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 | 余光凿混沌：台湾诗歌，我的“亲叔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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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读高中生

首遇波士顿

乡愁玉瓜苦

余光凿混沌

北塔

2017年12月14日

1987-1991年，我上大学期间，正是台湾诗歌在大陆最风行的时候，因此读了很多台湾现代诗，这里面就包括余光中先生的不少作品。

那个时期，我自己的诗歌创作受台湾诗歌影响颇巨（我称台湾诗歌为我的“亲叔叔”——西方诗歌是“叔叔”，中国传统诗歌则是“父亲”。我承认，在青年时代，“叔叔”的影响比“父亲”的还大），受余光中的影响尤其大。

世所公认，台湾诗歌有两位“大老”：余光中和洛夫。

诗人洛夫

除了情思，诗歌有两套艺术系统：音乐和意象。

余光中比较侧重于诗歌的音乐性，可读、可听，他声称中国新诗丢掉了耳朵，要努力重新找回来，因此他想方设法化用了很多古典诗歌的格律艺术、音韵资源，《乡愁》之所以备受朗诵者们的青睐，就在于那是他找回诗歌的耳朵的最成功的范例。洛夫的诗歌更注重意象性。前期纷繁，后期疏朗，但都以意象作为建构文本的主导性元素。

我的诗歌艺术侧重点有一个从音乐性到意象性缓慢转变的过程。也因此，年轻时受余光中影响大，后来则受洛夫影响更大。也因此，跟洛老的交往更多一些。不过，跟余老也还是有过几次面缘。    

我在上学时代，喜欢听音乐，而且我的文学专业课上研读的也主要是英国比较传统的诗歌，浪漫主义和浪漫主义之前的，所以写诗着重音韵系统的打造；虽然不一定是严格的格律，但会有格律性、形式感的自我要求。因此，对余光中的诗更有亲近感。另外，我在西南大学新诗研究所上研究生时期的同门师兄江弱水与余先生那时已有通信联系。因此，我们在课间课后时不时谈起余先生。我读他的诗，也读他的散文，还读他的译文。

但我跟余先生见面则比较晚，而且不是在台湾，也不是在大陆；而是在美国。2004年10月8日至10日，在波士顿的西蒙斯学院(Simmons College)，热爱中国文化的美国当代著名诗人、剧作家阿法·迈克尔·威佛（中文名“蔚雅风”，西蒙斯学院教授）策划操持了首届国际汉语诗歌研讨会，这是在美国举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汉语现代诗歌学术研讨会，应邀出席大会的诗人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和台湾以及美国本土，包括余光中、郑愁予、哈金、严力、李力杨、陈美玲、王屏、奚密、贝岭、雪迪、王小妮、于坚、北塔、孟浪、邵薇等。

诗人余光中

13年前，余先生已经76岁高龄，头发全白了，步态缓慢，话音低轻；就像巴金戏称自己所说的，俨然小老头矣。在我印象中，他一直是个瘦弱的老人家形象，可能是由于时差没有倒过来，他显得颇为疲惫，似乎说话都会累着他，因此话不多。尽管我去问他问题，或说到与他相关的话题，他还是乐意回应；但我也不敢多加打扰。好在师母看上去比他年轻而且精力充沛，一路上对他照顾有加。那两天，我们还是数次一起读诗、谈诗，气氛相当融洽。

至今我还记得他当时说的最重的一段话是：既然当局认定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就应该为台胞回大陆提供便利，而不要像对待华侨甚至外国人入境那样，制造种种手续和证件上的麻烦。实际上，无论是大陆当局还是台湾当局，仍视对方为境外地区，因此台湾居民前往大陆时，仍需持“中华民国”护照出关，至大陆边检时，再以《台胞证》入境。等于要办两次手续，经过两道关，的确让当事人头疼。（直到2015年6月18日，国务院公布修改后的《中国公民往来台湾地区管理办法》，才规定台胞来往大陆免予签注，新办法自2015年7月1日起施行。）另外，据说，在大部分情况下，大陆这边出面接待他的是侨办或外办，把他这个中国人当成外人，让他哭笑不得，很不爽。1990年代之后，他比较多地受邀回大陆，为办手续受过的奔波之苦和累可不少。他说他从台湾去美国，比来大陆，反而更加便利。两岸都是中国，大家都是中国人，不应该有那么多的往来障碍。

后来，我又曾在不同地方的诗会上见过余先生。

比如2006年10月14-17日，由北大和首师大举办的中国新诗学术研讨会在友谊宾馆举行。年届78岁的余先生因为还要赶回高雄授课，16日就匆匆离京了。15日一天会议日程特别紧，我只跟他打了招呼，未及聊任何话题。2011年“三月三•池州李白诗会”，期间余先生边吟边唱，演绎他自己的名作《寻李白》。我读了自己的组诗《月之李白》中的一首。我们曾在九华山的小径上边散步边聊天。

