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研 | 令人震惊的全国农村婚姻真实现状，农民结婚竟这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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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科报 调研
适婚农民结婚难，难在何处——基于全国31省267个村庄4079个农户的调查与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助理研究员 余孝东 冯超
◤进入转型期以来，农村社会问题日益突出，农村婚姻问题特别是适婚农民结婚难横亘在农村发展前路上，越来越多的农民开始面临着与日俱增的结婚压力。为了解当前结婚难的现实状况，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依托“百村观察”项目平台，对全国31省267个村庄4079个农户进行了走访调查。
调查显示，当前农村家庭未婚子女比重较大，且男青年占比显著高于女性；传统社会观念仍然根深蒂固，催婚现象十分多见，男青年难找对象成为主流认知；与经济发展相同步，彩礼与结婚总花费水涨船高，成为压在农民身上的一大经济负担。长此以往，由此滋生的一系列问题势必会影响社会稳定，更不利于优化城乡结构与人口结构。
就受访者对家中适婚但未婚子女的婚姻是否感到着急来考察，在1207个有效样本中，55.43%的受访者表示会感到着急，占比过半；进一步对受访者的教育程度进行分组并分析每个组的家长对于家中适婚但未婚子女的婚姻态度，结果显示，学历为文盲、小学的受访者对家中适婚但未婚子女婚姻感到着急的比例分别为62.00%、61.17%,高于初中以上各个学历层次受访者10个百分点左右。从地域分区来看，西部地区受访者对适婚但未婚子女婚姻感到着急的占比为58.19%；在东部，这一比例为52.60%；中部居中，为55.10%。可见，超半数农村家庭对适婚子女的婚事比较着急，且与家长的文化层次呈负相关；在地域分布上表现为从东部到西部焦虑程度逐渐上升。
了解受访者是否对家中适婚但未婚子女催过婚，数据显示，在1190个有效样本中，催过婚的占比为51.18%，而表示没有对适婚但未婚子女催过婚的有581人，占比为48.82%。对适婚但未婚子女的催婚现象从东向西依次递增，具体占比为东部48.88%，中部50.31%和西部53.69%。不难看出超过一半的受访者对适婚但未婚子女催过婚，且中西部地区较东部地区催婚现象更多，未婚子女来自家庭层面的压力比较大。
在652份有效样本中，因担心子女年龄太大不好找对象而感到着急的受访者有372位，占比为57.06%；考虑“到了年龄不结婚会被笑话”和“家里想要早点抱孩子”的比重分别为21.78%和14.26%。在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对于适婚但未婚子女的婚姻问题感到着急的原因占比中，“年龄大了不好找对象”均占到五成以上，其中最高占比是中等收入水平受访者，达60.39%。据此可知，担心子女年龄太大而不好找对象在农村社会比较普遍，即使是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其也是家人催婚的主要原因。
性别比例失衡是主因
在13192个有效样本中，婚姻状态为未婚的男性占比为5.92%，女性则为3.62%，男女性未婚比为1.63：1，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男女性别比是1.05：1。可见，在传统生育观念和计划生育政策影响下，性别比例失衡导致的男多女少已经意味着部分男性“无婚可结”，而根据男女性未婚比来看，农村社会适婚男性结婚显然是“难上加难”，压力比女性更大。
考察农村更难找到对象的主体性别情况，在4027个有效样本中，有2767位农村居民认为目前男青年更难找到对象，占比达68.71%；而选择“女青年”的仅为5.69%，低于前者63.02个百分点。从地域分区来看，东部地区选择“男青年”的占比为57.12%，而中、西部地区这一比例分别为76.20%和71.31%，均超过七成。基于前述，在性别比例失衡的客观现实下，男青年更难婚配在农村社会已成主流看法，其面临的结婚压力显著高于女性，但这种压力并不是单向性的，而与经济发展水平有一定的关联性，东部地区农民的婚配压力低于中西部地区。
结婚成本不断上涨
