病毒带入社区,而本地出行则会加剧分散传播。交通枢纽与交通走廊则往往是疾病传播的出入口,例如机场和高速公路。所有的共享交通工具都会有风险,因为其巨大的客流和繁忙的运输,例如公交、火车和机场。然而小汽车出行例如出租车,叫车服务或家庭出行,因为有着密闭的空间和无数次的接触(拉手、扶手和座椅)也会有风险。以下的图对比了常见出行模式的传染风险和可负担情况。

图十四、安全性和可负担性模型/不同交通模式的大流行病安全性和可负担性。 

该图表明,为了减少传染性疾病的风险,出行者应该最小化的共享出行方式。儿童专职司机会特别危险,因为他们经常与他人及其他物体接触。在严重依赖机动出行的地区,这些制约非常严重地限制了非机动车出行者的户外活动。特别是对于那些使用公共交通和拼车出行的通勤者可能会无法去工作。即使是紧急地出行,例如前往健康中心也变得非常困难且高昂,因为在这些蔓延地区,出租车和叫车服务被限制并且打车距离也很长。在大流行病期间,由于限制了餐馆、汽车旅馆以及公共卫生间服务,城市之间的机动车出行也可能变得不便利。


特别是当拥挤时,公共交通出行表现出特殊的风险。地面交通,例如公交和电车,可能会比地铁更加安全。这些风险可以被有效的减少,通过恰当的清洁和消毒、雇员和乘客的卫生保证,操作员的保护(Fletcher,et,al.2014),以及运营的提升,以减少拥挤和延误(Transit center 2020)。出租车、叫车服务以及驾驶者搭载乘客通过限制拥挤和恰当的清洁、消杀卫生,也能减轻风险。出租和叫车公司也提供了病假,因此当驾驶员可能被传染时,他们不太可能继续工作。送货上门服务能够减少但是不能杜绝风险,因为快递员需要处理许多人的服务。步行、自行车和远程办公可能是最安全也是最可负担的出行模式,使可步行城市街区更具弹性,特别是如果他们处理社交安全距离,这意味着居民能够在他们的居所里,安全的与邻居谈话见面(Mehaffy 2020)。


表八、交通出行的风险和解决措施,出行活动有着多种的风险,但是风险可以有效降低。


当前和长期旅行的一些影响


大流行病对于出行和商业行为的限制,以及居家的法令,已经极大的减少了交通出行量(Heisler 2020),也减少了交通拥堵,事故和空气污染(Lunden and Thurlow 2020;Sahagun 2020)。


  • 远程办公(电话交流以及快递服务代替了自身出行)正在不断增长,并且随着人们和企业在大流行期间积累经验,这种远程公的趋势可能会加速。

  • 骑行是安全并且健康的出行选择,这次疫情也增加了骑行出行,也可以证明长期骑行改善的合理性。

  • 在大多数城市地区,物理安全距离要求需要比如今更宽的人行道和小径(Kostelec 2020)。减少车辆交通和增加物理距离的需要证明了街道空间重新分配以扩大人行道和自行车道的合理性。或者开放街道,使非机动化的出行模式与低速的机动化出行共享道路空间。

  • 紧急状况的,服务性的,以及货物和快递的车辆可能会得到额外的支持和特权。

  • 公共交通可能被污名化,最近的趋势(叫车服务、郊区化、增长的收入以及低油费)可能会减少大部分美国城市的过境交通。并且公共交通的批评者可能会用传染病的恐惧来证明进一步投资的失败。公共交通提倡者可能需要用公共交通的福利予以反击(Litman 2018;TUMI 2020;UITP2020)。


这次大流行病是否将引发人们放弃城市和公共交通?答案可能是否定的。在911恐怖袭击和多种公共交通恐袭之后,也许最相关的案例就是经验(Reuters 2017)。在那段时间,许多人宣称这些恐袭事件将会结束城市化和公共交通的需求。城市和公共交通机构对此做出回应,增加安全性和公共教育。但城市化和交通乘车出行不久就反弹回先前的增长水平。尽管恐怖袭击导致一些人非理性的恐惧城市和交通出行,但是事实上,城市会比乡村生活以及机动化出行更加安全和健康(Hamidi,et al 2018;Litman 2005)。


在主要的大流行病期间,限制公共交通出行可能是合理的,但是从长远来看,如果夸大流行病恐惧,并导致长期从城市转向依赖公共交通的郊区,或者从公共交通到私人机动化出行,这可能会导致死亡和感染人数的增加(Litman 2005)。


