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 张慧瑜：“商业主旋律”电影才是当下的文化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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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

香港电影人的优势在于，一方面充分发挥香港电影中的商业元素，另一方面又对中国飞速发展所带来的多重文化效应有敏锐的感知，在这个意义上，对中国主流商业大片的创作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报纸原文：《“商业主旋律”电影成为时代文化表征》

作者：中国艺术研究院副研究员   张慧瑜

近些年在电影创作领域有一种现象，就是香港电影人参与制作完成的内地主旋律影片经常取得票房与口碑的双丰收，如《智取威虎山3D》（2014）、《湄公河行动》（2016）等。不仅如此，还有一些香港电影人制作的商业电影带有主流价值观，如《叶问》（2008）、《功夫瑜伽》（2017）等。这些电影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商业元素十足，比较好看；二是主流价值彰显，比较正气。如果说80年代以来以香港电影、流行音乐为代表的大众文化作为一股强劲的南来之风深刻地改变了后革命时代中国的文化景观和记忆，那么新世纪以来香港电影与内地电影的全方位融合所产生的主流电影则成为中国崛起时代的文化表征。

萃取红色经典的“正能量”

2009年岁末上映的香港导演陈可辛监制、陈德森执导的《十月围城》是港片主旋律化的典范。这部影片成为建国60周年献礼片中票房、口碑俱佳的电影。不少看过电影的网友坦言，应该多了解中国的近代史，像影片中替孙中山牺牲 43 34138 43 14985 0 0 2559 0 0:00:13 0:00:05 0:00:08 3625爱国青年李重光那样“一闭上眼就想起中国的明天”。相比80年代以来革命历史故事往往采用人性化、日常化的策略以回应革命压抑人性、革命消除日常生活的指责，这部电影却酣畅淋漓、毫无避讳地呈现了革命过程中的血污与暴力。面对那些完全不知道革命何意的贩夫走卒们在银幕上一个个地惨死，这种牺牲和死亡没有被人们指认为一种“革命惹得祸”，反而觉得他们死得其所、死得有价值。可以说，这样一部讲述民间义士舍命保护革命先驱、民国之父的电影，在消费主义时代实现了“润物细无声”地传递革命价值的效果。

2014年底，香港导演徐克执导的新版《智取威虎山3D》，这部带有好莱坞风格的商业大片不仅使得革命样板戏重现大银幕，而且完成红色价值与商业价值的融合。电影一开始是2015年圣诞夜，航拍镜头掠过夜幕下流光溢彩的纽约曼哈顿岛，留学美国刚刚在硅谷找到工作的孙子杰米，一个实现了美国梦的当代年轻人匆匆赶回中国。随之镜头剪辑到1946年中国东北，同样是航拍大全景中一望无垠的林海雪原，伴随着激昂的音乐，一支小分队要在天寒地冻的艰苦环境下完成剿匪任务，而剿匪的目的不只是为了铲除土匪、拯救百姓，也是为了让吉米的爷爷栓子与被土匪绑架的母亲相见，让栓子一样的下一代过上没有战争的幸福生活。电影结尾再次切换到现代场景，从纽约归来的孙子回到东北老家，当年的剿匪小分队和英雄杨子荣悉数“复活”，他们围坐在一起吃年夜饭。80年代以来“我爷爷”一直是电影《红高粱》（1987）里充满了血性和人性的土匪余占鳌，而杨子荣式的英雄被认为是虚假的缺少人情味的。30年之后，徐克让杨子荣爷爷这样一个红色战斗英雄又回家了，这反映了一种文化心态上的变化，也是对80年代主流叙述的重大修订。这一家庭式的其乐融融的团圆场景，不仅实现了孙子对爷爷的认“祖”归根，更完成了当下中国与革命中国的无缝对接。

可以说，这部电影的文化意义是双重的，一方面是80年代以来少有的正面阐释红色历史、阐释杨子荣的意义所在，不再是解构和颠覆；另一方面这部电影也去除掉了红色经典所携带的革命价值，如阶级斗争、土改革命等，完成对红色电影的去革命化。如果说昔日的革命文艺用革命逻辑来收编民间传奇故事，那么现在的红色经典改编则是用商业的、人性的逻辑来解构、重构革命文艺作品。显然，远道而来的徐克比很多内地电影人更懂得萃取红色经典的“正能量”。

香港功夫片与民族主义的新功能

新世纪以来，以近代拳脚武师为主角的香港功夫片再次借着古装武侠大片的热潮而登临内地。尽管《霍元甲》、《叶问》系列等新一轮功夫片延续了《精武门》、《精武英雄》中受辱（“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复仇（家仇国恨）的情节动力（正如《叶问2：宗师传奇》中“为生活我可以忍，但侮辱中国武术就不行”），但是这些打败东、西方洋人的英雄更强调一种“贵在中和不争之争”以及相互尊重和宽容的理念。

