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不够，“实践”来凑，科学哲学该这么玩！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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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十年来，从不同视角出发，出现了许多以实践而非理论为中心的研究进路，大大地扩展和加深了我们对科学的理解。

然而，由于各种进路所理解的实践概念并不相同，当代的以实践为中心性的科学哲学需要一个更具一般性与统和性的说明模型。由复旦大学黄翔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优秀项目《以实践为中心的科学哲学研究》（批准号为11BZX022）根本目的就是提供这样一个模型。

原文：《走向实践的科学哲学》

作者：复旦大学教授   黄翔

从理论到实践

二十世纪上半叶现代逻辑和分析哲学的发展，使得许多科学哲学家认为，一旦经验证据对理论支持的逻辑结构得以厘清，我们便会透彻地理解科学知识的特性。这种看法使得以理论为中心的科学哲学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占据主导地位。然而，仍然有一些学者如纽拉特、弗雷克和波兰尼等指出了以理论为中心的科学哲学的局限性。他们敏感地看到认知论规范无法被还原为逻辑和数学规则，并从不同视角探讨了隐含在科学实践中的社会性、技能性、技术性、认知性的规范和标准如何在科学知识的形成与辩护过程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二十世纪下半叶产生的历史主义转向以及科学社会学的介入强烈地要求科学哲学更多地关注真实的科学实践。然而，一些历史主义的和科学社会学的研究也带有极端相对主义的倾向，导致在认知论层面上的怀疑论。避免这种极端相对主义和怀疑论的后果的一种方式，正是以隐含在实践中的各种认知论和与认知过程相关的规范为出发点来理解科学。这便是以实践为中心的科学哲学的理论初衷。以实践的概念作为认识论的理论起点需要超越个人主义方法论。而且，对实践的规范性结构的理解不应该像某些学者预设的那样，仅以某些受到经验证据支持的因果性律则关系来获取，而是应该考虑到实践中的规范性结构在产生和运作过程中所依赖的各类与境因素。一旦意识到实践是由这些种类不同的与境因素所形成的合理性布局所组成的，我们就可以认识到隐含在实践中的规范性结构在认识论中所起到的关键性作用。这个关键性作用也有助于我们找到以实践为中心的科学哲学与当代认识论之间的联系。

科学合理性与助勘式结构

为了避免历史主义转向所引起的危机，科学哲学界逐渐兴起了工具主义合理性观。这种工具主义合理性观常常作为抵御历史主义和科学社会学中某些极端相对主义的倾向与捍卫科学研究的客观性的资源，在二十世纪下半叶的科学哲学界里造成了学者们在科学合理性问题上，必须在历史主义与工具主义之间二选一的局面。这种局面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理论为中心的研究进路所引发的，一旦看到科学实践中隐含的不同规范与明晰的标准共同形成各类认知资源的合理性布局，我们就不难得出历史主义转向不必导致科学合理性的危机，而且工具主义也不必是捍卫科学合理性和客观性的唯一手段。

助勘式认知工具一向被当作可以被还原为算法的推理捷径。我们认为这种传统的看法并不正确。助勘式认知工具的一个基本特性是它们的系统性偏差具有方向性。这意味着理性的认知主体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预测助勘式认知工具可能出错的程度，因此，可以把助勘式认知工具理解为可错的却可靠的认知资源。不是所有的助勘式认知工具都能够还原到算法。而且，即使在可以被还原为算法的助勘式认知工具中，在很多情况下，由于实施算法会要求超出人类认知能力所允许的界限，因而合理的选择仍然会使用助勘式认知工具。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是，助勘式认知工具并不只局限于推理工具，也包括各种技术系统。综合上述各种特性，各类助勘式认知工具可以组成的合理性布局成为助勘式结构。一个助勘式结构是为了解决特定问题而形成的一组功能性地、人为地和有层次地组织在一起的具有系统性偏差的合理性布局。助勘式结构的概念很好地照顾到合理性布局中隐含在实践中的各类规范和明晰的标准。比如，在生物学领域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是自然选择单位和层次的问题。这个问题在二十世纪经历了多次理论巨变。从这些巨变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各种助勘式结构所组成的合理性布局如何保证了这些理论变化过程的合理性和客观性。

