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八骏，他们就是很好的“中国故事”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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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文学八骏”

八骏各有精彩各具千秋。千里马和伯乐二难并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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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甘肃“儿童文学八骏”驰骋入沪——“本身就是很好的中国故事”》

作者：本报记者   程洁

张爱玲说，“日子过得真快，尤其是对于二十以后的人，十年八年都好像是指缝间的事。”可不是！记不得最初是怎么认识甘肃省文学院高凯院长的了，那时候正二十几岁，刚入职，十几年的光阴竟悄无声息地从指缝间溜走，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在中国文学的原野上，一群又一群来自西北甘陇大地的骏马唯这位并不伟岸的“奇”诗人马首是瞻，或赴上海下杭州，或走京城，或守本土，不断接力奔腾。十余年来，三届“小说八骏”、两届“诗歌八骏”和两届“儿童文学八骏”以不同类型的文学陇军团队，成为甘肃省委、省政府国家级华夏文明传承创新区“十个一”文艺精品工程的“一支文学劲旅”。

高凯院长一直认为上海文化特质之一是“码头文化”。这次，他又有意带着第二届“甘肃儿童文学八骏”，以及情怀和理想，亮相上海这个国际大码头，“接受中国儿童文学界和上海文学界权威的检阅和加冕”。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陈思和教授的另一个身份是“甘肃儿童文学八骏组委会、评委会主任”。在他看来，都市是流动的，它影响着都市文化。上海为西部作家提供平台，但甘肃文学八骏奔腾东来，更是对都市文坛的重大冲击。陈思和教授微笑着分享了一段有趣的插曲。几年前小说八骏在上海作协举办研讨会时，有作家见到那么多来自西北的大胡子作家，惊呼“太美了”！那一刻，僻处西北一隅的文学男神们不再神秘。东西部文学文化互相交流促进，多元文化撞击，将能带来新的繁荣。中国作家网主编刘秀娟一语中的：在上海言说甘肃与在甘肃本地言说甘肃是不一样的，它开拓了另一种空间，这是西部文学走出去。甘肃文化、甘肃气质，从他们的土地走到这里来，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中国故事。

第一眼见到杨胡平，他礼貌地冲陌生的我嘴角上扬，说了声“您好”！他正在国际儿童书展甘肃儿童文学八骏的展台那里搬东搬西。这是深秋的上海，他额头上的汗珠却不断滚下。我惊讶高院长带队的西北的汉子即使是“做会务”工作的，都这么彬彬有礼。直到来自大连出版社的编辑介绍经过三轮匿名评选，他的作品从五百多部作品中脱颖而出，其《十二生肖鹅卵石》入选著名品牌“大白鲸”原创幻想儿童文学优秀作品。他腼腆憨厚地躬身致谢。

与其他“骏马”不同，“白天汗出如浆干农活，晚上文思泉涌写童话”是对杨胡平的生动写照。因为家境窘迫，高中毕业后，他只得辗转发达地区打工谋生，六七年后他才将农民工的身份还原成农民，回到天水务农。无论村里人和身边人如何不解甚至嘲讽，他坚持书写心中的梦想。成为父亲后，他为女儿写儿歌、写童话、写小说。《少年文艺》执行主编、著名儿童文学作家谢倩霓这样说道：“这个以种地为生的农民，他不仅种出了庄稼，更是神奇地种出了一片儿童文学的美丽花海。”杨胡平问中国作协儿委会副主任、浙江师范大学教授方卫平儿童文学是否有“菜园派”，“你可以来开辟”，评论家的笑容中不乏赞许与鼓励。

走近被誉为“西部动物小说之王”的刘虎，方知他的写作完全是业余。这位儒雅、沉稳的作家其实是理学硕士、从事地质工作的高级工程师。为了让女儿为他骄傲，他从成人小说转入儿童文学创作行列，短短几年便“一发不可收拾”，拿奖拿到手软。然而，刘虎并不十分认同“动物小说”这个标签，“我其实是想表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无论是写动物，还是写西部旷野，写生态，本质上都是他自我净化的过程，最终他都想温暖地反映人类社会的相处之道。作为一名常年行进在祁连山麓的地质工程师，他需要经常在山野跋涉，他比我们大多数人更接近自然法则。写棕熊，是因为他更深地懂得，假如棕熊等动物彻底从地球上消失，我们人类面对的危机一定会无法收拾。写白鹿，欲藉此唤醒那些“特殊”孩子自己对自己的认可。他用科学工作者的理性和沉静寓大爱于充满人文气息的字里行间。

八骏各有精彩各具千秋。千里马和伯乐二难并矣！

在今天这个“物质至上”、“娱乐至死”的消费主义弥漫的时代，文学褪去了上世纪80年代启蒙时代那种神圣光环，不少人会嘴角滑溜一丝哂笑问“文学有用吗”？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略萨说，博尔赫斯在遇到有人问“文学有什么用”时总是非常恼火。在他看来，这是一个愚蠢的问题，他总是回答说“没有人询问金丝雀的歌声或美丽的落日有什么用。”著名女作家龙应台也曾直接回应：“文学用美、想象与魔幻思维的“撞击力”，最能够使我们在最平庸、凡俗、忙碌、无暇思索的环境中，抢下一个慎思明辨的空间。说得更准确一点，文学最能够帮助我们找回在夜深人静时与自己灵魂素面相对的能力。”

而正如甘肃省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李燕青所言：“作为儿童成长的重要精神食粮，我们在儿童文学中传递什么样的内涵，直接关乎中华民族的明天，关乎人类世界的未来。”儿童文学的意义无论怎样拔高都不为过。用高凯院长的话说，则是“儿童文学不是‘小儿科’，而是文学中的‘高精尖’。”然而，对他们来说，凝聚和确立这个共识却经历了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以至于他们的儿童文学服务平台和推介机制一度远远落后于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本身。出于对儿童文学亏欠的不安，在“小说八骏”和“诗歌八骏”之后，他们没有推介期望值最高的“散文八骏”，而是苦心孤诣地推出了“儿童文学八骏”。而今，他深感这一抉择的明智。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585期第8版，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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