涂尔干：个体之外的社会存在，宛如幽灵一般环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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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下中国社会的语境之中，社会学家涂尔干最为值得我们去纪念，是因为他首次为现代社会的来临找寻到了一块坚定的基石，并试图将对这样一种新的社会类型的理解放置在此一基石之上。而对中国的现代性的成长的理解，也无疑需要有相似的一块涂尔干基石的发现，由此去领会或者把握在涂尔干教授去世百年之后中国社会所出现的种种社会秩序构建与重构上的问题和挑战。

涂尔干

这或许才是我们今天去纪念这位法国人并向他投以一种尊敬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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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位法国乃至世界社会学的奠基人，涂尔干（émile Durkheim，1858—1917）无疑是深度接受了德国康德主义的观念驱动社会的理念，他为此而提出了“集体表征”的概念以应对现实社会中日益疏离化以及个体主义泛滥的真实图景；他提出了“自杀论”以强调对个体而言的一种超越于个体之上的社会的真实存在；他提出“失范”的概念以应对由现代性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诸多秩序破坏行为的发生。总之，涂尔干的社会学试图去重构社会，试图要实现人类共同体的存在价值，实现彼此之间可以和谐共在，相安无事，能够融洽地在一起的生活状态和图景。涂尔干的社会学因此也便是一种人的社会学，是强调人的存在状态和共同性命运关联的状态，是一种从社会的立场上去理解人的集大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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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意义上，涂尔干的社会学首先便是一种有关人类的人类学。为此他尽可能去阅读当时人类学家以及民族学家从世界各地报道上来的有关原始民族的生活资料的民族志文本，特别是澳洲土著有关图腾以及各种神圣与世俗生活的扎实田野描记，他借此而有了对初民社会宗教生活的新理解。这种理解无疑是人类学的，这种理解也使他完成了对其而言最具人类学学术价值的《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书。由此涂尔干把社会与宗教等同起来，让我们看到了一幅并非西方世界的基于一种信仰而构建起来的共同体生活的可能。这种生活在过去的西方也一样是存在着的，但伴随着其现代性的成长而日益被消蚀殆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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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个被称之为“现代”的世界，有时它真的一点也不现代，它在种种的争端、争吵或者选择之中搅乱自己原有并可能是数百年所承继下来的传统生活秩序，随之一切都变成是要经由一种改变而去加以实现的。换言之，人必须要努力去做些什么，某种社会身份似乎才能真正获得，自我的财富才能真正实现，一己的地位才能真正保持，而普通人所希望的衣食无忧才能真正成为一种再普通不过的日常生活。但很显然，所有这些都必然是要建立在某种不确定和不安全之上，也就是一种后来德国社会学家贝克所谓的“风险社会”之上。生活中的一切，包括最基本的衣食住行，乃至呼吸的空气、饮用的水源以及基本的食材，等等，这一切都需要由专门的机构去做一种风险评估，风险控制将不再是银行保险业的专利，而是最为平常之人的对于最为平常生活的世界想象和日常遭遇。由此，社会中人，无一个人不在其中，又无一个人不会对其中的社会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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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所面对的现代性的车轮是在做一种不断地向前的碾压，而没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在此车轮之下保持其存在的完整性的，也没有什么生活不会受到此种车轮碾压而保持一种原汁原味的状态。改变和转型就是现代的一种召集人去作出行动的晨钟，是号角；从一而终，固守传统，便是现代社会的暮鼓，是挽歌，是终结者。前者将会宿命地成为现代人生活的一种常态，而后者则必然会成为一种无法真正再现的乡愁，是一处回不去的故乡。

在此意义上，涂尔干所试图要去追溯的我们人类生活的基本形式，在其现实表达上已经可谓是烟消云散，无以复原了，因为一切的一切，如果是基于现代而展开的，那它首先要做的就是对曾经最为基本的人类生活的一种挑战和改造。细想一下，又有什么非现代的生活不是在遭遇到现代世界而变得在文化上岌岌可危，最后自身的社会走向了一种土崩瓦解了呢？显然，对人类而言，也并没有什么东西能够真正去阻止这种社会存在烟消云散的发生。很显然，涂尔干的社会学是要试图去解决一个基于一群人的社会的秩序何以可能，同时秩序又如何可以一劳永逸地得到维持的问题。为此，他论证了社会而非个体心理的真实存在，社会因此是建立在社会之上而非建立在纯粹个体而言的那种分别心之上。一个个体所有的分别之心不过是此种社会观念的一种近似表达而已，由此而产生的民意也只不过是一种统计学意义上的社会，但并非是每个人自我表达的总和。此种民意不过是被忽视了的鲜活的个人表达丰富性之后的一种不太精准的集体性的存在，但社会的集体性则是通过观念意义的构造而实现的，是一种先入为主，由此而使得彼此分散开来的个人相互可以真正纽结在一起，发挥各自的功能，构筑彼此可以存在的共同体感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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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辞言之，涂尔干所提醒我们注意的是个体之外的社会的存在，其宛若幽灵一般环绕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周围，挥之不去。我们似乎无法真正明哲保身，也无法通过诅咒的方式使之远离开来，更无法从这个幽灵身边逃逸遁去。因此，我们则需要去积极应对，作出正向的社会行动，寻求种种解决社会问题发生的可能途径。涂尔干所发现的社会结构是匹配着其自身的功能而在发挥着一种特殊的运转，这种运转使得日益分散开来的人可以彼此形成集体表征的共同体意识，并像涂了润滑剂的机器一样可以日复一日地良性运转，中间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差错。

但很显然，真实的社会并非是一种社会学家的理想构建，很多时候会出现一种人所未曾预料的后果，一项好的、友善的、出发点是利他的惠民政策也许完全可以引发一种生活秩序的混乱，而一种看起来并非有利于某个人或某类人的规则的长期实践带来的却有可能是一种老百姓的安居乐业，乐于不去计较任何私利的去贡献于社会本身。很显然在这差异性的背后体现出了一种社会运行的复杂性，它绝不是一种线性的社会决定论，而是多元的关系论。

在这方面，涂尔干的社会学还可以启示我们很多，他不时地提醒我们社会这个幽灵的存在，并从这个社会幽灵的立场上去思考社会本身的存在，而不是从一己之私的偏见和私情去对这种存在做一种思考。这可谓是涂尔干不朽的原因所在。同时也可以说，他的社会学一样是不朽的，这种社会学可以为不同的社会形态去思考其自身的现实存在处境提供可以带来更多新启示的理解线索，这同样是我们在涂尔干教授逝世一百年后仍旧会记得他并怀念他的原因所在。在这方面我们需要有一种真正的文化自觉，即需要有一种自我文化上的包容，从他者的思考之中理解自我的存在。在这方面对涂尔干的中国阅读可谓是一个有益的尝试，这也许在很大程度上会提升我们对于自身文化存在和文化转型道路的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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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中国人民大学   赵旭东

图片  |  网络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589期第8版，转载请注明出处，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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