再如，2012年10月25日，杭州市政府在西湖景区举办了西湖国际诗歌节，我们被安排住在紧邻西湖的一家相当豪华的五星级宾馆里。26日早餐，我跟余先生夫妇都用得比较晚，而且我们都不像其他嘉宾那样着急着离会，所以在饭桌上聊了许久，谈了诗歌，也谈了诗歌的翻译。比如，我曾经写专文，讨论十四行诗形式的中国化问题。余先生写作并翻译过十四行诗，也研究过相关问题。因此，我在文章中也引用他的观点。他对诗歌格律问题饶有兴致。这点很像晚他一天离世的我的恩师屠岸先生。

特别要提的是：他非常慷慨地支持我做的一些诗事。比如，我从2010年开始在京港地铁里做“诗歌坊”公益项目，在地铁四号线的车厢和车站里展示中外优秀诗歌作品。由于现在主要由港方在管理，他们特别重视知识产权问题，即作品使用前的作者授权问题，口头的电子的都不作数，一定要作者亲笔签名甚至盖章的。这给具体负责这个项目的我们几个朋友造成了很大的劳烦。好在中外诗人们都非常支持这一旨在把好诗推向万千民众的公益文化项目。其中就包括余先生，我跟他的助手用电子邮件联系。 53 34387 53 18241 0 0 5425 0 0:00:06 0:00:03 0:00:03 5425 53 34387 53 18241 0 0 4180 0 0:00:08 0:00:04 0:00:04 4180很快，他就让其助手发来了他的近照，并从台湾寄来了签了名的授权书。这些年，我每年主编和主译汉英双语版“年度中国诗选”，曾向余先生约稿，他也很快按我们的体例要求提供给了我他的照片、简介和作品。让我万分感动！要知道，这些公益性的诗歌项目，是没有一分钱的稿酬的！

有一件特别遗憾的事。2010年12月，我曾率中国大陆代表团访问台湾并参加第30届世界诗人大会。我提前获得的信息是：余光中等台湾诗歌界的一些重量级人物将以特邀嘉宾的身份参加此次盛会并做主题发言。我因为想着反正在大会期间能够见到余先生，所以在做计划时，没有安排去他府上拜访他。但是，由于某种极为特别的原因，大陆团于开幕式次日才被允许前往台湾，而余先生的演讲就在开幕式之后，并且他与当天就返回了高雄。于是，我们缘铿一面。

大会结束后，大陆代表团从北至南分别在台北、台南和高雄与当地诗人联办了两岸诗歌朗诵会与联谊会。在高雄时，我们曾游览爱河，据说余光中夫妇俩时常手牵手在爱河边散步。我们还曾参观高雄港西子湾打狗英国领事馆，在那里的一块台地上，导游指给我们看下面港湾里的一处房子，说那里就是余先生的住处。当时听得我直痒痒，团里甚至有个别诗友提出去拜访他。但是，我考虑到，我们没有跟余先生预约，闯过去，不礼貌！而且我们后面行程已经全部安排好，也耽误不得。再说，十几个人的代表团像条大船，不好调头或改变航向，遂作罢。假如当时是我一个人旅行或者只是两三位，我很可能会下定决心，临时改变一下行程，闯到余府去拜望他老人家。

现在资讯传播发达，12月14日中午1点许，我在外面小馆子正要吃饭，手机上网看到余先生的噩耗，当时就口占一绝：“初读高中生，首遇波士顿；乡愁玉瓜苦，余光凿混沌。”第一行说我是在高中阶段就开始读到余先生的诗。第二行说的是我跟他在波士顿第一次见面。第三行直接用了他的两首代表作的名字，《乡愁》最有名，但我个人以为，从诗歌艺术的专业角度而言，《白玉苦瓜》更精彩高超，那玉瓜被当作艺术创作成果的结晶，类似于卞之琳笔下的“白螺壳”。

我认为，余先生的诗文之所以让人觉得“苦”，苦而后美，那美中带的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承载了他挥之不去的浓郁的乡愁。最后一行学他的《白玉苦瓜》的一个手法，把他的名字比较巧妙地嵌入到文本里。光者，智慧也。余先生的写作模式是智慧型的。  同时，他的文字如错彩镂金，闪耀着光芒；这光芒不会因为他的逝世而黯淡或消失，而是会继续留在这个世界上，不断地永久地开启像我这样的芸芸众生的混沌心脑。

-The end-

文章将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590期第8版，作者北塔，转载请注明出处，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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