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 罗时进：我们正处在一个告别“深度”阅读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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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近日公布第十四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报告，调查显示，2016年我国成年国民各媒介综合阅读率为79.9%，其中数字化阅读方式的接触率为68.2%。我们习惯性地将电子化阅读称之为快餐式、碎片化，甚至简单地认为屏幕导致我们远离深度阅读。在世界读书日之际，我们特约学者畅谈当下的阅读问题。

原文：《“平易写作”让阅读更苍白》

作者：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罗时进

告别了阅读的时代

这是一个似乎已经告别了深度阅读的时代：电子化的文字填充着我们的生活，纸质文本正面临着被替代的命运。

知识获取变得空前的便利，多年前出版界还在策划着纸质的口袋书，而今天口袋中带上一个电子阅读器，似乎已经装进了半个图书馆。“文字”快速地演变为“数据”，“文化”获得了“在线”传播的动能，除专业人员之外，深度阅读几成阳春白雪。更多人在利用现代阅读条件，接受随机产生的海量信息，所形成的却可能是一段最苍白的阅读史。

研究阅读问题，不仅要关注“谁在读”，“何时读”，“怎样读”，“为何读”，更要关注“读什么”这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其实“线上阅读”只是一种方式，固然这种方式会影响阅读的深度，但并不是症结所在。如果线上阅读的内容具有经典性或基本的可读性，即使这种阅读方式可议，也只是效果上打多少折扣而已，就阅读行为来说总是有益的，口袋图书馆同样有天堂的影像。当下最需要追问的是，这个时代人们阅读的内容是什么，它是如何生产并成为阅读对象的？

阅读的内容本质上是知识生产的产品，那么相关联的就是“知识是如何生产的”？美国伊利诺斯大学的Kalev Leetaru教授发现“过去50年，纽约时报共产生了30亿单词，如今Twitter（推特）每一天都能产生80亿单词。”这是非常奇异而惊人的当代信息产生现象，然而Twitter并非个案，即使案头文字写作，“良工不以朴示人”之“良工”已越来越稀缺，快写作、快出版、快传播则相当普遍。我把这种现象称为“平易化写作与接收”，这种平易并不可敬，是一种令人不安的平庸、贫乏。

在我的知识范围内，明清时代曾出现过两次类似性的“平易化写作与接收”大潮，一次是在明末，一次是在清初。其最显著的特征是，作品生产简便而数量庞大，专门的知识变得通俗普及。

明末八股文作为科举敲门砖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书坊乘机以出版时文稿谋利，士子们要揣摩风气，必须要熟读八股，“因此那应时的制艺必须要刻板，这种士子的八股文章，却与书坊店里做了一批好买卖，而一般操政的作家就成了书坊店里的台柱子。因此一般穷书生，也可以拿来作生活维持费。”（谢国桢语）制艺写作的好手与尚能应付写作的书生，一时都成为书坊稿源的提供者了，这就形成了“坊刻时文看之不尽，即韩、苏亦姑可缓”（袁宏道语）的现象。韩愈、苏轼的古文是经典，需要深度阅读才能理解，但当应付举业的坊刻时文都无法尽阅时，经典必在视野之外了。

功利化、应景性的写作拉动了嘉靖、万历以后的文章市场，应用性文体如书序、墓志等需求量极大，“其屠沽细人有一碗饭吃，其死后则必有一篇墓志……如生而饭食、死而棺椁之不可缺。”这是唐顺之所描述的。在他看来，此等文字只值得付诸一炬，使“南山煤炭竹木当尽减价”。他用极为刻薄的话将写作泛滥的事实揭示了出来。研究晚明出版史的学者都注意到唐氏《与卜益泉知县》中力劝其停刊文集之语：“今世所谓文集者，遍满世间，不为少矣，其实一字无用。彼其初作者，莫不妄意于不朽之图，而适足以自彰其陋，以取诮于观者，徒所谓木灾而已。仆每为彼愧之，而复自效尤之乎？”晚明不少写手的文章可谓速成速朽，但明知速朽仍然不断写，不断印行，除了廉价的传名愿望，也与市场需求有关。

