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的物质世界：繁荣却危机隐伏的消费社会 | 社会科学报

点击上方“社会科学报”关注我们哦！

聚焦

在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中，消费在过去几十年中已经膨胀了三分之一。他们如何成为了此般毫无节制的消费者？国家行为对消费有何影响？最终又会走向何种结局？英国历史学家弗兰克·特伦特曼（Frank Trentmann）就此撰写的《物质帝国：从15世纪到20世纪，我们的世界是怎样成为消费者的世界》一书中充斥了令人信服的事实和违反直觉的挑衅。2017年5月25日，《纽约书评》刊发了德博拉·科恩（Deborah Cohen）对该书的评论文章。

报纸原文：《繁荣却危机隐伏的消费社会》

桑暘/编译

追求物质的动力源自何处

无论是“少即是多”（less is more）还是“多才是多”（more is more），消费者社会里有难以想象的丰富口号。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贫乏的物质世界需要“少即是多”的观念。而在二十年的持续繁荣后，“多才是多”的理念悄然萌生，成为我们现在生活的一个准确描述。纵观五百多年的历史，国家资本主义证明了自由主义并不是促进消费的必要成份。特伦特曼认为，消费与个人的决定或市场波动有关，同时也不能忽略国家干预。

不懈追求更多的例子往往和二十世纪中期的美国有关。对于这种模式，正如英国作家杰夫·普里斯特利（J.B. Priestley）所担心的，“灰暗的五十年代英国徘徊在南加州边缘过着’汽车生活’”。至20世纪80年代，早期历史因素带来的影响变得更为突出。历史发现，世界某些地区，特别是欧洲的大量消费，在工厂式生产到来之前已经根深蒂固。

但是，追求物质的动力最早来源于何时何地？消费者社会是否可以从佛罗伦萨和威尼斯的文艺复兴时期找到源头？事实上，那时大多数人仍然穿着像祖辈那样的衣服，奢侈品只有在公共利益得到保证的情况下才能存有。那么在十七世纪的黄金时代呢？尽管特伦特曼批评了用于证明消费主义起源的动力一说，但他仍然同意一些学者所认同的，在西欧国家，特别是荷兰和英国，从十七到十八世纪，消费发生了质和量的变化。

为了消费社会的蓬勃发展，我们不得不改变态度。正如特伦特曼所说，“商品不会从天而降”。古时候节食禁欲的思想，担心物质落入到错误的人手中从而导致社会失衡，从某种程度上抑制了一部分消费。那个时期所面临的挑战是将物质积累的动力维持在温和慈善的人手中。因此出生于荷兰的医生伯纳德·曼德维尔（Bernard Mandeville）在关于消费崛起的研究方面提出了独到见解——在他的《蜜蜂寓言》中，曼德维尔调和了人的贪婪和国家繁荣之间的关系，指出贪婪也可以是有益的，至少对经济而言。当时他距离亚当斯密的“消费是一切生产的唯一目的”就只有一步之遥。

国家行为对消费影响巨大

虽然国家繁荣带来了新的生产动力，城市却是消费的主要地点。在1900年，似乎没有任何限制消费者的律令。争论的基本焦点也逐渐显现。一方是古典自由派：他们捍卫消费者的权利，认为自由选择的权利在市场经济中十分重要。另一方是消费社会的批判者：一个集合了道德主义、保守主义、社会主义和激进派的群体。尽管他们同意对方一小部分观点，但总体认为消费主义是腐蚀性的力量，消费削弱了个人道德素质，颠覆了社会秩序。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这是“商品拜物教”：物品的价格隐藏了商品背后工人的劳动，令物品疏远了制造者。法兰克福学派将消费者文化视为自由的退化，对人类创造力构成了威胁。自由主义者的加尔布雷思在《富裕社会》中写道，问题在于消费主义使人们对公共物品的承诺逐渐丧失。

《物质帝国》是将国家、政治和地缘政治置于消费史核心之上的一本著作——贸易政策、帝国主义、公用事业投资、福利计划、抵押条例、法定休息日、废物回收补贴等，这些消费方式和消费目标实际都是由国家主导的。

