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 中世纪英语的研究，如何创造出一种“中国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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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世纪英语研究

对于中世纪，学界认为并非“黑暗时代”，相反，该时期十分丰富、活跃。新时期中国中世纪英语研究呈现出显著特征。

原文：《创造中国风格的中世纪英语研究》

作者：浙江大学外语学院教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   郝田虎

我国中世纪英语研究特征显著

新时期中国中世纪英语研究的最大成就在于，学界已达成共识，中世纪并非“黑暗时代”，相反，该时期十分丰富、活跃。肖明翰如此写道：“更值得庆幸的还是，我发现所谓‘黑暗世纪’里的文学其实远不如我曾涉足过的现代主义文学那么‘黑暗’。我很欣赏中世纪人对待生活的态度。……这（种态度）比无病呻吟或者欣赏虚无或者自虐性地创造和体验绝望，都要强多了。”自九十年代以来，学界逐渐就欧洲中世纪文化、文学、历史、宗教等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达成共识，原来“黑暗时代”的简单说法日渐销声匿迹。新时期中国中世纪英语研究呈现出如下四个显著特征。

首先，一手文本和二手文献被翻译出来，以助于批评研究，而且向普通读者宣传、普及了中世纪英国文学。许多中世纪学者同时也是翻译家。比如，方重教授提出文学翻译应以研究为基础。方重翻译的《乔叟文集》信实可靠，文辞讲究，是中文世界里第一部乔叟诗歌全集，他为我国的乔叟译介和研究作出了承前启后的开拓性贡献。沈弘精通中世纪和早期现代英国语言和文学，已在该领域出版了四本译著，其中《英国中世纪诗歌选集》尤其值得重视，节奏整齐，措辞讲究，忠实典雅，清新可诵，有的篇目还填补了空白，如《珍珠》，台北出版了繁体版，浙江大学出版社“中世纪与文艺复兴译丛”明年将出版简体版。而沈弘精心选择了二手文献伯罗的著作进行翻译，是中世纪文学研究基础建设的一部分，大有乃师杨周翰、李赋宁之风。沈氏的专著《弥尔顿的撒旦与英国文学传统》，详尽地论述了早期英国文学传统对弥尔顿的影响，该书在中世纪研究和早期现代英国文学研究两个领域均作出了重要贡献。陈才宇的四本译著、两部专著以及多篇期刊论文涉及中世纪英国文学的诸多方面，他认为翻译有助于理解较难的文本。这些翻译家的经验和实践均反映出翻译与研究不可分割。

其次，在众多研究中，翻译研究和比较研究引人注目。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希尼翻译的《贝奥武甫》得到较多关注。陈才宇讨论了中世纪文学术语的翻译问题。另外，有一个问题在学界引发了激烈讨论，即应该采取何种策略将英文格律诗译为汉语诗歌。黄杲炘在英国诗歌（《坎特伯雷故事》翻译方面的实践和理论尤其引起了争议。黄氏具备广泛、丰富的翻译经验，他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独到的“以顿代步”法和“兼顾诗行顿数与字数”的原则（《从柔巴伊到坎特伯雷：英语诗汉译研究》）。方重的散文体《坎特伯雷故事》译本很受欢迎，黄氏认为方重的翻译方法不太妥当，因为若不以诗体翻译诗歌，原诗的大部分味道便会丧失。在他看来，译者必须同时考虑形式和内容，应尽可能忠实、严谨地保留原诗的韵式和格律。黄氏反驳了坊间流行的诗不可译的说法，他甚至提出了评估译诗形式的系统量化标准。黄氏的激进观点引起了很大争议，学界对他的译作和翻译理论褒贬不一：赞扬者有之，挑战、攻击者亦有之。笔者认为，黄氏在诗歌形式方面的锱铢必较，尽管能形成“建筑美”，但也会有过于机械化甚至不合理之嫌。过于刻板地追求形式整齐划一，有时会对诗歌的流畅和精华造成损害。在翻译实践中，黄氏倡导的兼顾形式和内容不易实现。不过，换个角度来看，黄氏的理论就其本质而言确有其合理之处，如能再灵活一些则更为可取。如果译者很少甚至不去关注每行的字数，翻译的结果可能根本不是诗，不过是分行的散文而已。