科学说明和科学抽象

助勘式结构的视角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这些概念在以理论为中心的科学哲学中的局限性。以科学说明为例，亨普尔的覆盖律模型为科学说明给出一个相当清晰的刻画，但由于他的休谟式的定律观使覆盖律模型难以处理在科学实践中大量存在的因果说明。对于因果说明存在着不同的理论，每种理论都有其难以充分说明的现象。近十几年来逐渐兴起的机制说明理论也同样存在着不够充分的地方。追求科学说明的某种统一的理论，其根源来自于对还原论的一种误解。这种误解认为科学研究最终会形成一种统一的科学，其中所有科学现象在理论上都可以还原为某些最基本的单位和这些基本单位之间的关系。这种观点之所以是一种误解，是因为，即使使用低层次的性质来说明高层次的现象（因而高层次被还原为低层次的还原方式）是科学说明中十分重要的手段，但我们没有理由认为，所有科学现象最终都能够在理论上还原为某个最为基本的层次。科学家们在具体实践中从不同的理论和实践视角出发来考察外在世界中的各类现象，采用不同的本体论和方法论资源，这些资源之间并不总能够存在还原关系。从多元主义的本体论和方法论的视角看，把亨普尔的覆盖律理论，各种因果和因果机制理论看作是科学说明的不同助勘式结构一种可行与有效的策略。

另一个助勘式结构帮助我们认识到传统科学哲学局限性的例子是科学抽象。传统的抽象观认为，抽象是从中立的观察结果中抽取相关性质和剔除不相关性质的认知过程。传统的抽象观的问题是它所预设的中立的观察并不存在，因而难以像传统的抽象观认为的那样成为抽象的起点。瑞德站在以实践为中心的立场上提出一种以抽象概念的外展性为抽象的认识论辩护标准的科学抽象理论，十分有效地说明了科学实践中许多认知过程。同样以实践为中心，卡特莱特以自然的能力的概念为出发点提出了与瑞德的理论不同的、对因果机制的抽象理论。这两种抽象理论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们对抽象结构的外展性的不同理解，这种不同的理解也出现在惠威尔和密尔的经典争论之中。近期的认知科学的研究成果展示了，对抽象结果的外展性的不同理解来自于具体科学实践的抽象过程中不同的认知目的。我们可以把具有不同认知目的的抽象机制看成是不同的助勘式结构，并对各种科学抽象理论采取多元主义的本体论和方法论的态度。

科学史与科学哲学

我们再探讨以实践为中心的科学哲学与科学史之间的依赖关系。以实践为中心的科学哲学则认为科学知识的认识论规范性难以完全还原为逻辑和数学结构，对其充分的理解要求我们考察具体的认识论辩护标准的产生和应用的历史，因而，科学哲学必须依赖科学史。瓦托夫斯基的历史认识论是科学哲学对科学史的依赖关系极为精致的辩护。它在本体论层面上论证了科学实践中的认识论辩护资源作为人类特有的表征人造物，对其充分的理解必然具有历史性。瓦氏的历史认识论为以实践为中心的科学哲学的历史主义因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但是它的一些理论预设仍带有某些过度理智主义倾向。科学实践哲学和认知科学的近期成果有助于改正这种倾向。

历史认识论的一个具体运用是哈金的推理风格理论。哈金试图通过这个理论来展现科学真理的历史性和客观性的辩证关系。应该说，哈金的理论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功。它成功地论证了西方科学史中不同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规范所引发的不同科学推理风格对科学研究的影响与指导。它避免了库恩的历史主义未能避免的困难，成功地说明了科学变化过程中的合理性，避免了一些历史主义进路难以避免的极端相对主义的后果。哈金的理论的缺点在于它过于宽泛，难以说明与指导更为具体的科学实践。对此，我们提出了更为灵活的认知风格的概念以补充哈金的推理风格的概念。认知风格的概念也为我们更为有效地理解库恩的范式概念对科学哲学所带来的建设性一面，以及范式概念与科学推理风格之间的关系。

历史认识论也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李约瑟的科学编史学。李约瑟的科学编史学可以被看成为一种对科学的地方性研究进路。它具有历史主义、与境主义和超越内在史和外在史二分这三个特征。以理论而非实践为中心的视角常常使得许多学者看不到这点，因而难以充分说明李约瑟对中国科学研究的成功之处。历史认识论以及以实践为中心的异质性科学观使得我们看到，地方性知识与建立在其延展能力上的一般性并不相互冲突。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596期第5版，转载请注明出处，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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