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谷融逝世纪念：在人生中思索“人学”奥秘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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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谷融逝世纪念

著名文艺理论家钱谷融先生于9月28日晚逝世。评论家王雪瑛和先生于2016年早春的对话，字里行间流淌着先生的坚守与真诚，所谓“修辞立其诚，而不是人云亦云”。在这个缅怀的时刻，重温先生的为人与为学，是对先生最好的悼念。

全文大约7200字，阅读时长约为12分钟。

报纸原文：在人生中思索“人学”奥秘——怀念我的导师钱谷融先生

作者：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理事  王雪瑛

这是一个缅怀的时刻，我阅读着多种媒体的纪念专题，各高校、学术机构的唁电，还有学者和弟子的心中涌现的对先生的理解和怀念。胡晓明教授说，钱先生对文学的爱，直接体现在他对文字的珍惜，他的文字是那样的温润而细致，浸染着微物关情的诗意、日常人世的用心以及深切婉转的人性幽思。师兄王晓明教授说，我们为什么尊称钱先生为“先生”，而非一般的“老师”，先生历经磨难和曲折，从为人到学问，从精神的底蕴到人性的尊严，先生都为我们示范：人如何保持高洁的品性，涵养人之为人的大器之志。

这是一个回忆的时刻，我回想着不同人生阶段的记忆，有关导师钱谷融先生的记忆丰富啊，从青春年少成为他的学生到如今的人到中年。30年的时光淹没了多少人和事，任时移世易人情冷暖，他的声音在我行走的路上始终清晰，我接通电话就可以听到他的声音，我走进华东师大二村的家，就可以看见他的身影，而从2017年9月28日开始，这一切都已经成为珍贵的记忆，在时光的隧道中漂移，在我的心中停留。

如果将我们的人生比喻成一部长篇小说，那么导师钱谷融先生对于我来说就是一部经典。我展开回忆的一个个章节，从以往到现在，他的人生都在为我们示范，特别是最近的日子，高龄消瘦的他，病重入院的他，依然思维清晰，反应敏捷，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依然保持着善解宽厚，从容淡定，在自然平静中透出非凡的力量，让我懂得什么是历经人生的逶迤曲折，依然保持人的尊严，闪耀人性的光辉。先生，成为您的学生是我此生的幸运！

9月28日，是我的记忆中被标注的日子，先生告诉我，“我和孔子是同一天生日。”“28日上午，先生的家人、弟子、医护一起祝贺先生98岁的生日。”当我在手机上写下这些话时，铃声响起，手机来电显示瞬间切换了书写的页面，接听电话，师兄杨扬哽咽的声音，“先生离开我们了，我不相信，打电话确认，21点16分……”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刚才我准备写一段祝贺先生98岁生日的话语，现在怎么写得下去，这一段话中间隔着生命的大河！

从此，9月28日，又多了层含义，先生带着我们深深的祝福远行了。从1919年到2017年，先生出生与五四运动是同一年，先生近百年的人生之旅多么丰厚！先生作文惜墨如金，先生讲话要言不烦。先生以独立之思，铸就学者风骨，以性灵之笔呈现文学魅力！先生散淡中的坚守，修辞中的真诚，文学中的审美，生命中的诗意，有着现代知识分子的独立思考，有着新文化运动的精神内核，有着中国传统美学的现代传承。

先生，是让我可以审美，可以请益，可以亲近的导师。

·2016年早春的对话

■ 钱先生服膺的格言有二：一是希腊阿波罗神庙中的“认识你自己”，二是诸葛亮的“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2017年的夏日之前，每天下午，先生都会从师大二村的家里步行去长风公园散步，这段步行二十分钟的旅程，是他穿越岁月，保持健康、敏捷思维的有效路径。98岁的高龄，日复一日的坚持，先生善于将很难的事情，做得让人看来很容易。

2016年的早春，午后的阳光温暖而明亮，先生坐在长风公园银锄湖湖畔的长椅上，我和他一起面对清如明镜的满湖春水，开始了关于文学和评论的对话。我们的话题从《论文学是人学》到文学名著中的人物；从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到文学经典永恒的魅力；从人的真性情到如何写好散文……

