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的“专业精神”，严重“不靠谱”的美国精英与专家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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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医生和律师等专业人士曾广受社会各阶层的尊重。然而，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人们通过搜索引擎等工具能够很轻易地获得海量信息。人们逐渐失去了对专业主义的信赖，由此也带来了严重问题。日前，美国《外交事务》杂志选出了该杂志“2017年度最受欢迎文章”，其中之一是由美国海军战争学院(US Naval War College)国家安全事务教授汤姆·尼克斯（Tom Nichols）撰写的《美国如何失去对专业精神的信赖：为什么这是个严重的问题》，该文对美国专业主义的没落进行了深刻剖析。

解惑

原文：《美国如何失去对专业精神的信赖》

熊一舟/编译

专业主义正在“消亡”

2014年，在俄罗斯进入克里米亚之后，《华盛顿邮报》公布了一项关于美国是否应军事介入乌克兰的民意调查结果。结果显示，只有六分之一的受访者能在地图上指出乌克兰的位置。但这并没有妨碍人们表达自己的意见。实际上，赞成军事干涉的受访者大部分是那些不知道乌克兰到底在哪儿的人。换句话说，那些认为乌克兰不是在拉美就是在澳洲的人，也是最热衷于对乌克兰使用武力的人。

次年，美国民意调查机构“公共政策调查”就是否支持轰炸阿格拉巴（Agrabah）向民主党和共和党选民发放问卷。近三分之一的共和党选民表示支持，13%的选民表示反对。对民主党选民的调查结果则几乎相反。36%的民主党选民表示反对，19%表示支持这一观点。但事实上，阿格拉巴这个地方纯属子虚乌有，它是1992年迪士尼电影《阿拉丁》中的一个虚拟国度。自由主义者不无得意地宣称，这一调查结果显示共和党人咄咄逼人的政策趋向。而保守主义者则反击道，这一结果反映的只不过是民主党人本能的反战主义。而国家安全问题专家注意到的一个事实却是，在受访者中，43%的共和党选民和55%的民主党选民居然对轰炸一个动画电影中的国度表示了赞同或反对。

这种情形正变得日益常见。这并不是为了说明人们对科学、政治或地理知识知之甚少。诚然此言非虚，但当前更大的问题在于美国人把无知当作一种美德，至少在公共政策领域是这样。拒绝专家的意见成了崇尚自我的表现。而这与美国人厌恶书本至上和全知全能的传统完全是两码事。作为一名教授，我能够理解大多数人并不喜欢教授，也习惯于人们在很多事情上与专家意见相左。在民主体制下，有理有据有节的争论是学术健康和活跃度的表现。但令人担忧的是，我们的学术争论正在变成愤怒的咆哮。

我们正在从对专家观点的怀疑态度滑向专业主义本身的死亡边缘。在谷歌搜索、维基百科和博客文章的推波助澜下，专业人士与普通人群、教师与学生、知之者与欲知者之间的边界在一夜之间崩塌，消弭于无形。所谓专业主义的死亡，并不指专家能力的消失。医生、律师、工程师和其他专家仍存在；普通人摔断了腿，遇到了官司或想盖房子时，还是会直接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但这仅仅代表了一种将专业人士视为熟练技术工人的依赖。“把我腿上的伤口缝上，但别对我的饮食习惯指手画脚。”但事实上，三分之二的美国人面临超重问题。“帮我搞定这个税务问题，但别提醒我应当立个遗嘱。”一半以上有子女的美国人并没有立遗嘱。“确保国家的安全，但别拿那些关于国家安全的博弈细节让我云山雾罩。”大多数美国公民对政府的军事开支或安全政策一无所知。

互联网海量信息的冲击

如果你询问一位专家关于专业主义消亡的原因，他十有八九会提到互联网的影响。过去，人们在任何专业领域遇到问题，都不得不求助于专家。而现在，他们只需要将关键字输入任何一个搜索引擎中，就能在数秒之内得到答案。既然如此，人们还何需那些咬文嚼字、抱残守缺的专家呢？但信息技术并不是罪魁祸首。数字时代只不过是提供了通往博学的捷径，从而加速阻断了专家与普通人之间的沟通。互联网让人们沉浸在无限事实的海洋中，以致于形成了一种人人皆可为专家、人人皆有学术成果的幻象。

