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黄曦鹏：怀揣一颗书生的心，以社稷民生为使命

工作中的黄曦鹏

黄曦鹏，男，硕士，2016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国务学院，曾任校研究生会副主席，现为四川乐山市委办工作人员。

精英意识，大众情怀

毕业以后，坐在堆积如山的文稿面前，我想起了3108里的那个阳光明媚的遥远下午。那时，我是刚走进复旦园的大一学生，几十个稚嫩的面孔在教室里热情又略带羞涩地相互打着招呼，共同期待着第一节专业课《政治学原理》，期待着与政治学这个陌生名词的第一次交汇。走进教室的是系主任陈明明教授，在讲授课业内容之前，温润如玉的陈老师十分严肃地提了要求，大意是：在座诸位是在千军万马中脱颖而出的佼佼者，将要接受中国顶尖的大学教育，是国家的精英，必须以精英的标准要求自己，做到名副其实；政治学乃是关于公共生活的学问，公共生活是我们的研究对象，善的公共生活是我们的价值追求，一名合格的政治学人，不应该只关注自己的小日子，还要关心大众疾苦，为了大众有更好的生活而努力，如果我们都不承担起这个责任，便愧对复旦和政治学两个词，这些要求可概括为八个字：“精英意识，大众情怀”。

初次听到这句话，唯一的感受是因被称为精英而沾沾自喜，但六年多后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再次想起这句话时，心境已完全不同。要不辜负母校的学术训练和导师的殷切期盼，面前无非有两个选择：从事学术和从事政治实践。从事学术能够成为智囊，对改善公共生活提出深刻见解，但学院老师令人高山仰止，愚钝如我即使忝列校门，也只能是说些别人早就说过的话，提些一文不值的建议。剩下的选择就很明晰了投身公共事务实践，参与到政府运行和权力博弈的过程中，或能为改善公共生活作出微小的贡献。

接下来面临的是一个“千古困境”：留在上海还是回到西部？千百条理由都指向留在上海，唯有一条理由让我选择了西部：上海各方面都走在全国前列，需要的是最前沿的创新探索，无数聪明的头脑都在从事这项工作，不差我一个。而西部在社会治理上是落后的，我在上海学习到的先进理念和经验更有可能发挥作用，况且那里是生我养我的故乡，有我的父老乡亲。于是，我最终选择了西部，将求职季唯一一份简历投向了四川省选调生。

参谋辅政，乐在其中

我所在的部门是市委办综合室，主要的任务有三项：一是为市委主要领导提供文稿服务；二是向省委报送本市信息；三是收集各地各部门的情况制作信息产品，用市委办主任的话来说就是金字塔的塔尖，党政机构运转的枢纽。

在此间工作，最深的感受是责任重大，使命光荣。责任体现在文稿创作上，以文辅政绝不是句空话，重要文稿中一句话甚至一个词的改动，背后可能意味着政策和大量资金投向的变动，紧急信息的报送更是涉及到重大突发事件的上传下达，将值班电话拿在手上有一种化身为保护全城人的英雄的中二感。

责任的重大意味着标准的严苛。我们向外发布的每一个字都代表市委，文稿格式有精准到页边距的严格规范，工作以来被批评最多的就是校对和格式的问题，在同事的不断鞭策下，我这个双鱼座已经半只脚跨入处女座行列。比起形式，更为艰难的是内容的创作。市委主要领导交办的文稿往往综合性极强，几乎涉及到所有的行业和领域，信息量巨大，每一段话展开都可能是一篇论文，这要求我们具备全而深的知识面。从中央大政方针到调节邻里纠纷，从项目报批流程到基金债券运营，从城市交通规划到旅游小镇打造，从治理污水种什么草到禁毒防艾用什么药等等都要了解，纸上一句话，背后可能是上万字的阅读量。比掌握信息更重要的是领导思路的把握，要“关起门来当书记”，站在市委主要领导的角度思考问题，而领导的思路体现在日常言行中。因此，我们经常有机会旁听市委重要会议，观察睿智的领导们如何思考和解决问题，趣味盎然，亦收获很多人生经验。

严格的工作要求意味着精力的大量投入。作为党员，为人民服务是常说的，但在学校并没有切身体会，走上工作岗位后，优秀而敬业的领导和同事们通过行动让我明白了什么叫真正的为人民服务。在这里，加班到深夜是家常便饭，能享受到一个完整的周末和节假日实属幸事。虽然在私下里大家也会调侃这工资又低、任务又重的“苦差事”，没有时间陪伴家人，但一到办公室，立刻全神贯注地投入工作，颇有“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的风范，不少同事都华发早生。这样不为名利、不计得失的奉献精神，也许只有“公仆”二字能解释。

选调生，既是一份任务重、要求高、强度大的工作，更是一份能带来荣誉感和成就感的事业。无论是在省委办公厅刊物上发表信息，还是自己参与撰写的报告变为城市规划，或是看到群众问题得到解决送来锦旗，都能给我带来纯粹的快乐，这种快乐是其他奖励无法比拟的，或许这就是马斯洛所说的自我价值的实现吧。

转变心态，享受孤独

如果说工作让我累并快乐着，让我感到不太适应的便是回乡后的生活。

四川省委组织部来到学校宣讲时，有同学问到收入的问题，公务员处的领导笑着回答了两个字：够用。过了两个月，我渐渐发现组织在福利保障上对选调生关怀备至，加之西部物价水平偏低，生活花费极少，只要不追求奢侈，以现有的收入完全可以过上较高品质的生活，“够用”二字十分微妙而贴切。

比起经济上的“够用”，更为不适应的是类似文化震惊的体验。离开校园后，“谈笑有鸿儒”的状态一去不复返，进入了一种新的话语体系，参加聚会画风突变，再没有人一起讨论学术问题，取而代之的是“怎么回到这个小地方来工作”“处对象了吗”“买房买车了吗”“什么时候结婚”等人生“九问”。加之在巴蜀大地，麻将是人与人之间交流的主要媒介，不擅此道的我更喜欢宅在家里看看在学校没有仔细看过的闲书，当读书从主业变为闲暇时的消遣，倒也怡然自乐。

掐指一算，离开校园不过百余天，但已恍若隔世。选调生的道路还很漫长，或许我会经历无数的故事，将身上的书生气彻底磨去，变成完全不一样的人。不论将来处于何种境况，我将一直怀揣一颗书生的心，以社稷民生为使命，用学术的视角审视这个世界，用全部的力量去做一些对公共生活有益的事情。但愿多年以后，带着选调生和复旦校友的称号，再次回想起那个遥远下午，能够会心一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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