我们的周围散落着一丛丛迎春花，她们在阳光下展露着嫩黄的娇颜，那是整个漫长的冬季中孕育的生命，那是飞雪流霜的严寒中滋长的梦想。我想起了先生写过的一句话，“也许，只有当一个人真正体会出文学的价值的时候，他才有可能最终走出那不仅仅是文学的精神困境。”

钱先生发表于1957年的《论“文学是人学”》， 大胆批判了“工具论”，真正延续了“五四”时期“人的文学”的启蒙思想，但在上个世纪50—60年代，在极“左”思潮风行的年代，遭到了全面粗暴的批判，而先生始终坚持自己的文学理念，正是在对文学审美性的深切体验中，他获得了走出那段严酷岁月的心灵力量。

钱先生服膺的格言有二：一是希腊阿波罗神庙中的“认识你自己”，二是诸葛亮的“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从他服膺的格言中可以勾勒出他的形象。他是一个在人生中思索“人学”奥秘的智者，一个在文学研究中体验人生百味的仁者，他的人生和文学相互影响，构成了他的艺术人生。魏晋文学影响着他的个性与气度，他经历了磨难而常怀仁者之风，随心所欲而不逾矩。

阳光在湖面上弹奏着春天金色的序曲，我们已经畅谈了近2个小时了。我陪着先生回家，一路上先生谈笑风生，他让我背诵孔子曰，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他告诉我，他的生日和孔子是同一天，9月28日。到家后，我让他靠着摇椅，在绿茶的润泽清香中，我们又接着聊刚才的话题。

整个下午的谈话，让我受益良多，让我回想起多年前，跟着先生研习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生时代，文学的魅力让先生保持着生命和思想的活力。

·文学殿堂中的人物

■ 一部世界文学的历史，也就是一部生动的、各种各样的人物的生活史、成长史。

王雪瑛：您在《论“文学是人学”》一文里，谈到了五个问题：一、文学的任务，二、作家的世界观与创作方法，三、评价文学作品的标准，四、各种创作方法的区别，五、人物的典型性等。您认为谈文学最后必然要归结到作家对人的看法、作品对人的影响上。以上的五个问题，就是在这一点上统一起来。人学这个说法是高尔基提出过的，对吗？请您说说文学中的人学的特别之处，与社会科学中的人学有何不同？

钱谷融：对，我不懂俄文，我知道高尔基有过把文学当做“人学”的意见，最初是从季摩菲耶夫的《文学原理》中看来的。后来，我曾请教过戈宝权先生，他将高尔基表示这一意见的出处译出，并写给了我。

当然，社会科学也研究人，但只是研究人和人的生活的某一方面、某一特定的领域。文学却是把人和人的生活当作一个整体，多方面地、具体地来加以描写和表现。社会科学中所出现的人，只是一般的人，具有一定的阶级和阶层的共性的人。在文学作品中所出现的，是具体的、个别的人，是活生生的、有独一无二的个性的人。文学作品中的生活，是由具体的人的具体活动构成的，是以生活本身的形式——以它的综合性、整体性、流动性，以充满着生命活力的形式出现的。我们说文学是反映现实的，但是文学作品中的现实，不是抽象的一般的现实，它应该转化为人的具体活动，转化为人和人的具体关系；应该结晶为人的生动的思想感情，结晶为人的独特的、活生生的个性。一个作家，即使对某一时期、某一地区的现实生活非常熟悉，他心目中要是没有一个或几个使他十分激动、不能忘怀的人物，他还是不能进行创作的。一部世界文学的历史，也就是一部生动的、各种各样的人物的生活史、成长史。在历代文学家合力建造的文学的巍峨殿堂里，生活着的主要就是他们塑造的许许多多各具特色的、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在这些形象身上，都打着他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和社会的印记。一提起哈姆雷特、堂吉诃德、贾宝玉、阿Q等等，我们也就仿佛看到了他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看到了他们当时的现实。如果把这些人物形象从作品中抽去了，当时的现实生活，还剩下什么呢？

