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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念 | 那些年,我们在文化走私时代里遇见的邓丽君

2017-05-08 张闳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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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2年前的5月8日,邓丽君因支气管哮喘发作于泰国清迈逝世,作为华人音乐历史中不可替代的巨星,她不仅影响了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更在文化领域里影响了华人社会。她是一位歌者,也是一个文化符号。崔健这样评价邓丽君,“她代表着一种自由创作的声音,流行歌曲开始真正是一种来自非政治性、非传统性的自由创造。”


原文:《文化走私时代的邓丽君》

作者:同济大学 张闳


邓丽君

怀念

甜蜜蜜 

你笑得甜蜜蜜

好象花儿开在春风里

开在春风里


《甜蜜蜜》结合了东方女性传统的唯美,和西方女性现代的风情。在邓丽君带着酒窝的歌声里,却让人听到了一种东方风情。欢快轻盈的曲调以及易于理解的歌词,还有邓丽君甜蜜蜜的歌声成为永恒的经典。

记忆中的邓丽君46 33020 46 15263 0 0 2278 0 0:00:14 0:00:06 0:00:08 2973g>


上世纪70年代末的某一天,一群大学生聚在简陋的寝室里,围着一架大板砖似的三洋牌单声道收录机听歌。收录机里传来一个软绵绵、甜腻腻的女声,歌声有时清丽、甜蜜,有时热烈、奔放,或婉转,或忧伤,声音听上去似乎中气不足,时不时地有一种娇喘咻咻的喘息声夹杂其中。我怯生生地问――这是谁?有人回答,说出一个似乎十分古远、缥缈的名字――邓丽君。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  



邓丽君的曼妙歌声,让一群青春年少的男生心醉神迷。此前,这种声音,只在革命电影里的敌方电台中出现过。它属于反动派,属于阶级敌人,属于国民党的女特务和十里洋场上堕落的歌女,它总是让人联想到三四十年代南京政府的广播电台和上海滩轻歌曼舞的物欲生活。它的出现,是作为反动阶级酒绿灯红、腐朽糜烂生活的证据,为我们的阶级斗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提供反面教材。无产阶级革命就是要消灭这种声音。可是,在“文革”结束之后,这种消失多年的声音又卷土重来,并使我们这些前不久还是“红小兵”的人大为迷醉,不能自已。我们陶醉,我们欢呼,我们怪声模仿,这多少有些属于因道德和政治上的小小越轨所带来的、近乎邪恶的快感。我们年级的团支部书记当过下放知青,生活经验丰富。他听了之后,沉吟了片刻,然后作了一个英明的判断――这就是“靡靡之音”!

  


在当时,这种“靡靡之音”是不可能被公开传播的,如同其他一些海外物品一样,只能通过隐秘的地下管道来传播。事实上,那是一个走私活动很活跃的时代。有一定科技含量的日用消费品,诸如牛仔裤、T恤衫、墨镜、折叠伞、打火机、电子表、收录机、电视机,等等,都是走私的对象。在这些走私品中,便携式收录两用机和廉价的录音磁带,也是必不可少的构件。大鬓角飞机头发型、墨镜、喇叭裤、花衬衫、三节头皮鞋和四喇叭收录机这些是有叛逆倾向的所谓“不良青年”的全副“行头”。他们斜提着收录机,吹着不成调的口哨,招摇过市,一路惹来道德纯洁的市民的白眼。这一情形,构成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城镇的文化奇观。与之一道进来的,自然也包括相关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新生活方式,冲击着革命时代的生活信念和规则。这些由现代科技支持的消费品,发动了现代史上最大规模的“文化走私”行动。从金庸的武侠小说,琼瑶的言情小说,到由秦汉、林青霞等主演的由琼瑶小说改编的电影和电视剧,到刘文正、罗大佑等人的新民谣和校园歌曲,等等。

  


邓丽君则是这场“文化走私”浪潮中规模最大的“走私品”。依靠那些不知道被转录过多少次的录音磁带,在邓丽君喘息般的“气声”中,一代人对另一种生活方式和情感方式的想象被激发起来了,它提示着日常生活的另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不仅曾经存在过,而且现在依然存在于某处。不仅是情歌的内容,更主要的是其发声方法,充满了暖昧的情欲暗示。一时间,邓丽君的软性声音席卷“文革”后的中国大陆。李双江、李谷一等人的红色旋律在邓丽君的粉色旋律面前,迅速溃不成军。依靠本土的红色歌手高亢激昂的革命激情,根本无法抵挡邓丽君的绵软气声。这种力量,现在称之为“软实力”。

  

有关部门最初的反应是强硬的,在1983年的严打”斗争期间,一卷邓丽君的磁带,很可能就会带来囹圄之灾。但随后不久,人们似乎意识到了问题所在,以硬对软,毫无胜算。相反,以柔克刚倒是中华文化智慧的传统。革命固然需要高亢激昂的热情,但革命不是日常生活。在日常生活世界里,情感和欲望是主导性的因素。


邓丽君的歌曲正好迎合了民众日常的精神需求,尤其是在“文革”刚结束的那个时期,日常的温情和爱欲,恰恰是大陆文化最为匮乏的成分。作为回应,李谷一等红色歌手也尝试着一改高亢激昂的革命嗓音,在主旋律的歌曲中加入了软性的元素。一曲《乡恋》倾诉的不仅是欲说还休的恋情,而且通过邓丽君式的气声发音,在对故乡和国家的歌颂声中,注入了羞羞答答的情欲元素。这样的歌声在当时的政治语境当中,引起非议是意料之中的事。无论如何,声音的“软化”已经是无可挽回的趋向。国家文化机构也不得不开始着手重整新国家主义的声音形态。


80年代中期,共青团中央推荐了十余首优秀歌曲,以区别邓丽君式的“靡靡之音”。在这些歌曲的旋律中,混杂了大量的“柔软”添加剂,试图改变革命歌曲的“刚性”结构,软化过于坚硬的政治意识形态。苏小明、王洁实一谢莉斯组合等年轻一代的演唱者,开始推出新型演唱模式。革命化的声调和唱腔也不再是唯一的。他们甚至也开始对革命化风格加以改造,在清亮高亢的战斗风格中,悄悄加进了甜腻、婉转和妩媚的元素。王酩、施光南、谷建芬等作曲家也试图顺应这个时代的全新的抒情要求。尽管歌曲的意识形态内容并无根本的改变,但在曲调上却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整容”,坚硬激昂的革命大抒情被修整为音色光滑、旋律流畅的软性歌曲,并被大批量地灌制成录音带。

  

到了80年代末期,邓丽君在民间早已不是禁忌,也无需通过秘密管道进入大陆。流行歌手开始模仿和翻唱邓丽君。朱晓琳、李玲玉、王靖雯等流行歌手,也都以被人称之为“小邓丽君”为荣。这也就意味着邓丽君已经进入经典的行列。在这样的语境下,喜爱邓丽君也就不再是“不良青年”的特权,相反,甚至可以说,一个喜爱邓丽君的人,尽管未必有太高的素养,但在邓丽君式的柔情的潜移默化之下,心地也不会坏到哪里去。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356期第8版,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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