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记 |《北京法源寺》：让人怀念的那一份温暖的古老

记者手记

“让人怀念的那一份温暖的古老”

社科报记者 程洁

梵音呢喃，古老的法源寺光影斑驳。生和死、神和鬼、保守与激进、1921与1898，在对话。多声喧哗。

作为第十八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备受瞩目的原创大戏，田沁鑫改编并执导、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出的《北京法源寺》，在沪开演。相比于话剧的艺术，更打动我的，是那场大开大合的故事

— 勘破 —

晚清的背影早已远去，高耸的庙堂，演绎成人间戏场。剧本截取1898年9月11日至21日十天的时间作为核心的舞台时间，将李敖先生原著中描绘的光绪召见康有为、维新变法的主张形成、谭嗣同侠之大者的风范等重要环节，聚成几幕故事，以管窥豹，观历史波诡云谲，看人的“极端复杂性”，循兴替的规律。

没有传统戏目里徐徐拉开的幕布，话剧通过舞台灯光的明暗过渡，宫廷、民间、寺庙三重空间的暗换，风云际会、迷雾重重、悲壮扼腕的那一节，被衔接，被拨开，被展现。

各色人物，谭嗣同、袁世凯、光绪、慈禧、康有为、李鸿章……你方唱罢我登场，时而激情自白，时而理性旁叙；后世的大小僧不时穿越时空，出来插科打诨、臧否评点；亡灵也会跨界对语，不同时空穿梭。近三个小时的舞台上，时而表现主义，时而写实主义，极其复杂的脉络交织成一篇勾魂摄魄的传奇。

据说，创作过程中，田沁鑫看了四十多套史书，她发现，研究晚清这段历史的学者们也是众说纷纭。到底真相是什么？不知道。所以夜访法华寺这场戏就用了一桌二椅的折子戏的方式。因此，虽然整部戏还是用了戏剧的方式，看的是传奇，但是有争论、有史实。

历史能被勘破吗？历史要怎么读？要怎么演？以往干枯的教材只勾勒出历史扁平的轮廓，是没有血肉的大事记，话剧《北京法源寺》没有简单化、世俗化地处理事件或人物，而是力求从一个“真实”的人的角度去理解。它比教科书更形象。

今天，那一个个生动鲜活的“人”，他们的鼎鼎大名、生死荣辱、爱恨情仇，早已尘归尘土归土，“勘破”与勘不破，是否也是一种执念？

去“勘”了是关键。

— 担当 —

当年，海登·怀特接过维柯“诗性”衣钵，开创了历史诗学的新篇章。怀特相信，史与诗并不存在截然断裂的鸿沟，历史是一堆“素材”，而对素材的理解和连缀就使历史文本具有了一种叙述话语结构，这一结构的深层内容是语言学的，借助这种语言文字，人们可以把握经过独特的解释过的历史。

从这个意义上说，历史学家像诗人一样去预想历史的展开和范畴。照此说来，这部历史大戏，不也可以看作一首光芒闪耀、荡气回肠的长诗么！

诗言志。台上慷慨激昂的演绎，无不透露出“担当”二字。

沉疴百年，国殇边缘，知识分子首当其冲。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们生于忧患，直面国家民族的命运，以强国富民为己任。不再是康平日“习得文武艺，货与帝王家”的小情怀，而是以身许国的大悲壮，是舞台上，谭嗣同“看明月天山外，苍茫云海间。风景不殊，山河尤是，人民小康”的浩然陈词。

时至今日，当几代人赶上剧烈的社会转型，当单位制度在变迁过程中，社会联结状态改变，社会纽带松弛，整个社会呈现原子化趋向，人与人、个人与公共世界疏离，以及由此衍生出的个人与国家距离日益变远，人们对共同体、公共价值观和公共利益产生病态蔑视，利己主义、纯粹工具性看待社会风气盛行。

本该“志于道”的士亦未能免俗，北大退休教授钱理群曾批评一些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们高智商、世俗、老到、善于表演，更善于利用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

