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说 | 从教初心篇：他们的路，曾经这样走过

从本周起

「复旦研究生」将持续推出暑期特别栏目“师说”

第一期，就让我们来听听

研究生心目中的好导师

从教初心的故事

看看他们是如何一步步走上讲台

走进学生的心中的

好导师 · 从教初心篇

新闻学院 李良荣老师

“我曾在媒体当了十年记者，做媒体、写新闻、写评论对有经验的我来说都比较容易，不会感到很累。但做老师对我来说是第一次，而且我的普通话也不标准，所以当时只是把它作为一种职业选择。是学生们的鼓励让我改变了想法。

我第一次上课是在进修班，这个班上的学生大多是在工作单位工作了十几年的人。听说他们的课很难上，因为大家认为只讲理论是空谈。但没想到我的课很受他们的欢迎。学生的欢迎使我有了很大的信心，知道当教师还是能够做得好的。后来我上的课是《新闻学概论》，到2002年，一直上了整整二十年。我每次上课都会改我的讲稿，上一次改一次，增加大量生动的案例，所以我的课很受学生欢迎，这是对我很大的鼓舞。”

新闻学院 黄旦老师

“我们当时的工作是计划分配的，但是事先会征求意见。我说不想到机关去，觉得不适合我。最后把我留下做老师我也是不知道的，但是是愿意的，比较清静和自由。就这样后来就当了老师。

教师生涯永远处在享有使命感和责任感的过程中，没有一刻是你已经完成了职责或者达到了标准。做一个好的老师，每一节课对你都是一个挑战，都是一种压力，哪怕这门课我已经上过5年、10年。所以一个负责任的老师是当的时间越长会觉得越难的。”

新闻学院 童兵老师

“我做新闻传播这一行，主要是因为新闻学是有学问的，需要独立思考，要根据国内外形式和老百姓心理状态的变化来决定怎样做新闻，这些就需要有人去研究。我是1968年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的，期间当过小报编辑记者、记者站站长、工人等。因为当时新闻学只有本科，直到1978年教育政策改革开始有了硕士研究生学位，我考上了北京大学的中文系新闻专业，没多久因四人帮停办的人民大学被中央恢复了，随后我到了人民大学念了3年的硕士正式走上新闻传播学的道路。1984年中国正式建立了新闻学的博士学位，念了4年拿到了博士学位。从1978年到今年，正好是40周年。跟上国家前进的步伐，把新闻学搞好，努力掌握新闻传播的规律是我的初心，至今未变。”

哲学学院 张汝伦老师

“对我来说，当老师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并不是刻意为之的事。这一方面是来源于我自己的家庭背景。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师”被看得很高。“天地君亲师”，师处在很高的位置上。我小时候，社会上很流行这样的舆论，那就是好的老师对学生的一辈子有很大的帮助。“误人子弟”是对人很严厉的指责。人们痛恨那些误人子弟的老师。因为不合格的老师耽误了一个学生的一辈子。这样的老师是不可原谅的。这样的成长环境对自己有比较大的影响。后来自己进了大学，读了研究生，想要从事学术工作，大学当然是个合适的地方，就这样当了老师。”

哲学学院 刘放桐老师

刘老师说：“从幼年开始，总觉的应该做点什么，人生应该不仅限于此，想想现在的自己，还是那个倔强的、单纯的、对理想充满热爱的那样一个人。”

刘老师早年家境贫寒，历经艰辛，一路只能断断停停地求学，然而他始终没有放弃。大学时候他学的是经济。现在回想起来，刘老师觉得报考经济系对于当时的他来说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因为国家倡导经济建设，就报了这个系。然而，四年经济学的积累，加上曾经对自然科学有过广泛的涉猎，给他奠定了一个走上哲学研究道路的比较广阔的视野。刘老师毕业以后去北京财政经济出版社的工作，在工作之余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涉猎，也让他对哲学产生了极大的好奇心。想来，刘老师哲学的爱好正集中在哲学的本来意义“爱智慧”上。学习哲学最要紧的就是运用哲学的道理来思考各种问题，增长智慧。年轻时候的他，碰到什么问题他总要思考个究竟。