然而，事实上这种东西并不等同于知识或能力，更别说互联网上的东西还不全是事实。在对互联网使用法则的描述中，最为经典的莫过于科幻小说家西奥多·斯特金（Theodore Sturgeon）的表述了：“所有事物中的90%都是废话。”

现在互联网上存在着10亿个网站。好消息是，如果斯特金的犬儒主义式名言确实言之有理，那么至少还有1亿个网站是有用的，这包括世界上所有著名的出版社网站，大学、智库、研究所和非政府组织的主页，以及大量关于有用信息的编辑、整理和培训资源。坏消息是，要找到这些有用的信息，你必须在海量的无用或误导信息中披沙拣金，这些信息的发布者从好心的老奶奶到“伊斯兰国”的网络宣传人员，不一而足。诚然，这个地球上一些最聪明的人在互联网上建立了自己的立足之地。然而，就在一个点击之遥，却是另一些最愚蠢的人。互联网上难以计数的废话垃圾箱简直是每个专家的梦魇。普通人要做出一项颇费踌躇的决定，在过去往往是到一大堆报纸、杂志或电视频道中寻找信息，而现在，他们要面对的是任何人只要愿意都能发布信息的无穷无尽的网页。

抚今追昔，这只不过是西方活字印刷术基本悖论的现代版。正如作家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Carr）指出的，15世纪约翰·古腾堡（Johannes Gutenberg）的发明曾令早期人文主义者恨得“咬牙切齿”。他们担忧，“印刷出来的书籍和宣传册将有损宗教的权威，贬损学者和书吏的成果，甚至煽动叛乱，导致道德败坏”。而互联网就是光速时代的印刷术。

互联网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但只有对那些在信息检索方面受过专门训练、对自己需要什么信息胸有成竹的人而言才是如此。不幸的是，对一名学生或一个在信息的出处和作者的信誉方面从未受过任何训练的普通人来说，互联网带来的好处非常有限。

重建专家与民众的尊重信任

专家只有建议权，官员才有处置权。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没有人既是中国问题专家，同时又是医保问题、气候变化问题、移民问题和税收问题的专家。这也正是为什么国会在就某个问题举行听证会时，会要求相关领域的专家来为需要做出决策的政府官员提供政策建议。

1787年，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在费城召开制宪会议的最后时刻，被问到了一个有名的问题：“我们将建立的是一个共和国还是一个独裁国家？”他答道：“一个共和国，如果你愿意维护她的话。”美国人太轻易地忘记了他们国家政府的存在形式原本并非是为群体决策而设计的。当然，它也并不是为一小部分技术权威或专家的统治而设计的。美国的政体应当是一个平台，通过这个平台，获得了充分信息的选民能够选举出其他人来代表公众做出决策。

今天，很少有公民能够理解，民主意味着一种政治平等的状态，即所有人都获得选举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相反，他们将民主看作一种实际平等的状态，每个人的意见都同等重要，无论是否逻辑成立且证据确凿。但是，这并不是共和政体的运行方式。美国越早建立起学识过人的精英人士与普罗大众之间富有建设性的新沟通规则，就越有利于社会的发展。

专家需要永远铭记，他们是民主社会和共和政体的服务生。而作为主顾的公民则必须接受充分的教育，同时具备踊跃参政议政的公民美德。普通人离不开专家，他们也无需对此怨声载道。相似的，专家也必须接受这样的事实：他们只有建议权而无否决权，他们的建议有时也不被采纳。当前，连接政治体系的纽带已高度磨损，行将断裂。除非重建某种信任和相互尊重，否则公共话语体系将被毫无根据的意见所玷污。在那样一种环境下，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包括民主制度和共和政府的终结。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595期第7版，转载请注明出处，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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