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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 下一个十年,数字经济将创造19万亿美元的财富!

2017-12-10 许光 董庆文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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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世界五百强之一美国思科集团前集团总裁约翰·钱伯斯(John Chambers)到访美国太平洋大学,发表了名为《数字化的世界》(A Digital World)的演讲。钱伯斯是全球高科技企业的领航人,自1995年出任思科集团首席执行官起,执掌思科集团共二十多年。他的这场演讲从人才培养和媒体认知两个方面,为中国的媒介数字化转型提供一些启示。


阅读时长约为5分钟


原文:《媒介的数字化转型之路

作者:美国太平洋大学访问学者   许光

          美国太平洋大学传播系系主任   董庆文



数字化将戏剧性地改变世界



什么是“数字化”(digitization)?约翰·钱伯斯认为,数字化是连接“未连接的”和自动化“未自动化的”。数字化是智能化地连接所有人和所有事物,通过整个组织形态和政府部门形成某种生态系统,使得新的商业机会和社会机会涌现出来。简单来说,数字化的目的是让正确的信息在正确的时间传递到正确的人那里,以便人们作出正确的决策。

  


就数字化的发展趋势和影响而言,钱伯斯认为,今天全世界大概有170亿的设备连接到互联网上,到2020年接入互联网的设备将会增长到500亿,未来十年这个数字会超过5000亿。谁能充分利用数字化优势,谁就将成为数字化时代的领导者。一旦我们走入数字化时代,数字化将会成为企业与国家保持竞争优势、促进创新与增长和创造就业岗位的制胜法宝。具体来说,数字化对社会中的各行各业都有促进作用,比如,数字化可以让街道变得更加安全,可以让人们更加长寿,还可以提供更便捷的教育渠道。在不久的将来,数字化将戏剧性地改变世界,其影响包括促进GDP增长、降低失业率、重新定义商业模式乃至改善人类的生活方式。

  


钱伯斯对企业进入数字化时代将面临的挑战作出了预言。他认为,作为一名企业或政府部门的领导,必须注意到当下是最关键的技术转型时期。在数字化面前,信息时代的事物以及互联网的价值都将得以重塑。作为领导者,如果不从重塑自我开始,不改变组织结构,也不考虑加快创新的速度,那么一定会面临麻烦。这将会是一场残酷的瓦解过程,未来10到15年内,现在大多数公司将面临淘汰。数字化将会彻底改写现有的商业模式,同时也会应运而生出新的商机。预计下一个10年,数字化模式会新增19万亿美元的经济总量,这个增量比如今美国全年的GDP还要多。需要警醒的是,数字化会对旧的商业模式产生巨大的瓦解力。不论国家或企业的规模如何,要么主动出击,要么面临瓦解。


数字化时代的核心是人的数字化


事实上,钱伯斯的演讲与传播学基础理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众所周知,1964年,加拿大著名传播学理论家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中阐述了对后世影响最深的两个观点,即媒介是人体的延伸和媒介即讯息。

  


首先,麦克卢汉阐述的媒介不仅是普通的传播工具,还是一个范围非常广泛的概念。他认为,媒介是那些延伸人类器官的所有工具、技术和活动,他在《理解媒介》中提到的媒介就包括当时的货币、时钟、武器、游戏等26种媒介。这些媒介是人类生理感官的外化,是人类拓展感官认知的途径。换句话说,这些媒介的延伸作用强化了人的能力,为人类的发展提供了动力。那么,依据媒介是人体延伸的理念,我们完全可以认为,数字化也是人的延伸,是相较于报纸、广播、电视而言更高级别的媒介,数字化将引领人类更快地进入麦克卢汉所预言的“地球村”时代。

  


而钱伯斯此次的演讲则更进一步地告诉我们:数字化时代的核心就是人的数字化,即人的意识与技能的数字化。钱伯斯认为,从全球范围来说,因为我们没有为数字化的到来作好准备,所以承受着技术鸿沟带来的负面后果。技术鸿沟会对首创团队、安全保障、商业合作、计算机科学、基础数学、管理学和工程学等各领域产生巨大影响。

  


根据思科2014年做的《2014-2019年全球移动互联网发展趋势报告》,从2014年到2019年,移动网络用户将增加10亿人,从43亿人增加到52亿人,移动设备将超过100亿部。智能手机将逐渐成为全球移动设备的核心,到2019年,其在移动设备总数量中所占比例将达40%,同时智能设备消耗的流量将占移动网络流量的97%。2014年用户每月平均看3小时视频,而到2019年可达到36小时。到2019年,视频流量将占移动数据流量的72%。


