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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中国:我们经历了世界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之路 | 社会科学报

2017-12-21 田川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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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型国际劳动分工深化,全球经济体系整合发展的态势日益明显。在此进程中,涌现出若干空间权力上超越国家、在全球经济中发挥指挥和控制作用的全球性城市,通常被称为全球城市(Global City)。2017“世界城市日”年度主题为:城市治理,开放创新(Innovative Governance, Open Cities)。该主题契合了我国的五大发展理念,旨在引领全世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路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进程,城市发展波澜壮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原文:《创新与发展:迈向卓越的全球城市

本报记者 田川


2015年12月,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刻认识城市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民生改善中的重要作用。2016年8月,《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6-2040)》发布:“在2020年基本建成‘四个中心’的基础上,到2040年将上海建设成为综合性的全球城市,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科技创新中心和国际文化大都市。”十九大报告也指出,要“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做好城市工作,首先要认识、尊重、顺应城市发展规律,端正城市发展指导思想。”如此,才能让城市在历史继承中更好地创造未来。 



发展:科技与金融正在成为主导


目前,全球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或都市区,城市是全球经济发展与繁荣的关键动力。世界上最大的123个都市区的人口仅占世界人口总量的13%,但其经济产出却占到全球总量的三分之一。2016年10月,布鲁金斯学会和摩根大通联合发布报告《重新定义全球城市》,报告认为,全球城市是“规模极大,非常富有,金融市场或大型企业的中心,全球资本和人才流动的关键节点。”这里不仅是富有实力的国家的主要入口,而且是世界上财富、企业决策和国际交流最集中的区域。

  


“我们可以将全球城市看作是需要维持全球经济实践的工作类型集合。”“全球城市”概念的提出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教授萨斯基娅·萨森表示,可以将全球城市看作是全球化得以落实的地方,或者是将全球化“本土化”的地方。这些城市具有双重的地理存在,一个是以地方为中心,另一个则与该经济和社会带的跨区域网络相关。“我们生活在一个日益加速变化的全球化和多样化时代,城市问题几乎是人类面临所有问题的聚集点。”国务院参事、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理事长仇保兴对记者如是说。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与联合国人居署共同发布的《全球城市竞争力报告2017—2018》显示,目前的全球城市体系既不是由产业垂直分工所决定的等级体系,也不是由产业水平分工所决定的网络体系,而是一种链网体系,是等级体系和网络体系的结合物。新型全球城市正在形成,事实证据包括:首先,科技与金融正在主导全球经济,占据全球价值链的主要部分。其次,从全球企业影响力来看,信息科技企业的影响力正变得越来越大。最后,科技中心城市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地位不断上升,科技创新指数越高的城市,其人均GDP也就越高,相应地,可持续竞争力和经济竞争力也越强。

  


随着世界社会经济的城市化,传统全球城市的概念已经被颠覆。全球经济不再仅仅受纽约、伦敦、东京等少数几个金融中心驱动。今天,庞大而复杂的城市网络成员参与到商品、服务、人力、资本和思想的国际流动中,为全球经济增长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对经济增速过缓的担忧促使人们进一步思考城市对于推动新一轮全球增长的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所所长金元浦谈到,在不同层次上进行城市建设的标准或评估要素,最初都是以经济要素为主的观念,后来不断加上了其它因素,比如市民及民生保障、生态与环保,近年更多地强调了文化的要素、体验的要素、信息的要素等等。“城市不仅要有理性、物性,更要有人性的温度。”加拿大女王大学终身教授梁鹤年则认为,卓越的全球城市建设还要强化一些价值坐标,比如人类城镇化目的是提升人的生存和幸福质量,而不是为了城市好看。


挑战:要尊重城市发展规律


源自新华网的一组数字见证了我国城市的快速发展: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1978年的近18%上升到2014年的近55%;城市人口从1.7亿人增至7.5亿人;城市数量从193个增加到653个。每年城镇新增人口2100万人,相当于欧洲一个中等收入国家的人口。今天的中国,正处在从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的关键期。城镇化率30%到70%是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阶段,其中超过50%就意味着从农业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型。

  


然而,人类在享受城市化社会诸多文明成果的同时,城市也仍面临着“城市病”、可持续发展等挑战:生态恶化、交通拥堵、垃圾围城、文化缺失、公共服务短缺、基础设施落后、创新动能不足……这些问题不断警示,城市规模要同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相适应。面对这一系列挑战,需要汇聚全球城市发展研究和实践的智慧。

  