王雪瑛：您的论述生动而明确，从大量的文本细读中，积累了丰富的文学素养。您的见解延续了“五四”时期“人的文学”的思想和理念，您从古今中外的名著中旁征博引，具体阐述了个体的人在文学作品中的重要性，尤其是文学与人学的联系，大胆批评了“工具论”，引起了文坛的巨大反响。几十年来无论时代风云变幻，您始终坚持文学是人学的文学理念和思想。

钱谷融：在学术问题上大家可以讨论，相互切磋，不断提高。我的原则是修辞立其诚，而不是人云亦云。

王雪瑛：陈忠实历时六年，潜心创作完成了50余万字的《白鹿原》，小说以陕西关中地区白鹿原为缩影，通过叙写白姓和鹿姓两大家族祖孙三代的恩怨纷争，塑造了白嘉轩、鹿子霖、白孝文、鹿兆海、黑娃等丰满的人物形象，展现了从清朝末年到二十世纪中叶，长达半个多世纪陕西关中农村的历史嬗变。

路遥历经十年，倾尽心力完成了《平凡的世界》这部全景式地展现中国当代城乡社会生活的恢宏长卷，小说以中国上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的十年间为背景，展现了黄土高原上农民生活与心灵的真实画卷，小说以孙少安和孙少平两兄弟为中心，刻画了当时社会各阶层的人物群像，揭示了在时代嬗变中人物的内心世界与命运沉浮，从农民的生存境遇中关注中国的现实，思考中国的问题。

《白鹿原》《平凡的世界》，经过了中国社会与时代大潮的沧桑巨变，依然能唤起国人内心的强烈共鸣，引起大众和专家共同关注，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中的经典。《白鹿原》《平凡的世界》为什么能够保持长久的魅力，为什么能打动当代读者的心？

钱谷融：我想他们都对土地和人，爱得深沉，对土地上的人，理解得透彻，他们才能塑造出有生命的人物形象，深入地思考人物命运与时代的关系，才能写出打动人心的力作。

文学艺术作品具有打动我们的力量，是因为在艺术形象中渗透着作者强烈而真挚的思想感情。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把他从生活中得来的思想感情，熔铸到艺术形象中去，我们在接触到他所创造的艺术形象时，便也体会到了他的思想感情，感受到了他所经历到的激动，他所感怀的欢喜和悲哀。托尔斯泰在他的《艺术论》中，把艺术家的感情的真挚程度看成是决定艺术感染力的一个最重要的条件，在我看来是很有道理的。

王雪瑛：从1988年开始，陈忠实把妻子和长辈安置在城里，只身来到乡下的祖屋，投入忘我的艰辛写作。几度冬去春来，他每天都要经受着作品中的各种人物在脑海中的较量，常常心情沉郁，他额上深刻的皱纹让我想到了黄土高原上的沟壑。

钱谷融：我觉得作家塑造成功的艺术形象应该有三个特点：一是具体性；二是独特性；第三个更重要，应该是有生命的。有生命的艺术形象从何而来？如同现实中的人有父母生养，有生命的艺术形象同样也有他的双亲，他是客观现实界，自然和社会，与主观心灵界，艺术家的思想感情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晶。首先是现实的社会生活吸引了作家，作家被生活中一些人物的命运、遭遇深深地感动了，他对这些人物无限关切，产生了要用自己的笔墨来描写，表现这些人物的强烈冲动，他设想着这些人物在不同的情况下，可能有的不同的遭遇、不同的命运变化，他在对这些人物的描写表现中，在展现这些人物与他们所处的社会的具体关系中，渗透着自己的爱和恨，自己的欢喜和悲哀，自己对社会和人生的看法。这就是说，作家、艺术家笔下的人物形象，首先都是从社会生活中来的，但又是经过了作者心灵的陶铸、感情的孕育。如果缺乏生活基础，违反生活的客观真实，以及不经过作家、艺术家的用心塑造、感情冶炼，是创造不出成功的艺术形象来的。 所以有生命的艺术形象来之不易啊，尼采说，一切书籍中他最爱读的是用血写的那一类，伟大的艺术作品都是作家、艺术家的呕心沥血之作。艺术大师把他们心灵中的最深沉的情感都倾注到了作品中，他在写作的时候是整个身心都扑在他的作品上的。