清代初期轻易作文一变为轻易写诗。这是由于遭遇鼎革，士人失去了仕进的追求，对八股文这个利禄筌蹄已无多少兴趣，转而回头进行韵文写作。随之而来的是甲申以来，海内诗歌写作风气盛行，帖括时文之世界，忽而成为诗赋之世界，以致出现了汪淇在康熙初所说的“五十年之前,见一作诗者,以为奇事；三十年前,见一作诗者,以为常事；沿至今日,见一不作诗者,以为奇事”（《与关蕉鹿》）的怪诞现象。可以想象，清初这二十多年中写诗庸烂得差不多像明代八股文一样了，诗人头上再也没有文学那最珍贵的皇冠光彩，人人以写诗为易为荣，使这个经典的文体几乎沦为羔雁之具。某人请绘工画个像，然后四处征求题诗，都能得到应酬，获取几十首、甚至更多的题赠也不是什么难事。

明人对于诗歌写作虽多门派之争，但大体有“前宋文章配两周，盛时诗律亦无俦”的省思与自觉，清初自然有懂诗、敬诗、擅诗者，水平颇高，下笔端谨。但在诗歌普及化、工具化的背景下，一些稍入门径者反而则将写诗看作家常便饭，目中所视即成笔下韵语，“攒花鸟之辞，则曰诗；集山水之字，则曰诗；摭古贤之迹，则曰诗；音韵谐，则曰诗；佳丽集，则曰诗；以疏空为陶，以粗乔为杜，以放野为李。”而“诗人之心思不遑问矣，诗人之才识不遑问矣，诗人之性情不遑问矣，尚安得谓之诗乎？”（天随子语）诗人贬值，诗性丧失，便是此次“平易写作”的最终代价了。

对于阅读活动来说，作者和读者两端中间的“作品”是最为重要的。一个不容怀疑的逻辑是：作者造就了作品，而作品造就了读者。进而言之，读者的阅读方式、阅读深度，虽然有物质条件、阅读心态的因素，但很大程度上受到阅读对象与内容的影响。精彩的、丰满的、深刻的作品能够激发读者的阅读兴趣，使身心附属于阅读物，形成与作者心理的一致性。如此说来，当我们讨论为什么读者缺少深度阅读时，最需要关注的其实不是读者端，而是作者端，即作者一端所创造的文本语境。在“言诗易而作诗之尤易”时，你无法要求读者凝神欣赏，思考回味；在文集印行遍满世间，乃至成为“木灾”时，你无法阻止读者将其弃如敝屣，甚至一烧了之。快餐式、碎片化的浅阅读，与其说是接收，毋宁说是一种拒绝。

如果说，我们真的告别了深度阅读的时代，将其归咎于电子化的阅读手段，是很肤浅的，线上和屏幕都很无辜；归咎于社会的浮躁，虽不无道理，但问题是，浮躁像病菌感染，不分读者和作者。严重的倒是浮躁引起的作者平易写作之恶扩散、弥漫到读者身上，相应地导致了越来越苍白的阅读。说实话，让人不无忧虑的是，我们正在遭遇历史上堪称最为严重的“写作平易”大潮。这股大潮无法产生深刻而精致的经典性作品，并且连传统文化的经典性也面临着受冲击、被淹没的危机。到目前为止，我仍然比较悲观，因为看不出转变的契机在哪里。

在2012年伦敦奥运会的闭幕式上，最后的情景是“丘吉尔”出现在大本钟上，诵读莎士比亚《暴风雨》中的台词：“不要怕，这岛上充满了各种声音，使人听了愉快，不会伤害人。有时成千的叮叮咚咚的乐器在我耳边鸣响；有时在我酣睡醒来的时候，听见了那种歌声，又使我沉沉睡去。那时在梦中便好像云端里开了门，无数珍宝要向我倾倒下来；当我醒来之后，我简直哭了起来，希望重新做一遍这样的梦。”

我赞赏这极具文化表现力的设计，它体现了经典阅读的魅力。当然，如果我们在类似的大型仪式上，让演员以深刻的理解诵读《离骚》《木兰辞》《春江花月夜》，或李白、杜甫的代表作品，使人们沉浸于经典文化的氛围，我也会同样加以赞叹。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556期第6版，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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