如果我们将重点转到国家行为上，则会产生三个重要见解。首先，特伦特曼认为作为消费故事中十分重要的一个部分，国家支出部分在过去常常被忽视。这在西欧和二战后美国的繁荣时期至关重要。他明确地指出，那时公共支出的增长率急剧上升。虽然消费行为经常被认为是个人行为，但国家腰包里的钱却因福利支出减少了。事实上，社会越平等，消费支出的比例越大。国家富裕和公共福利是共生的，社会民主促进了消费主义。同样的道理，不平等现象已被证明阻碍了消费主义的发展。

第二，消费模式中的多样性被归结为国家特质，而不是由于国家政策。新加坡人生活在多代住房里，是否因为他们喜欢和尊重长辈？还是因为新加坡政府在针对子女义务上提供了一些减税政策？在这两种观点下，论据往往一排倒向政府政策的影响，其现象本身就是历史额外开支的产物。在西德，公务员的阶级偏见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失败的耻辱结合在一起，限制了向劳动人民提供信贷的数额。同样，二十世纪70年代的欧洲和美国储蓄率下降也告诉我们，美国不再需要私人储蓄来促进现代化和战争。

第三，二十世纪以来，许多种国家——不仅仅是自由民主国家，把消费视为不可或缺的部分。英美等国对此还设定了政策模型，令公民与消费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新政的核心源于自由和丰富的理想，这一主张被理解为可以和消费相互强化和彼此推动。但是，特伦特曼却试图证明自由对于一个蓬勃发展的消费社会来说并不必要。例如，德国工厂直到斯大林格勒战役失败都在继续生产玩具和化妆品。特伦特曼关于消费社会多样性的争论在20世纪30年代涉及到苏联社会时开始变得紧张起来。当时社会的本质是抑制消费需求与消费者并存。政权的重点在生产者和出口产品上，而不是消费者。

特伦特曼引起读者对国家的关注是正确的，但还不够全面。我们不仅要知道国家是如何促进消费的，同时也要了解，在某些情况下国家在几十年里如何阻碍了消费。特伦特曼曾提到一些限制消费的行为，但它们被视为例外的原因是当局通过此举来承诺消费者更多的物品。对这种情况，我们不可以忽视，因为在二十一世纪初期，环境的压力似乎会迫使各国重新严格规范消费。

正如特伦特曼所认识到的那样，消费是一辆大型机器，除非使用高压政治，否则很难对其采取限制。扩大回收计划的努力一直在执行，但仍旧无法替代生活中日益增加的物质产品。一贯以来我们都在倡导“伟大的历史现实主义”不屈不挠的消费增长。特伦特曼指出，我们不能仅仅依靠市场和个人选择来重置消费社会的新陈代谢，各国政府也需要采取强有力的手段加以控制。

消费者社会的卡桑德拉

在本书末尾所描述的即将到来的环境危机与前篇轻松愉快的基调截然不同。特伦特曼是一位优秀的历史学家，他总是用一个显而易见的确定性结论来描述他的故事。他避开了对碳经济时代崛起的目的论述，期间一个又一个发明，导致更多的资源开采和全球变暖。他坚持以消费历史为依据，探索在每个特定时期的发展带来的不同意义，描述了每一个时代的突发事件，强调历史多样化。这使得历史记录中的所有优点反而导致了这个故事的结局与期望相反。

这个物质帝国最终会是多么的损失惨重，进而可能会诱发消费社会的卡桑德拉：悔恨为了和邻居攀比而购买了过多产品，却忽略了对家庭基础设施的维护和投资。正如特伦特曼在本书的开篇页中所观察到的，世界上大部分的浪费都是我们认为普通行为习惯的产物。曼德维尔对意图和效应之间的矛盾关系有着他的理解，但他那句著名的对句可能需要更新：不是“每一个环节都充满缺陷，完整起来便是乐园”，而是相反的 “每一个环节都带来了愉悦，但是最终却用尽了我们的宝藏”。

我们认为一切正常，而事实证明到了最后却为时已晚。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567期第7版，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社会科学报》新媒体平台

相关文章

长按二维码关注

做优质的思想产品

社会科学报

微信号：shehuikexuebao

社会科学报官网：http://www.shekebao.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