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心声 | 陈丽萍：复旦给了我什么？
尊敬的各位领导、老师，亲爱的同学：
大家上午好。我是2017级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博士生——陈丽萍。
我是新生，也是老生：三年前我在这里参加2014级研究生开学典礼；三个月前，也是在这里，我参加了2017届研究生毕业典礼；今天，还是在这里，和大家一样，展望着即将开启的新的旅程。
进入研究生阶段时，导师程计林教授就对我说，好医生分为两种，一种是医学匠，一种是医学家，两者都会看病，但医学家懂学术，能够更好地服务于临床。当时的我，刚迈进学术的大门，并没有很深刻地领会导师的教诲。但随着学习的深入，我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临床实践中百姓的疾苦，需要依靠看似高耸入云的基础研究去解除。
我曾在临床中见过一个90后女患者，她的双亲均因慢乙肝相关肝癌去世，所以她特别注意定期体检。而就在她刚刚诞下一个女婴不久，乙肝相关肝癌如同魔咒一般降临在她身上，病情发展迅速，不到半年患者就去世了，留下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孩独留人间。对一个鲜活的、初为人母的生命的不幸陨落，我深感悲痛，更对自己的无能为力扼腕叹息。
也许，你会问，在科技这么发达的今天，怎会连一个乙肝病毒都对付不了？
是的，目前乙肝仍旧属于世界性难题；你可能会说，那也无所谓，乙肝离我们很远。但是我要负责任地告诉大家，中国是乙肝大国，官方数字显示我国的乙肝人群超过1亿，当然这其中包括携带者，换言之，在中国，每10个人中就存在一例与乙肝相关。近百十年来，世界各地的医务研究人员都致力于攻克乙肝、攻克肿瘤，但此题依旧无解。既然前人都没有收获，那作为研究生的我们，还有执着的必要吗？
答复是有，非常有必要。
再难解决的问题，都不应该阻止科研探索的脚步。2015年10月，屠呦呦因发现具有治疗疟疾的青蒿素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从而成为中国获得科学类诺贝尔奖的第一人。这一消息振奋全国。璀璨夺目的光芒背后，却历经了190次失败的沉寂。 真理在黑暗中掩藏，发掘真理的道路荆棘遍布，甚至需要几代人努力，临门一脚可能就是你我他。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既有牛顿和爱因斯坦这样灿若星辰照亮世界的天才人物，也有在黑暗中踯躅而行的寂寥身影，他们都通过科学研究改变过我们的生活。
从“高精尖”的学术研究到临床实践的路是漫长而孤寂的，但想到一旦可以在前人基础上，探索出拯救更多癌症患者的方法，让更多的年轻母亲可以留在孩子身边，我就充满力量。中山医院的汤钊猷院士经过40多年的不懈努力，将我国肝癌生存率提高到领先国际水平。他曾鼓励学生：“一名外科医生如果只会开刀，即使开得很好，一辈子最多也只能看几千个病人；但如果他不仅医技精湛，还能在科学研究上有所创新、有所突破，不断推进医学科技进步，那就能造福无数病人，能为国家和人民做出更多更大的贡献。”
作为追梦的复旦人，应该有万夫莫当的冲劲和舍我其谁的精神，希望我们都能做历史的参与者，而不只是历史的见证人，青年科研工作者应该有这样的信心，也应该有这样的担当。近来刷爆朋友圈的杨树，是2016年入选青年千人的90后，就毕业于我们的复旦大学；同样，今年3个国家优青获得者的90后，其中最年轻的入选者为复旦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郁培文。正如焦扬书记在为毕业生上的最后一堂思政课所讲的那样，复旦人要主动融入大时代，奉献大时代。
作为大时代下的一名青年学生，我有幸在复旦的百年星空下成长，让我更深地理解我的专业，同时也深刻认知我们所生活的环境和时代。
三年前，枫林拆迁，我成了第一批入驻邯郸大本营的医学生，在与包括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材料科学系、马克思主义学院、法学院等院系的同学交流中，碰撞出思想的火花，让我看到了另一个世界；
我所在的附属医院地处遥远的金山，但对于每次学校的活动，哪怕公交转小火车再转地铁，我也乐此不疲。
复旦给了我锻炼的平台，也给了我施展才华的天地。我参与组织过5次复旦大学实践项目，除了可以平复在实验室的苦闷，临床上的无奈，认识很多志同道合的伙伴外，我也把足迹留在了祖国的山川大地。
从实验室里的“精益求精”，到西部大山里的“走村访巷”，我看见了世界，也照见了自己，这些看似与医学“无用”的经历，却更坚定了我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的信念，我是为国家而生，理论的学习最终还是要落于实践才为大用。
常有人问我，“复旦给了你什么？”
我想，复旦给了我脚踏百年厚土，追逐自由而无用时，仰望星空的底气。居学术庙堂之高，则忧健康科研难题；处江湖之远，则常思世间悲悯。如今，我才逐渐明白导师那番关于“医学匠”和“医学家”的教诲背后的良苦用心。所以我选择继续在复旦读博深造，以科研服务临床，以临床推进科研，期待在未来成为一名有能力、有担当的“医学家”。复旦给了我别样的医学人生，所以，现在，我，背起行囊，在复旦，在这里，和大家，再一次出发！最后我想引用一位伟人的几句诗作为结尾：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摄影：易天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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