1956年．是当代中国发展史上很重要的一年，当时党的八大提出了一系列改革的方针，特别是确定了双百方针，提出了向科学技术进军的口号。教育部决定在一些有条件的大学开始试招授予学位的正规研究生。当时叫副博士学位，这是参照苏联的教育体制进行设立的，水平相当于美国的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之间。本来按照本科所学专业和工作性质，刘老师应该继续学经济学，但是由于强烈的时代使命感，再加上强烈的兴趣驱使，他决定选择报考西方哲学专业继续深造。虽然当时国家在大力提倡经济建设，然而再好的经济建设，也需要人文精神作为引领，时代是需要灵魂的。刘老师感到当时最成问题的就是哲学，当时学界对西方哲学的全面否定和批判，不但不利于哲学学科的发展，也无助于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当代时代精神的高度所体现的意义。当时招收西方哲学专业研究生的只有三个单位，北大、人大和科学院。刘老师报考了人大哲学系西方哲学史专业，而且被顺利录取。

进入人大以后，刘老师投师于当时大名鼎鼎的何思敬教授门下，由苗力田先生协助指导，何先生在延安时曾任社科院的副院长，还给毛泽东等领导人上过课。从此，刘老师正式踏上了学习与研究西方哲学的道路。那也是人大哲学系刚刚成立的时候。人大一开始位于北京市里，后来搬迁到郊区，和北大相邻，因此，刘老师有机会经常去北大上课。当时听过很多著名学者的课，包括冯友兰，金岳霖、郑昕、贺麟、任华等人。这些先哲的教诲对刘老师日后的哲学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些先生都不约而同的主张学习西方哲学必须精读几本经典原著：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斯宾诺莎的《伦理学》、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黑格尔的《小逻辑》。而这些，刘老师都仔细研读并仔细的做了笔记。这些先生大都主张厚积薄发，不鼓励多发表文章，但也有些先生鼓励多练笔。刘老师觉得他们的话都有道理，这也极大影响了其后来的为学风格。

刘老师回忆到，在人大期间的学术基础和积累，成为其这些年来从事西方哲学研究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这不仅仅得益于先哲们的悉心教诲，人大的优良学术氛围也给刘老师提供了进一步的学术机会和成长空间。一方面来自于在读研期间编写“五四”以来中国现代哲学史的经验。这使得他能够比较系统地了解了“五四”以来中国的西方哲学研究和发展情况，也为进行西方现代哲学研究做了准备。另一方面来自于人大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术环境，这使得他一开始从事西方哲学研究工作，就比较注意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指导，并力图把对西方哲学的学习和研究与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研究结合起来。

1961年，刘老师进入复旦工作以后，在我国著名专家全增嘏先生的指导下工作，参与全先生修订主编的《辞海》。当时西方哲学教研室其他人参加得很少，有的人就一个礼拜去开会讨论讨论。主要的工作还是全增嘏在做，刘老师因为俄文比较好，包揽了当时俄语词条的编写。此外还担任教学工作，主讲《西方哲学史》、《西方哲学原著选读》、《马克思主义哲学》。除此之外，还被抽调到上海市委宣传部组织的自然辩证法研究小组工作。这些工作都进一步提高了刘老师独立从事不同课题研究的能力。并且内心也更加坚定当初的想法，即从事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一定要超越现代西方哲学的反思。刘老师在重新评价实用主义的时候更加清楚地意识到，以往那种简单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模式应该抛弃，建立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新的评价模式，是当务之急。后者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现代西方哲学都应按照其本来面目，从其现实和历史的发展来认识和评价。这样的研究才能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优胜地位，特别是具体地揭示它作为当代时代精神的高度体现的意义。

生命科学学院 李辉老师 

说到为什么会选择教师这个职业，李辉老师马上就笑了。他说，他其实没有什么过多的想法，就像水从山上往低处流一样，他只是一路跟随内心冥冥的想法，孜孜不倦地追求着道，然后就顺其自然地被推到了这个岗位上，从此走上了传道授业解惑之路。他还说，每个人都具备自己的素质和天赋，有自己擅长的方向，很多事情不是努力就能做好的。真正的教师应该是自然的，而不是单靠努力就能达到的。

