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读 | 蜂鸟停在忍冬花上——于荣健的诗歌谵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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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鸟停在忍冬花上"

上海师范大学 田洪敏

“诗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厌倦大学递过来的项圈：不能戴在头上，害怕变成孙悟空；不能戴在脖子上，害怕变成走狗。”

1980年代在文学史家心里总是有一种期待，希望时间过得足够快，直到有资格称之为继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文学的又一个“黄金时代”。

粗略地看，想要命名一个时代，至少这个时代应该是一个囫囵的整体，无论在风暴眼中心还是冷眼旁观者都认为自己是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 1980年代的校园 —

1980年代的校园围墙实质上并不存在，他们和墙外的整个社会连接在一起，那种感觉就像是罗密欧听到了朱丽叶的心迹表白——那么巧，我爱她，她也爱我。

这种让读者质疑的戏剧巧合有些像电话没有在中国家庭完全普及的1980年代，怎么那么巧，当你鼓足了勇气去那个心仪的女同学家里，她居然在家，而她的父母居然不在家。而你们居然谈了一个下午的诗歌。

是的，诗歌、吉他、摇滚把校园围墙内外的所有年轻人黏在一起，所有的爱情都从诗歌开始，从吉他继续，从摇滚收手。年轻的傻孩子们破衣烂衫，以为可以从南走到北：

“我让人们都看见我，却不知道我是谁”——多好的歌词，多好的诗歌。

其实，1980年代中国交通很是不发达。我的一个朋友“走遍世界”最遥远的一次是从华东师大走到了外滩——不可能像拜伦那样走向战火纷飞的希腊，只能走向“霓虹迷人眼”的南京东路。他们的心是热的，眼睛也是热的，可是旅行的距离却总是短的。

多数情况下他们只是从华东师大走到曹家渡或者静安寺而已。静安希尔顿酒店拔地而起的时候，我和我写诗的朋友从它面前走过，他说：上海这么大，难道容不下我的一张床——撒旦给资本周身抹上了蜂蜜，它比诗歌甜蜜。

— 顾彬的"调门太高" —

我怀疑于荣健是这些“破衣烂衫”的诗人中的一员。他的诗歌勃兴于他的母校华东师大。如何评价于荣健这样诞生于校园的诗人呢——他们在离开校园之后便很少写诗了。关于这一点，顾彬在于荣健的诗歌集《虚位以待》 前言中通过质疑诗歌质疑今天的当代中国文学：

从1992年到2009年，他几乎什么也没写？没有写的原因也是“下海”吗？谁知道呢。太多中国当代作家为了钱或者什么其他原因变成了文学的叛徒。

不少中国当代作家不要回忆。今天，享乐、奢侈品是他们的口号。昨天、未来，普通的日子对他们不存在。他们不是穷诗人，他们是百万富翁。金钱给他们带来幸福了吗？他们思考的是升迁发迹，是Mercedes Benz, 是巴黎香水。（《虚位以待》， 于荣健著，青岛出版社，2013年，前言部分第1-3页。）

尽管顾彬像所有的外国文学评论者一样大惊小怪，喜欢命名，他们能够从一次乡村活动看到民粹或者国粹，从一根点燃的火柴看到天堂。从纵向文学史来看，诗歌的历史总是断裂的，有时候是诗人断裂，他们自己变成了诗歌的一部分，战斗在青春的一滴鲜血里；有时候是时代的断裂，时代成为诗歌的一部分。

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让读者看到了诗歌不在远方，而在近处。顾彬在这个简短的旨在嘉奖于荣健的诗歌迥异于自己的时代、是“当代史书写”的语境里是对整个中国当下文学的棒喝显然是“调门太高”，至少我不认为于荣健写过“纽伦堡的审判厅”，写过“如今这座椅，像张开的嘴巴，/各就各位，又发不了声”。就是在写当代史，因为他没有像曼德尔什塔姆那样一直写并且只写“审判厅”。

— 回忆和思索戛然而止 —

以隶属于荣健个体诗歌史的1992年为分界线，我们会清晰地发现诗人完成于1992年之前的诗歌只属于1980年代，而2009年重新开始的诗歌创作可以为1980年代画上一个真正的句点。

在2009年以后的诗歌创作中他显然更加接近诗歌文字本身该有的沉重与戏谑，比如：

弹无虚发的故乡啊，

子弹飞行七十九分钟。

我已碾成碎末的火药，

既怯懦又感伤！

再比如：

西风烈，心怀冰，

我想为白马寻一件御寒的征衣。

回头看，1986年他是这样写诗的：你是个嫩绿的孩子，在远处。1987年他写道：

冥顽的人，聪慧的人，

亮出隐秘的头颅，长出犄角。

又迅速掩盖这片残骸。

1991年他写道：

遍地黄金，你惟一。

美女如云，你惟一。

比雪更冷，你惟一。

比火更红，你惟一。

1992年7月2日在诗歌《钟声》里于荣健写道：钟声，钟声，\淘尽浊流，\碧波荡漾。\击穿一切，\灿烂无比。

一句诗诞生的日子可以如此具体到年月日和时分秒，这在其他艺术门类中几乎不可能，小说中除了开头、结尾或者主人公的死去才会让作者这样记住物理意义上的时间。诗歌是停止在最后一秒的艺术——我认为可以将这首诗当作是于荣健第一阶段的诗歌总结，此后可以不再写诗。

从文学遗传学角度来看，在想起自己的校园诗歌创作阶段和后来重新写诗的“老泪纵横”里，于荣健曾经试图给出一条合理的天空飞鸟飞过的痕迹。

2012年他写道：我问大雨落幽燕，\你答白浪滔天。\我背诵别人的诗词，\你讲述自己的故乡。\知向谁边，知向谁边？\当我想起往昔时光，眼中汪洋一片。

好在，这样的诗歌于荣健在重新执笔之后写得不多。喜欢烟灰色的过去，厌恶一片金黄色的今天吗？——所有的诗歌都是关于时间的回忆和关于时间的思索。但是不论是回忆还是思索都应该戛然而止在诗行里，而不是泪水里。

今天的大学校园和外面的诗歌世界的隔绝程度简直就是牛郎织女，偶尔的七夕相会也是跌入怨怼的乱草丛。所以诗歌存活的网络和文学批评存活的校园很难产生对话。

诗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厌倦大学递过来的项圈：不能戴在头上，害怕变成孙悟空；不能戴在脖子上，害怕变成走狗。与1980年代不同的是，今天任何沉溺的文字都值得我们尊重。

于荣健在重新写诗之后，基本上奉行了“一切即可入诗”的现实主义风格，虽然现实主义作为文学语汇引发的联想饱受诟病、质疑和赞美。今天世界上的贫穷较之富贵、张皇失措较之安之若素更值得书写，于荣健在21世纪开始的诗歌写作我认为是现实主义的，虽然这听起来不怎么洋气。

我惊诧的是，米沃什“蜂鸟停在忍冬花上”为什么会呈现宗教感的沉默。我遗憾的是我不知道蜂鸟是什么样子，也没有见过忍冬花。不过在诗歌中它们都获得了宗教般的肃穆和甜美。在所有的文类中，诗歌率先获得了文学教主的地位。所以写诗也罢不写也罢，就像有的教徒每天去做礼拜，有的只是当街画个十字而已。这样想，是不是觉得1980年代就可以命名为诗歌时代了？我希望诗人于荣健能够这样去想他的诗歌，也这样去思考写诗的日子和停笔的日子。（载于社科报总153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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