王雪瑛：嗯，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是“十年辛苦不寻常”，其实《红楼梦》是用他一生的血泪凝铸而成。不朽的艺术形象，伟大的作品，都是作家、艺术家内心经历过强烈的震撼，以真挚的感情，深入的思考，不懈的努力，寻找到独特的艺术形式而完成的产物。《白鹿原》《平凡的世界》也是如此。

·散文是走近心灵的捷径

■ 我对散文的要求是真诚、自由、散淡。能够成为一个散淡的人，真诚地写作，就可以达到自由的境界，写出令人爱读的散文。

王雪瑛：您在招生现当代文学研究生的时候，除了有专业试卷，以考察学生的现当代文学专业水平和能力，还特别加考学生的作文，而且非常重视学生的写作能力。记得当年有这样的说法，如果钱先生对考生的文章不满意，那么专业成绩的意义不是很大。作文水平，写作能力是您考量入取学生的重要条件。我至今记得30年前，我这一届报考您的研究生，参加考试的时候，面对的作文题目：《继承与革新》《图书馆》，从您当年考我们的题目来看这是散文，不是学术论文，散文成了做您学生的敲门砖了，可见散文写作的重要。

钱谷融：你的记性真好！本来，一切文学作品都是要显示作者的性情和品格的，但在诗歌、小说和戏剧作品中，作者常常用韵律节奏、虚构的故事情节等把自己包裹起来，使读者不容易一下子看清他们本人的庐山真面目。散文则不然，作者以日常的衣装，径自走了出来。凡有所说，应是直抒胸臆，不假雕饰。他仿佛只是在喁喁独语，自吐心曲；或如面对久别的故人，相互倾诉心曲。读者通过他的作品，可以看到作者的本色本相。所以散文是最见性情之作，既是最容易写，也是最难写的。没有真性情的人，不是真有话要说的人，是写不好散文的。

王雪瑛：嗯，散文是走近作者心灵的捷径。通过散文，可以了解作者的个性、学养、天赋，性情，总而言之体现了人的综合素质。全媒体时代正在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微信、微博等方式给大众提供了发表、交流、传播的机会。人人都在书写，散文成为一种公共话语形式。批评家南帆认为，散文慷慨地接纳了众多文体放弃的素材，自由穿行于各个历史角落是散文的特殊魅力。文体的限制减少之后，个人的心智开始纵深驰骋。您评价散文精品的标准是什么？您认为怎样才能写好散文？

钱谷融：散文要有真性情，它不受拘束，最忌造作，要自由自在，逞心而言。古人云，“文无定法，神而明之”，“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难就难在要能入“神”，要能成为“妙手”。这还得靠功夫，需要历练，得有修养，要在学识品性方面使自己成为一个有滋有味的人；还要能够散淡，不失自我，不失理智的清明，保持自己的本真。这些都是“功夫在诗外”，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概括起来，我对散文的要求是真诚、自由、散淡。能够成为一个散淡的人，真诚地写作，就可以达到自由的境界，写出令人爱读的散文。

王雪瑛：看来您注重作文的水平是将作文和为人一起来考量。请您说说对您的人生有重要影响的人物。

钱谷融：一个是中国历史上的人物诸葛亮，一个是我大学时代的老师伍叔傥。我小时候看《三国演义》，看到诸葛亮之死，不知掉了多少眼泪，下面就简直没有心思再看下去了。诸葛亮在司马懿大军压境、直逼城下的时候，万般无奈，只得摆起空城计来。不管历史上是否真有此事，京戏中诸葛亮的一句唱词“我本是卧龙冈散淡的人”，听来令人回肠荡气，咏叹再三。诸葛亮那种野云孤鹤般的襟怀，潇洒中蕴含着一点苍凉的颓唐，更使人感到天地悠悠，世事沧桑。诸葛亮在这样的时候，还能从容地自抒怀抱，说自己是个散淡的人，他是真够“散淡”的了。诸葛亮是个睿智、散淡的性情中人，后来尽管他有违初衷，做了刘备的谋臣，建立了不世的功勋。他的文章，虽然为数不多，但流传下来的，都是不乏真性情的佳作。