就不同时段进行分析，“1978-1989”年的结婚总花费均值为2465.36元，“2010-2015”年这一数据高达40326.14元，在此之间的“1990-1994”、“1995-1999”、“2000-2004”和“2005-2009”时间段的结婚总花费均值分别为8156.48元、14887.41元、21862.87元和32156.95元，从均值增长率来看，不同时期结婚总花费的均值在前一时期的基础上涨幅均在25%以上，将“1978-1989”年的结婚总花费均值与“2010-2015”年的结婚总花费均值进行比较计算，后者在前者的基础上涨幅更是高达1535.71%。另外，“1978-1989”年结婚总花费的众数为1000元，“2010-2015”年的这一项数据则为60000元，后者是前者的60倍。由此可得，自1978年以来，由订婚花费、婚宴花费、彩礼花费和婚房花费四方面所构成的结婚总花费呈绝对上涨的趋势。
对不同时期的彩礼花费进行分析可以看出，1978-1989年彩礼花费的众数和均值分别为100元、716.78元，2010-2015年的为20000元、27740.17元，在此之间的“1990-1994”、“1995-1999”、“2000-2004”、“2005-2009”时间段彩礼花费的众数、均值分别为1000元、2513.68元；2500元、4131.50元；3000元、7998.82元；10000元、14548.67元；据此计算均值增长率，自1990年以来，不同时期彩礼花费的均值在前一时期的基础上涨幅均在六成以上，尤其是将“2010-2015”年时期的均值与“1978-1989”年时期的均值进行对比计算，前者在后者的基础上涨幅高达3770.11个百分点。结合前述，考察相同时段内彩礼开销的均值占结婚总花费均值的比重发现，其从“1978-1989”年的29.07%一路上涨至“2010-2015”年的68.79%。由此可见，自改革开放以来，结婚彩礼花费呈现出直线上涨态势，并成为结婚总成本中的主要负担。
考察结婚负债情况，从964个有效样本的数据分析中来看，平均负债额为21637.14元，众数和中数均为10000元，最大负债额为500000元。按年龄分组分析结婚负债的偿还方式发现，在“父母偿还”一项中，30岁以下受访者占52.60%，30-39岁年龄段的受访者为27.80%。同样是以上两个年龄段的受访者，选择“自己偿还”的占比分别为31.60%、50.00%。从地区来看，北方地区父母偿还的比例为22.10%，比南方的17.10%高出5个百分点。由此可见，因结婚而产生的债务平均额度超过2万元，无疑加重了家庭的经济负担，而中青年人在结婚的经济花费上对父母的依赖性较大，因结婚产生的经济负担容易衍生出“子债父偿”，且北方地区的结婚负债更容易转化为父母的负担。
破局结婚难
破除思想障碍，转变传统观念。一是增强代际沟通，消除代际间观念冲突。二是健全社保体系，为婚姻观念转变做足支撑。化解结婚难，要完善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农村的社会化养老，为传统养老观念的转变做足支撑，消解农民对自身养老的后顾之忧。
开源节流并举，降低结婚成本，一是提升村庄实力，增强村庄内生活力。国家应加大对农村公共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为村庄发展做实基础工作；村干部要真正担负起发展责任，带领村民开拓多条路径致富，提高村民的收入水平与生活水平，提升村庄的吸引力，吸引外出女青年回流。二是多方协力，提升农村青年自我发展能力。当地就业部门应根据实际需要开展多样化、有针对性的实用技能培训服务，增强农村青年的个体发展能力。三是以自治组织为依托，节减农民结婚开支。村两委应支持与引导村民通过民主的方式成立相关社会组织，如红白喜事协会，并鼓励农民积极参与到其中，节减结婚开销，实现农村结婚花费的“节流”。
净化社会环境，提倡优良风尚，第一，遏制攀比之风，倡导农村婚姻新风尚。村委会要结合本村实际，积极推动村庄优风良俗的发掘与弘扬，并借助村规民约的形式倡导农村婚嫁新风气，摒弃攀比之风，引导农村婚姻走向正轨。第二，源头着手，弘扬正确价值观。强化家风建设，政府宣传部门要充分挖掘当地有温度的家风故事，引导个人从小事着眼，细事着手，不慕奢华，自觉摒弃在婚丧嫁娶活动中大操大办的不良陋习，主动弘扬时代新风。各级学校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杜绝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在学生当中蔓延，让学生带着一个健康的精神世界走向社会。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原文请见社科报总1550期，图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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