生命科学学院 马红老师

育人才是根本。谈到回国最重要的任务是什么，马老师说：“仍旧是教书育人，尽量通过言传身教，培养和影响一批年轻人，这也是他为何选择了高校而不是科研院所的主要原因。”而选择教师这个职业，也能从了初衷。

马老师研究发育生物学的想法并不是一时兴起。在国外打拼了多年的马红没有忘记自己出国的目的。读博期间，他经常思考什么生物专业是中国需要的？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因此植物生物学可以起积极的作用。于是，他开始关注植物生物学。

高分子科学系 彭慧胜老师

“我出生于湖南农村，由于家境普通，读书是整个家庭唯一的希望。因此，整个高中时代我一直在苦读。从那时我就非常钟爱化学，高中就把大学化学全部学完了，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但由于紧张，1995年高考时却在最有把握的化学科目上栽了跟头，有一面卷子竟然全部漏答。结果分数自然比预想的差。当时有人劝我第二年再考，但我在权衡后觉得，只要努力学习，就算不是在最顶尖大学，也能做出成绩，于是便进了东华大学高分子材料专业学习。

那个年代，一个家庭能培养出一个大学生相当不容易，尤其在农村。我身上背负的不只有自己的命运，还有对整个家庭的责任。为了尽早补贴家用，在本科毕业后我就参加了工作。但工作一年之后，我发现，对家庭的支持非常微薄，工作也不能发挥特长。为了更长远发展，我报考了复旦大学高分子化学与物理专业的研究生。回忆起研究生的那段日子，为了做实验，几乎没有休息天，还经常睡在实验室里，但“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一点都不觉得苦”。

2003年，刚好遇上出国潮，我申请到美国Tulane大学攻读化学工程与生物分子工程博士。现在回想起来，我认为70后流行出国有其必然，当时国人对国门外的世界充满好奇，国门一打开，大家便迫不及待想去外面看一看。2006年，我博士顺利毕业。随后，向美国能源部Los Alamos国家实验室申请职位。Los Alamos是全球最顶尖的实验室之一，其提供给外国人的岗位数极少，选拔非常严格，竞争十分激烈。那个实验室各方面待遇都很优厚。然而，舒坦的日子却让我渐生‘不适应’。也就在那段时间，我对‘科学虽没有国界，但科学家却有自己的祖国’这句话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我更希望回到熟悉的祖国，为祖国的科学研究做出贡献，带领更多的学生做最原创的科研。抱着这样的信念，我便选择了回国。2008年10月，我重新回到母校复旦任教。”

儿科医院 桂永浩老师

“年轻时候，我觉得很重要的一次机遇就是1991年我到美国费城儿童医院访问学习。那时候能够出去交流学习非常不容易，对我来说也是极大的考验和挑战，当然也是我的一次机遇。这5年的留学经历对于我之后的成长和选择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其他的经历比如选择儿科、从事行政管理工作，对我而言也是举足轻重的转折点。不论当时是好是坏，都是挑战和考验。所以我常常告诫我的研究生们，时时刻刻都要准备着，机会之后留给有准备的人。”

生物医学研究院 陆豪杰老师

“一开始我并不是把自己的工作设到教师这个行业里，因为本来我一直想着会到公司去工作，后来因为我在读博士的时候，有了一次机会，就是我的导师让我去帮硕士生去上课。在给硕士生上课的过程中，我发现给学生上课还是特别有意义的，因为自己平时看书理解的东西要怎么把它教给学生，这个还是有所不一样的。

通过这次机会，我代表我的博士生导师去给研究生上课的时候，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发现我是适合当老师的。一开始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不适合当老师的，也没有真正理解把知识传授给其他的学生也是一件非常值得骄傲的事情，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所以这一次的机会让我打算毕业以后当个老师。”

生命医学研究院 杨芃原老师

“这很偶然，因为学校毕业以后有些同学选择留校，有的同学选择到社会上去，你说远大的理想也很难说，因为当初有个抉择是留在学校还是去社会，所以我还是比较喜欢学校的环境，所以就留在学校工作。当初是在内蒙古大学，因为我是插队落户到内蒙古。”

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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