比较研究在中国较为普遍，研究成果在数量、范围、多样性上都初具规模。乔叟和朗格兰的对比是一个显著的例子，此外还有：古英语和古汉语的对比，英国民族史诗《贝奥武甫》与苗族史歌《张秀眉》之比较，乔叟作为知识分子与中国传统的“士”之比较，西欧骑士文学与中国武侠小说和中世纪阿拉伯文学的对比，罗宾汉谣曲与《水浒传》之比较等。这些比较研究的成效不一，但整体来看，它们为中世纪英语研究提供了相对新颖的中国视角。笔者在此建议，对比较研究感兴趣的学者可以努力建立“中世纪创意比较研究”（Creative Comparative Medievalism）的中国学派。

第三，历史观念相当显著：学者们将语言、社会政治、历史、宗教、文化等方面的语境研究与文本分析相结合，宏观研究和具体分析兼具。这方面的杰出例子是李耀宗关于中世纪欧洲文学的专著《诸神的黎明与欧洲诗歌的新开始：噢西坦抒情诗》。该书首先揭橥了中世纪欧洲文学兴起和发展背后复杂的历史文化根源，之后详尽阐述了中世纪欧洲文学的伟大成就。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李氏强调了人文主义在中世纪欧洲文学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该书将翻译和批评相结合，学养深厚，持论公允，可以说代表着中华学人目前在欧洲中世纪文学研究领域的最高成就。浙江大学出版社将推出该书的简体版。除此之外，由于中国文化拥有漫长、光荣的历史写作传统，中国学者对于反复编撰中英文文学史似乎格外热衷。对于这一现象还有一个解释，即作为教材，文学史比专著更具市场价值。近年来，南京大学、北京大学、天津师范大学的学者关于中世纪英国史的研究不断拓展和深入，挖掘出制度史、政治史、教会史、文化史、乡村史、农民史等新鲜有趣的视角，这为我国中世纪英语研究提供了积极帮助。有些世界史领域的博士论文成功运用了文学和历史的跨学科研究方法，如王春雨（东北师范大学刘建军指导）和肖先明（华中师范大学邢来顺指导）2014年的博士论文。这一学科发展的新动向值得关注。

第四，文类意识更为清晰：翻译、文学史、专著常常围绕文类区分展开讨论，这可能是20世纪五十年代苏联影响的结果。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对于文类的特别关注显示出新时期文学研究的自主性和主体性。文学自身的地位得以提升，文学和文学研究已从政治的陪衬发展为独立的存在。

中世纪英语研究亟待加强

总而言之，尽管缺乏国际学界的广泛关注，李赋宁先生带领下的中国中世纪英语研究群体取得的成绩并非完全没有意义，也不可尽被忽略。但不得不承认的是，这些研究成果仍落后于西方的研究者，甚至不及东亚的学者。比如，日本的中世纪学者参与了《古英语词典》（DOE）项目，他们对于马洛礼《亚瑟王之死》文本问题的研究已获得国际认可。

为什么我国的中世纪英语研究在质和量方面均不如日本发展得快呢？笔者认为，原因之一在于缺乏机构的支持。日本有自己的中世英语英文学会（1984-），其成员多达数百人，该学会会刊《中世英语语言文学研究》已创刊30年（1986-）。韩国同样有数百名成员组成的中世纪英语学会。此外，中国的中世纪英语研究仍有很大的进步空间。著作中参考资料的匮乏和不足十分常见，学术训练不充分可能仍是中世纪英语研究存在的最大问题。我国的中世纪英语研究在学术规范、语文学训练、基础研究（如手稿研究和版本目录学研究）等方面都亟待加强。

莎翁有言曰：“过去只是序曲。”我们期待，在未来的几十年中，更多经过专业训练的学者能从中国视角出发对中世纪英国文学的各个方面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十八年前，李赋宁先生在他的学生刘乃银关于乔叟的专著出版之际如此写道：“我诚挚地希望，……中国的中世纪英语研究能够进入新的阶段，届时中国学者可以在这一学术领域和世界一流专家进行平等的对话和交流。”就中世纪研究的现状而言，李先生的愿望仍未充分实现，因此他当时的希望仍是我此刻恳挚的期待。2016年12月，浙江大学外语学院设立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研究中心，这在国内是首家。笔者在此呼吁尽快成立全国性的中世纪文艺复兴学会（能有刊物更好），不断加强基础建设，不断拓展学术领域，不断改进研究方法，不断提高成果质量，努力创造中国风格的中世纪英国文学研究。

-The end-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589期第5版，转载请注明出处，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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