2006年李连杰告别在好莱坞电影中充当配角和反面角色的命运，回归到自己曾经拥有的“功夫皇帝”的位置。这部中国、香港和好莱坞联合拍摄的《霍元甲》把打败西洋拳师并被东洋武士毒死的悲情民族英雄的故事改写为一个“浪子回头金不换”的故事，一个年少气盛的、只追求“津门第一”的好胜者，变成了懂得“以武会友”精神的东方智者——“仇恨只会生出更多的仇恨”；“世上的武术确实没有高低之分，只有习武的人才有强弱之别，通过竞技我们可以发现和认识一个真正的自己，因为我们真正的对手可能就是我们自己”。霍元甲不再仅仅是一个通过擂台胜利来挽回民族尊严的中国人，而是一个认识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选择”、“活着从来都不是一个人的事”的有责任感的英雄。如果说李连杰版的霍元甲从一个民族主义悲情英雄变身为包容对手的有责任感的男人，那么2008年《叶问》和2010年《叶问2：宗师传奇》中的叶问更是一个与世无争的、重视家庭价值的好男人。

相比之前的功夫片及功夫英雄，叶问并没有太多战绩，其生活的轨迹也不过是从佛山到香港，但叶问却有新的身份和文化功能。从2008年叶伟信导演第一部《叶问》到2013年王家卫执导的《一代宗师》已经有五部关于叶问的传记片。与霍元甲、陈真式的民族英雄不同，叶问一出场就是一位拥有中产阶级核心家庭观念的乡绅，而且凭借殷实的家产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还能接济朋友，创办实业），对于叶问来说“最重要的是一家人在一起”。对于这些封闭在家庭空间内部的中产阶级来说，窗外的历史“风云”只要不闯进家里，就可以“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叶问之所以会参加比武，也是因为日军侵华使他从中产阶级的位置上跌落到社会底层。正是这种阶级位置的反转使得叶问从“佛山叶问”变成了“我只不过是一个中国人”。在《叶问2：宗师传奇》中，叶问参加“华洋拳赛”并不是为了区分胜负，胜利后的叶问面对西方观众，说出了李连杰版的霍元甲同样的话：“今天的胜负，我不是想证明我们中国的武术比西洋拳更加优胜，我只是想说，人的地位虽然有高低之分，但是人格不应该有贵贱之别，我很希望从这一刻开始，我们大家可以学会懂得怎样去互相尊重”。这样一种“贵在中和不争之争”的宽容逻辑，不是成为强者、胜利者的傲慢，更像一种“和平崛起”的谦逊。

商业电影的国家意识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伟大复兴，中国越来越参与到世界的政治经济事务中，在这个背景下，中国电影急需确立自己的国际视野，这不仅对中国电影海外传播有意义，而且关系到中国自身的主体建构。2013年以来中国提出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的倡议，这种朝向欧亚大陆腹地的目光，不仅调整了80年代以来中国走向西方和蔚蓝色文明的历史视野，而且也有可能动摇现代以来以海洋文明为中心的世界史秩序。这将改变近代以来积弱积贫的中国和80年代以来韬光养晦的中国形象，一个更加自信、更具有影响力的中国开始浮现。

2016年10月上映的警匪片《湄公河行动》取得11.81亿票房，这部电影改编自2011年中国公民在湄公河遇难的真实案件，正面呈现了中国警察到境外抓捕国际毒贩的故事。与之前影视作品中大义凛然的警察形象不同，这部电影由大陆硬汉张涵予扮演的有勇有谋的警察与香港演员彭于晏扮演的智勇双全的卧底组成了“喋血双雄”，他们不再是赤手空拳勇斗歹徒或“小米加步枪”式的游击队，而更像是被先进装备“武装到牙齿”的美式突击队员，其行动模式也是分工明确、各具特色的小分队模式。更重要的是，这种一场接一场紧张刺激的商业类型与誓死捍卫公民生命安全的主流价值之间实现了无缝对接。就像同类型的好莱坞电影一样，既表现了个人主义的孤单英雄，又传递出保护个体生命安全的主流价值。只是相比好莱坞大片中动辄保卫人类的普世主义和对战争的反思，《湄公河行动》还是以国家主义、爱国主义为底色。对于日益强大的中国来说，这种主动出击、境外作战、为无辜受害的中国人讨还正义的行动本身已经彰显了中国的大国地位和国家自信。

从这些商业主旋律的成功经验中可以看出，香港电影人的优势在于，一方面充分发挥香港电影中的商业元素（功夫、动作、搞笑等），另一方面又对中国飞速发展所带来的多重文化效应有敏锐的感知，在这个意义上，对中国主流商业大片的创作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571期第6版，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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