《北京法源寺》将生死、鬼神、僧俗、出入、士隐、朝野、家国、君臣、忠奸、夷夏、中外、强弱、群己、人我、公私、情理、常变、去留、因果、经济等等，冶于一炉。不正是司马迁所欲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田沁鑫说，这个戏是“用现代的语言，讲困局中的一场国家突围”，“晚清这段历史，波诡云谲，影响了整个中国。在步入现代化的进程中，回望这段历史，可以看如何变革，看大事件中的志士仁人，看社会精英，看一个国家级的困局中更多的侧面。重温历史，可以惠及当下”。

家国命运何去何从？当知识者们被指斥患了软骨病、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我们振奋地看到有那么一批知识者，继往开来，不断追问，上下求索。

耳畔不时响起轻柔忧伤的背景乐曲，那是有些青春的歌，恰似哀悼青春生命的消逝和襁褓中的维新变法的夭折。是的，这部戏还体现了青年的担当。

1890年，广州，康有为“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感动了17岁的少年，他就是梁启超。在康有为的启蒙下，梁启超加入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伟业中。

戊戌变法时，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平均年龄不超过35岁。虽然时局艰难，虽然资历尚浅，他们没有一个敢放弃，没有一个不在努力推动政治格局的发展。

当然，大国变革，不能一蹴而就，两千年的封建帝制，不可能一朝改天换地，在走向共和途中，他们太焦急了，以致于一个趔趄，“车”毁人亡。然而，青年的豪气与担当感动古今！

少年盛则国盛，少年强则国强。这部戏能否感动一批青年？那些在利己主义、个人主义的影响下，不断去政治化，淡化理想漠视社会责任，只有小确幸，没有大情怀，将个人幸福、即刻满足视作比支持公共利益和拥抱关心他人的义务更重要的原子化的年轻人，那些沉湎于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屏幕的闪耀中寻求温暖的未来建设力量们，可否放下手机，仰望星空，怀抱一些纯粹的理想主义呢？

— 侠义 —

除了“担当”，在这出戏中，还能看到久违的“侠义”精神。

司马迁《太史公自序》中有云：“游侠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采；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 

司马迁高度赞扬了“侠”的事迹和精神，他将游侠立身行事的节操概括为“侠客之义”，后世谈“侠”者，多本于此。

就行为方式言，“侠”表现为“义”；就精神风度言，“侠”表现为“气”。回望数千年的传统文化，侠与儒、道、墨皆有相通之处。儒家倡导“兼善天下”的思想，侠要求济苍生、安社稷；道家秉持遗世独立的思想，追求绝对自由，藐视世间一切，功成身退，侠也“不矜其能，羞伐其德”，不以礼法为度，特立独行，追求自有平等，墨家高歌“兼爱”，侠亦“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采”。侠在儒道墨中自由出入，不为所溺。

谭嗣同是《北京法源寺》中“血性”和“侠义”的代表。他忧国忧民，勇于任事，最血性的体现在于“戊戌变法”失败时，他能跑而没有跑，“我自横刀向天笑”，杀身成仁，展现了他全部的担当。变法失败，六君子下狱论死，康广仁在狱中“言笑自若，高歌声出金石”。虽然豪情只剩了一襟晚照，但此般舍生取义、杀身成仁的侠义，随一个个大写的“我”湍流直下，声动千里。这在被诟病为“世风日下”的当今，越来越寥落珍贵了。

侠多隐民间。对“侠义”精神的呼唤，其实也不妨看作是对民间社会力量的呼唤。在公共领域内，除了政府之外还应有一种力量的存在，那就是社会。在漫漫的封建时代，诸如宗族、民间结社、士绅阶层等，都是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民间力量，这些力量承载着不同的使命，在基层社会发挥着各自的治理功效，共同维系民间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存于人心中的“侠义”，就是这样一股民间力量，能够劫富济贫、伸张正义。一个民间社会力量薄弱的国家容易出现政府专制的现象。《北京法源寺》牵出了人们对“侠义”的期待，叩击当下中国人的精神脉搏。

刀光剑影已冷，砚上的笔墨已干，历史已如水东流。话剧《北京法源寺》，用现代语言，讲述古老的故事，但它的精神世界，和今天的中国直接勾连。 （图片来自网络，原载于社科报总153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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