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缺少爱，缺少诚？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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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

“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十九大报告将文化自信的重要性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文化自信”亦成为第七届世界中国学论坛“新时代的中国”的圆桌主题。对此，与会中外学者达成共识，文化自信恰恰来自文化的开放形态和自我更新的活力。

传统文化的优秀需要甄别

陆建德（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记者：您提到，千万不要一讲优秀传统文化，就回到1840年之前或者是回到19世纪下半叶之前，认为之后的中国文学文化受到了污染，您为什么特别强调这一点呢？

陆建德：在强调文化传统的时候，我不太同意一些同仁的观点。我们要强调“融”。中国文化中有大量的外来元素，并不纯粹。我们要防止一种原教旨主义的观点，即认为传统文化的本质从来不变，这是一个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中国的文字和文学从发生开始，就不断地与周边的文化进行积极的互动，传承中有创新。在文字方面，比如梵文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们；现代汉语有一些词汇来源于日本。因此，中国的文学和文化是不断建构的。文化自信恰恰来自于文化的开放形态和自我更新的活力。1840年以后的文化也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我们不能把它除掉。我们要采取一种正确的对待历史的态度。中国本身就是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山东作为儒家文化的发源地，谭其骧先生在《中国历史地图集》中指出山东属东夷，曾经不属于华夏。因此，我们对中国的历史研究得越多，就越知道它是混杂的、多元的。我们不要去追求一个不存在的纯粹。

我们现在对传统文化的态度，稍微有点偏颇，要看到各种各样的外来因素都在丰富我们的文化，从而使得文化处于一个动态的过程中，文化一成不变这样的时代不大有。即使是唐朝，其文化也受外来文化影响很大。比如唐朝李白，郭沫若考证是中亚一带的人，其实很多历史重要人物严格说来也不是汉人。大家要习惯于以开放的视野来看待文化，这样我们会有一个比较健康的心态。我们应该始终警惕不要成为文化上的义和团，一味排外。

记者：您强调这一点是不是也是针对目前社会的一些现象有感而发呢？

陆建德：现在社会有些现象特别不好，比如，孩子开学要穿汉服，那么，你的汉服标准吗？一定要以“汉”代表中国吗？为什么不是其他朝代？这背后有大量的东西容易引起争议。教育方面，我们古代的教育中，往往强调弟子需要继承老师的传统。如果学生只听老师的，他怎么进步发展？学生应该提出新的观点，挑战老师。我们看亚里士多德或者柏拉图，他们的对话是不断走向深入，疑问是没有止境的。如果老师一言堂，那就没有学术了，也不利于人格的发展、独立的思考。我们应该看到文化的变化、自我更新，在反思传统文化时，不能认为任何传统文化都是优秀的，优秀需要有所甄别。鲁迅对我们的传统文化并不是简单地否定，而是对其中的问题看得非常深切，看到我们社会大量的毛病，因此，在当下我们更不能忘记鲁迅。

记者：您在发言中提到，如果我们采用一种友好文明的言说方式，会给中国赢得更多的朋友。那何为一种文明的言说方式呢？

陆建德：我们有时谈及一些问题，说得比较生硬，好像很自信，我认为这不是一种好的沟通方式，好的沟通方式是自我反省的。“一带一路”的倡议中有很多灵活的东西。在与沿线国家交流中，我们要精通他们的历史、文学、文化，与他们交朋友，并不是简单地把我们的文化带来就可以了。做好这一点需要很好的文化储备，比如，面对西亚这些国家，我们需要精通其语言的专家学者，但目前这方面还存在一些薄弱环节，波斯文研究得比较好的国内也就一两个专家。

另外，为什么中国的一些作品即使翻译出去接受度也不高？我们需要反思。比如《水浒传》翻译的版本很多，并且赛珍珠的版本翻译得很好，但外国人读得很少，因为里面有一种暴力、匪气，即鲁迅所谓的“水浒气”“三国气”，这些作品对暴力不敏感。在西方，他们认为不能让孩子过早接触暴力，因为接触得多了会对这样的场景变得麻木，不再敏感，甚至感觉迟钝，行为粗鲁。比如李逵为让朱仝上山，杀死小衙内，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鲁迅先生原来说过，中国文化中缺少爱，缺少诚。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中国现代文学中有大量的世界文学影响的元素，与世界文学是积极互动的。

                                         （本报记者/田林）

外交：中国传统价值的含量越来越重

亚历山大·罗曼诺夫（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首席研究员）

中国新时代外交理念中，中国传统价值的含量越来越重。中共十九大报告总结了新时期中国外交政策的新思想，其中有几个重要的概念，例如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以及提倡国际关系中的“正确义利观”等，其内涵都可以追溯到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当今中国的外交思想有很多新的亮点。例如，中国比过去更重视周边外交，以“亲”、“诚”、“惠”、“容”为表征，追求以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外交理念，蕴含着丰富的中国历史文化背景。中国的外交除了注重物质方面的利益，也开始注重精神方面的追求。例如，提出“正确义利观”的外交概念，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儒家思想。这与中国人富裕起来之后，从注重“利”到更注重“义”有关，在世界外交舞台上注重树立中国古代“君子”的形象。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共同繁荣”的理念，为中国外交定下了长远的目标，不再局限于眼下的利益，在某些程度上继承了中国古代的“天下大同”思想。总之，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中国人自信心的增强，中国的外交理念越来越多地包含着历史传统的内容，这是需要引起各方研究者注意的趋向。

现在大多数西方的中国学研究者仍然在用西方的思维来看待和研究中国，得出了诸多错误的结论，这是研究方法论的问题。他们的方法论或是错误的，或是过时了。

第一，西方学者用现实主义的方法论去分析中国外交政策，把中国看成是一个新崛起的霸权国家，那么他们不可避免地会得出中国威胁论的结论，因为他们不清楚中国有着自己独特的历史传统。这是用西方传统历史经验来看待中国外交导致的错误认识。第二，西方学者把中国特色的和平崛起的想法，看成是中国利用其理论谋求全球主导权，因为他们不清楚追求和平是中华民族的悠久传统。这是用西方政治思维来看待中国外交导致的错误认识。第三，西方学者一味否认中国官方的历史叙事，认为中国的历史传统根本没有那么好，以偏概全地认为中国也有霸权和扩张，其实是在伪造中国的历史。历史传统是研究中国外交的一个新领域，但是当今西方学界仍然忽视。一些西方学者和知识分子拒不接受中国关于和平、非扩张、非霸权的解释，故意要打破中国历史的这个神话，而“打破神话”则容易得到歪曲中国外交事实的结果。

关注和研究中国传统智慧与中国外交的关系，是一个迫切的课题。当今中国外交理念，既继承了中国的历史传统，也包含了很多21世纪的创新内容。中国已经越来越走进国际政策的决策圈，即现在世界舞台的中心，所以几乎所有的人、几乎所有的国家开始接触到中国的外交。因此，对中国外交的正确解释，理解中国历史传统与中国外交理念的关系，就成为外国学者所面临的一个迫切课题。现在国外学者对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国价值观的了解仍然很缺乏，存在着各种偏见和误区。因此，今后中外学者应努力推动这一领域的密切合作。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587期第6版，转载请注明出处，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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