新媒体人才的培养时不我待


那么,在数字化时代背景下,一个企业或国家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使它的劳动力结构完成技术升级呢?钱伯斯指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一个企业乃至国家要对它的教育系统进行改革,应该重点关注贯穿所有产业的核心科技与技术。他特别强调,数字化正在呈指数形态的爆发式增长,如果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不能携手改革我们的教育体系,所有人都将面临巨大的损失。

  


对比来看,我们把视线转到中国的新媒体发展现状。如今新媒体人才的培养已经到了时不我待的阶段,就业市场上新媒体技能娴熟的毕业生是绝对的香饽饽,可惜的是,高校的新媒体专业建设还处在初级阶段,虽然不少高校很早就打出了开设新媒体学科的旗号,但现实收效甚微,这往往是由于很多高校对新媒体并不了解,无从下手,只好沿着原有新闻学或文学的母系学科“摸着石头过河”。其中关键问题有两点:一是缺乏顶层设计。部分高校虽有与新媒体相关的课程,但究其内容不过是“新瓶装老酒”,即传统新闻或文史教案搭配少量的Web1.0技能,这说明,中国教育界对新媒体的看法还停留在工具性认知的层面,从根源上说,是缺乏对新媒体属性的全面认识。二是缺乏优质师资。由于环境、效益和意识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内地高校的教师队伍中有丰富新媒体从业经验的教师极少,这就需要教育部门投入有效资源,加大新媒体师资队伍建设的力度,还要充分认识到,教育是高投入高回报的事业,也是社会生产必须先行投入的成本要素,绝不能坐等一线告急再慢吞吞地跟进。


认知观念的与时俱进尤为重要


麦克卢汉的另一个重大观点是媒介即讯息,就是说:“任何媒介对人和社会的影响都是由于新的尺度产生的,这个尺度指的是人们实践活动中产生的与媒介相关的标准和方式,这种标准和方式不是由媒介的具体内容带来的,而是由媒介自身的属性决定的。”换个通俗的说法,媒介本身就是一种内容,内容和载体密不可分。

  


按照“媒介即讯息”来看中国当下的新媒体发展,新媒体的本质属性就是数字化。因此,新媒体和传统媒体的区别绝不仅仅是在传播速度与传播量级上,其核心区别应该是在传播标准和传播方式上,可以说,它们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传播形态。我们从传播方式上分析微博和微信的传播特点,看“两微”是否吻合媒介即讯息的规律。新浪微博自2009年创办便成为中国新媒体的佼佼者,它充分发挥了数字化时代媒介平台化、自动化的特性,评论、转发、圈好友等社交功能都是其独门武器,使得微博相较于传统媒体极大地增强了时效性和交互性,也将Web2.0的优势发挥到了极致。2011年横空出世的腾讯微信更是数字化时代新媒体的经典化身,它集视频、语音、图片、支付、定位、理财、游戏等综合服务于一身,是不折不扣的数字化产品,相较于新浪微博来说,其智能化、生态化属性更加突出,未来的人脸支付、物联网、AR&VR等技术都可能嫁接到微信的生态系统之中,也就是说,微信正在向Web3.0(信息与人的生态互联)的形态进阶。按照现在的趋势发展下去,微信必将成为中国数字化媒介的超级巨无霸。

  


因此,在新媒体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不论是媒体人还是高校教育从业者都不能再以抱残守缺的态度来看待新媒体。十年前,当博客、播客等互联网新形态出现的时候,传统媒体人还可以高喊“内容为王”守住自己的阵地,毕竟那还是Web1.0的时代。可现如今,形势逆转势不可挡。

  


可见,在新媒体时代环境下,认知观念的与时俱进对媒体人的发展尤为重要。如今,许多过去不为传统媒体认可的新兴媒介都在蓬勃兴起,比如网络文学和视频直播,这是十年前根本不被主流文化圈所认可的“支流”。但根据《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2017)》显示,2016年度网络文学版权在影视剧方面的衍生作品包括42部电影、96部电视剧、137部网络剧;截至2016年12月,网络直播的用户规模已经超过3.44亿,占网民总体的47.1%。大规模流量的入口成为电商平台争夺的对象,“网红+电商”就此应运而生。

  


综上所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笔者希望约翰·钱伯斯先生有关数字化的演讲,至少能从人才培养和媒体认知两个方面,为中国的媒介数字化转型提供一些参考和启示。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586期第5版,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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