王雪瑛：先生，您最注重真性情！无论是历史人物诸葛亮的散淡情怀，还是您的老师伍叔傥先生的魏晋风度都影响着您的性情。

钱谷融：伍先生平日常常带着我一起吃饭，聊天，我们轻松闲谈，话题常常是古今中外，出入文史哲各个领域，真是海阔天空，鱼跃鸢飞，其乐无穷，他完全没有那个时代一些教古典文学的教授那种严肃古板、道貌岸然的神气。他真率、自然，任情适性而行，从来不摆老师的架子。他不耐拘束，厌恶虚伪。他仰慕魏晋风度，在那满目尘嚣的黑暗年代，他有着读书人的耿介自守，不肯同流合污，为社会保存一点正气。伍先生在学生们的心目中，不但十分可敬，而且是可亲可爱的。他潇洒风度，豁达襟怀，淡于名利，飘然不群的气质，使我十分心醉，刻骨铭心，这渐渐地成了我性格的一部分了。

王雪瑛：我明白了，伍叔傥先生爱好和研究六朝文学，他身上的魏晋风度深深地影响了您的爱好和性情，影响了您的审美趣味和人生意境，而您对新文学，中国现代文学的浸润和研究，也和伍叔傥先生有关系吗？

钱谷融：对，当年中央大学中文系是比较守旧的，只讲古典文学，不讲新文学。而伍先生完全不管这一套，他做了系主任后，就请了曹禺来教课，请了老舍来演讲，让学生了解新文学和新文化。中国现代文学就这样进入了我的人生。

生平与著述

钱谷融，原名钱国荣，出生于1919年，江苏武进(今常州武进区)人，著名文学批评家、文艺理论家。他长期从事文艺理论和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与教学，提出“文学是人学”的主张，在学术界产生深远影响，其理论、评论、赏析皆有传世的独特建树，实乃中国学人之典范。

钱谷融从小熟读中国古典小说。1937年因战争学业中断；1938年4月，到了重庆北碚的四川中学读书。后来全国统一招生，钱谷融考入由南京内迁到重庆的中央大学国文系，于1942年毕业。中央大学是其时最大的大学，当时的系主任伍叔傥具有魏晋风度，对钱谷融一生的影响最大。

大学毕业后，钱谷融历任重庆市立中学教师，交通大学讲师（当时在重庆，1946年迁回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讲师、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学研究所所长；兼任《文艺理论研究》主编、中国作协第四届理事、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名誉会长，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顾问、副会长等。

1957年，华东师范大学召开了一次大规模的学术讨论会，钱谷融于那年2月初写成了《论“文学是人学”》一文。之后，他受到批判。

“文学就是人学”的批判风波还没有平息，他又凭着自己的兴趣写了曹禺的《〈雷雨〉人物谈》。“当时我从来没有想过是否要担心再批判，我是因为自己不错所以才写，就算是批判了我也不认为是错的。”之后他遭受批斗十多年，期间四次胃大出血。

《〈雷雨〉人物谈》获上海市1979年-1985年社科优秀著作奖。

《艺术·人·真诚》获上海市第四届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

1987年获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终身成就奖。

2014年底获第六届上海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获奖词评价他作为“现代文学研究领域影响深远的一代大家”，“理论、评论、赏析皆有传世的独特建树。”

2017年9月28日晚9时08分在上海市华山医院逝世，享年99岁。

其著述有：《论“文学是人学”》、《文学的魅力》、《散淡人生》、《〈雷雨〉人物谈》等。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578期第6版，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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