“由于缺乏对城市发展规律的尊重,城市扩张摊大饼,滥占耕地;土地财政依赖强化,楼市泡沫变大。一些地方政府热衷于招商引资、搞GDP竞赛,却忽视城市人居环境和公共服务的改善。”浙江财经大学城市治理创新研究中心教授杨雪锋对本报记者表示,这不仅累积成为遍布城市的风险源,也必将影响到城市未来发展的潜力。新时代的城市发展逻辑应该是,提供高效优质的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务,营造城市宜居宜业宜商环境,吸引优秀人才和优质生产要素集聚,进而形成良性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然后企业入驻,最后经济发展,人城和谐。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鹏飞告诉记者,我们不能走西方国家的老路,先搞贸易中心、金融中心,我们要直接建设科技加金融的新型城市,目前中国的一些城市正在做这个规划,所以我们特别呼吁,要建设新型的全球城市。

  


除了经济发展,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全球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克·温伯格更为关注的是城市发展的平衡、宜居、可持续。他认为,快速增长不能以宜居度的妥协为代价,绿色空间、娱乐设施等同样重要。“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不要丧失文化特征,要保持宜居性。一个经济繁荣的城市,如果人才不愿来,不愿生活,没有便利的交通、清洁的空气、智能的科技为人提供便利的生活,就没有办法实现真正的繁荣。”全球城市应当实现可持续的增长繁荣。

  


作为公认的世界级四大城市伦敦、纽约、巴黎和东京或多或少地经历过环境污染、转型升级等方面问题的困扰,并在探索出路、寻求绿色发展的过程中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东京建立了一套近乎苛刻的垃圾分类制度,每年12月份居民都会收到一张特殊的“年历”,每月的日期都用黄、绿等不同颜色来标注,颜色代表了十一类生活垃圾不同的收集日。伦敦市政府每年投资超过500万英镑,用于刺激和调整对回收材料的新市场和新用途的开发应用,居民生活垃圾的回收利用率也由2000年的9%提升至2014年的33%。


未来:智慧化是创新之源


从大飞机首飞,到墨子号升空,从超级计算机,到密集的高铁网络……近年来,中国科技全方位突破,多地全力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正在全力建设全球科创中心的上海,瞄准生物医药、集成电路、智能制造等高技术行业持续发力。美国的智慧城市战略、英国的“未来城市”、新加坡的“智慧国家2025”计划和澳大利亚的国家智慧城市发展计划,等等,各国都把智慧城市视为“必争之地”。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已有超过600个城市在推动智慧城市建设。

  


据美林银行最新研究预测,未来10年,全球城市化将推动智慧城市市场保持年均18.8%的增长,市场规模将从2015年的540.6亿美元扩大到2016年的3.5万亿美元。当前,世界各地的政府正在利用新的技术,以面对不断增长的人口,改善城市居民的生活质量。日本福冈市市长高岛宗一郎以日本的电动车充电举例,日本遍布24小时连锁店,政府与连锁店合作,在连锁店的停车场建设了大量的充电桩,从而有效帮助电动车解决充电的问题。法国里昂大区副主席阿伦·加里亚诺说,里昂大区做了大量的工作搭建高速宽带网络,让城市的政府、企业、个人都能够尽情享用互联网带来的便利。

  


智慧城市不应仅是身怀绝技的工程师对各种最新技术的展示和炫耀,从而让人误以为它是城市信息化工程的升级版本。“人们之所以对智慧城市寄托诸多希望,是希望借助技术的力量破解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而展现城市作为社会分工和交易平台的魅力。”上海公共事务研究会副会长、同济大学智慧城市与电子治理研究所所长周向红对本报表示,智慧城市更多地应该是从城市治理的维度展开,以问题为导向,将技术融合于治理框架中,切实解决国计民生问题,推动产业结构转型,让城市生活更美好。城市政府需要警惕“剧场效应”,防止智慧城市建设异化,否则可能“忘记初衷,智慧在别处”。清华大学社会创新与风险管理研究中心主任张成岗告诉本报,城市一直是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的发动机,现实空间和网络空间互构的问题,就是要促进网络空间和城市空间的深度融合。这些都是未来全球城市发展要面对的重要问题。

  


除了建设智慧城市,借助智慧化技术,发挥群智众包作用,快速沟通政府与社情民意,实现精准治理和精细服务,杨雪锋进一步向本报强调,未来城市发展新路径为推进放管服改革,降低创新创业成本和行政运行成本,培育产业创新生态系统,厚植经济持续创新发展基础。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能力,培育社会主体和市场主体,建立城市共建、协商共治、利益共享的社会治理新格局。树立城市综合安全观,强化城市风险意识,坚持整体治理、系统治理和源头治理,综合施策,建立风险防范的常态化机制和应急预案,建立城市重大风险保障体系

  

一个真正文明的全球城市,不仅要有较高的生活水平,较好的生态环境,更要有高水平的政府治理。罗马俱乐部教授乔根·兰德斯在接受本报专访时表示,“信息、货物和人员有高度开放的流通渠道,官方和市民都有开放包容的心态,社会组织和公民共同参与到城市的规划与治理当中,这样的文明城市才是真正属于人的城市。”


-The end-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588期第1版,转载请注明出处,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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