09

可负担性


对于许多家庭,Covid-19流行病导致了几个经济问题。即使在大流行病之前,许多中低收入家庭也遭受房价、交通出行和健康医疗的巨大经济压力。这个大流行病将会导致大量的失业和商业的损失,这些都将会减小许多家庭的收入。尽管会有刺激性资金,失业保证和账单延期政策提供救济,但许多家庭依旧将需要额外的短期和长期解决措施。


尽管可负担性问题往往关注在高房价成本,但是许多家庭也面临着大量的机动车花费成本,包括因为机器故障和事故而导致地大量的花费许多中等收入家庭很难去进行车辆贷款,保险或修复支付,他们希望有一个能够支付得起的交通选择。


下面是一些当地政策(帮助增加负担能力)

  1. 实施驱逐保护,暂停租金和延期,增加对有风险家庭的补助

  2. 增加密度和建筑高度,允许紧凑和减少在可步行城市街区中间类住房类型的建设(包括二级套房,多层公寓,联排别墅和低层公寓)。特别是对于拐角地段,较大的地段,公园附近的地段和繁忙的街道。因为这些位置对于街区消极的影响是最小的。

  3. 降低开发成本,批准要求和包容性要求,以适中地价格($200,000-400,000每单位)建造房屋,因为这些是我们最需要的项目。

  4. 减少或降低最低停车标准,并且优先拆包(停车位与住房单元分开租用),如此无车的家庭就不会被强迫去支付他们不需要的高昂停车设施。

  5. 允许更高的密度和建造高度以换取更多可负担的单元,最小目标密度应该被应用于可接受的地方。

  6. 提升可支付性住房设计,市政府可以支持设计研讨会和竞赛以鼓励更好的设计。负担得起的房屋设计咨询,去除中间网站,在波特兰的Infill设计项目就是可负担得起设计资源的例子。

  7. 提高活跃的交通出行方式(步行和骑行),以及微型交通(电动滑板车和自行车),通过改善人行道,交叉路口,骑行道,完整街道政策,交通平面和街道景观。

  8. 提升公共交通服务,让车站不再拥挤、更加干净,通风更好,更少的延误,通过更好的设计,增加清洁的,专用的公交路线,全门可上以及自动化的收费系统,提高便利性和舒适度也能够减少疾病的威胁。

  9. 运用交通需求管理(TDM),包括多样化的政策和项目,鼓励更加有效率的出行行为。当地与区域政府应当应用TDM策略并要求大雇主有减少通勤旅行的计划。

  10. 支持沿着繁忙的公共交通走廊(TOD)开发可步行的街区,去打造居民和上班族不需要小汽车就可以轻易地获得各项常见的服务和活动的街区。


10

大流行病-韧性社区规划


什么样的社区最能抵御流行病和其他灾害风险?


带有底层通道(直通人行道或车道的独立房门)的住房,可以尽量减少传染风险。带有外部楼梯和走道的多户建筑风险也很低。共用入口、室内走廊和电梯的建筑可能会带来额外的风险,但可通过高频的清洁和消毒、居民和员工的卫生措施来降低风险。为了最小化环境风险,住房应能承受地震,飓风,极热和极冷等局部风险,并且房屋应位于洪泛区和野火易燃区之外。


为了减少隔离期间的压力,房屋需要安静的环境、足够大的空间、充足的采光和通风,以及私人室外区域,例如带座椅的阳台或露台,院子或屋顶花园对于儿童则尤为关键。个人隐私也很重要,例如家庭办公室或安静的工作空间,对于家庭工作者尤为关键。面向街道的窗户以及前廊或低矮的阳台,使居民能够在与邻居保持距离的同时挥手和交谈,这被称为“友好社交距离”(Mehaffy 2020)


图十五、大流行病-韧性住房


在位置偏僻依赖汽车的地区,有更少家庭义务和反社会倾向的富裕驾车者可能更健康快乐,但这类位置也带来了巨大的成本和限制:他们要求每个成年人都拥有一辆私人汽车,并为那些不能、不应该、不会或不愿意开车的居民提供较差的出行选择。在这些领域,获得基本服务和活动的有形和电子访问途径是有限且昂贵的。大多数住在步行宜居的城市社区中的家庭生活最具韧性,在那里,通过步行和骑行很容易获取和享受常用的服务和活动。为了最大化社区韧性,社区应具备以下特征:


  • 有效的应急管理,可信赖的领导,沟通和重要物资。

  • 良好的公共卫生和保健服务,特别是针对传染病和禁烟的项目。

  • 良好的步行和骑车条件,有足够的人行道和道路空间,允许物理距离。

  • 可靠的高速互联网、电信、电子政务、电子商务和快递服务。

  • 在紧凑型社区中提供可负担的住房选择,在这些社区中提供无需汽车即可轻松获得的基本商品和服务。

  • 最大限度减少流浪者和有效的社会服务计划,以解决精神疾病、药物滥用、家庭暴力,并支持弱势居民。

  • 强大的社区凝聚力,大多数居民与邻居保持着积极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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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解决方案


全面规划让我们认识到,流感只是一种传染病,减少传染病只是一个公共卫生目标,而改善公共卫生只是一个社区规划目标。一个好的规划的一条基本原则是,个人的短期决策应与战略性的、长期的社区目标相一致。因此,全面规划有利于“双赢”地解决流行病问题,也有助于实现其他社区目标。


图十六、社区规划问题


传染病——包括流感大流行——只是许多公共卫生风险之一,降低这些风险只是许多社区规划目标其中之一。全面规划力求找到双赢的解决方案,帮助实现多种社区目标,例如解决流行病问题的同时,支持经济发展、社会公平和环境保护。


许多流行病解决方案有助于实现其他规划目标,如下表所示。例如,改善步行和骑行、减少汽车旅行和增加可负担的住房选择有助于实现各种健康、社会公平和环境保护目标。


表九、各项政策提供的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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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对人类智慧的基本考量是我们能否总结并吸取以往的经验教训,预防和解决新问题。从新冠肺炎(Covid-19)的大流行中可以学到很多,为未来的大流行病以及其他健康、社会和经济威胁做更好的准备。


如果新冠肺炎(Covid-19)遵循以往的大流行病模式,控制它将需要2至4个月的严格出行限制和隔离要求,然后是几个月稍微温和的约束。这给、企业和社区带来了各种家庭、社会和经济问题。为了提高韧性,社区需要有效的应急方案以实现对传染病控制,并为所有居民提供足够的住房、为孤立无援的人提供身心支持,以及负担能力。房屋的设计应尽可能减少隔离压力,并具有足够的空间、光线和通风设备的,且位于适宜步行的地区。拥有底层通道最安全,但是通过适当的清洁和消毒以及居民和员工的防护措施,多户住宅的风险也可降至最低。流浪者往往会增加传染风险,若消除这一现象人们会更安全。


所有出行活动都可能传播细菌。城际旅行会将感染引入社区,而本地旅行会散播感染。航空旅行、公交车和车站、出租车、铁路和用于运送家人和朋友的私家车,都有封闭的空间和许多接触可能(把手、扶手和座椅),这些都会传播细菌。 除了在非常拥挤的地区外,步行和骑行的传染风险极小。这说明为减少传染风险,居民应尽量减少和其他人共享车辆出行,共享车辆的驾驶员和乘客也应确保适当的间隔,并养成消毒和卫生习惯。 步行和骑行通常是最安全的方式,价格可负担的同时还能锻炼身体,因此改善步行和骑行条件往往能提高韧性,扩大其设施以提供足够的空间也可降低感染风险。


这项研究的主要结论是,大流行病并不能成为放弃城市的理由。城市和农村地区具有不同的健康风险。尽管城市居民感染传染病的风险更大,但农村居民被感染后更容易死亡,任何其他传染病风险都会被城市生活所带来的巨大健康和安全效益所压制,这使城市总体上更加安全和健康。许多人认为传染风险随密度(每单位土地上的人数)的增加而增加,但这并不一定成立。风险实际上与拥挤(单位内部空间的人数)有关。大多数感染风险与特定活动(长途旅行、工作场所、商店和社交聚会)相关,这在城市、郊区还是农村地区都类似。许多人口稠密的城市比小城市和农村地区更有效地控制了新冠肺炎(Covid-19),这表明公共卫生计划的质量是预防大流行的最重要因素。总的来说,城市人口的寿命比农村相似人口的要长。


传染病只是社区面临的众多风险之一,通常并不是最严峻的风险,因此,实施会增加其他问题的传染病控制战略将是低效的,例如,减少增加心血管疾病的体力活动,或增加车辆行驶,从而造成交通伤亡和污染排放。实施传染病控制战略也可能会增加其他问题,例如减少运动(可能导致心血管疾病的增加),或增加车辆行驶(从而导致交通伤亡和污染排放),这将造成低效的管理。许多“双赢”的解决方案有助于在减少流行病风险的同时实现其他社区目标,例如增加可负担能力和经济机会,减少交通问题和污染排放。




全文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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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下的韧性社区规划》




1

《美国传染病死亡率趋势1980-2014年》



2

《COVID-19疾病严重程度估计:基于模型的分析》



3

《美国2017年死亡人数最终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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