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动力呈“倒三角”，谁在“开倒车”？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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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建设

在中央频频释放改革的强烈信号并相继作出系列顶层设计的时候，一些地方或领域对推动改革的动力却不足，这就是浸淫在当前改革过程中的改革动力向下层层递减的“倒三角”问题。分析改革动力“倒三角”问题需要从多处着眼，要全面客观地分析其诱发原因。

原文：《多重诱因致使改革动力呈“倒三角”》

作者：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陈朋

改革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生存发展之道。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经验表明，依靠改革激活发展动能、提升发展水平是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重要法则和基本经验。因此，在全面深化改革的目标得以明确的情况下，需要进一步凝聚改革共识、激发改革动力。然而，值得警醒的是，在中央频频释放改革的强烈信号并相继作出系列顶层设计的时候，一些地方或领域对推动改革的动力却不足，这就是浸淫在当前改革过程中的改革动力向下层层递减的“倒三角”问题。

客观而言，改革动力呈现“倒三角”镜像是一个不能小觑的重大现实问题。它不仅影响改革进程的快与慢，而且最终会左右改革的方向与力度。从系统论的角度看，分析改革动力“倒三角”问题需要从多处着眼。但是，首先要全面客观地分析其诱发原因。总体上看，当前有五大因素使改革动力呈现“倒三角”。

环境变化，改革的紧迫感降低

任何改革都是在一定时空环境中进行的。今昔对比，可以发现改革的时空境遇大不相同。40年前，当时中国的经济几乎处于濒临崩溃的边缘，建国之初建立起来且确实发挥过重要作用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成为阻碍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再加上前期错误的思想路线制造了诸多问题，使得各项工作亟需寻求突破。在严峻复杂的情势面前，全国上下都深刻认识到“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如果说这是凝聚改革动力的思想共识，那么也应该看到外在环境对形成改革共识的倒逼作用。这就是当时改革动力上下皆足的重要原因之一。

基于这种境遇，上下齐心协力，凝成一股绳。“上”疾呼改革，“下”则不惜冒死按手印，主动求改革。在这种情况下，可想而知改革动力怎能不足？改革效能怎能不高？当然，也不排除某些领域的改革还不够彻底，还有很大空间。但是，总体上看，其改革力度和效能是强大的、明显的。40年后的今天，时过境迁。虽然今天改革进程依然面临诸多困难，但是同40年前的情况相比，当时的窘迫境遇和贫弱状态在今天已不再存在，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压力大大减轻。问题的缓和、压力的减轻，不可避免地让一些人对改革松了一口气。从心理学的角度看，这是一种高度紧张状态后的情绪舒缓，是一种正常的心理反应。但是，它对改革的推进力度确实产生着规制和影响。

畏难情绪，不敢改

虽然今天的境遇同40年前大不相同，但并不是说今天的改革极为轻松。实际上，改革本身是一场伤筋动骨式的“大手术”。特别是随着改革的渐次深入，一些改革措施不断触及利益调整，其牵扯面广、触动层次深、推动难度很大都是过去所没有的。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的改革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关头。经过40年的发展，已进入改革深水区，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虽然早在40年前，邓小平就告诫人们“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所以，要不遗余力地推动改革。但是，啃“硬骨头”、涉险滩、向积存多年的顽瘴痼疾开刀，终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不仅需要灵活应变的策略，更需要坚定不移的定力和勇气。然而，在此境遇面前，难免有些人心存忧虑和畏难情绪，畏惧难度太大而不敢改革，担心改革失败而不敢改革。比如，中央一再强调“妥善解决国有企业改革历史遗留问题”。但是，由于这些改革涉及内容错综复杂且牵扯面极广，很多地方不敢触碰这一巨大包袱，结果导致改革年年往后推， “击鼓传花”情况频频再现，压力越来越大，越来越不敢改。

倦怠情绪，不急改

改革是一项持久性工程。持久性要求有助于推动改革久久为功，而不至于中途停顿。但是，也会在不经意间衍生出倦怠情绪。特别是有些领域的改革反复权衡、改来改去，结果，要么没有实际成效，要么没有定论。久而久之，难免会让一些人心生倦怠，甚至失去信心。这也是当前改革进程缓慢的重要原因，无以回避。比如，有关房地产市场调控，改革调整的方向和时限都不甚明确，有时甚至前后解释不一致，执行力也有区域差别。这种情况极易让人们对这一领域改革产生倦怠和疑虑。

从深层次看，改革倦怠情绪的产生同相关领域的改革措施缺乏统筹性、系统性考虑密切相关。所谓系统思维，简而言之就是对事情作出全面思考，而不是就事论事。把想要达到的结果、实现该结果的过程、过程优化以及对未来的影响等一系列因素作为一个整体一并考虑。改革本身就是一项复杂系统工程，每项举措都需要统筹考虑各种影响因素和系列配套措施。但遗憾的是，在部门本位主义、地方保护主义、急功近利思想等因素的制约下，很多改革远未实现统筹安排。单兵突进的改革在短期内也许能初见成效，但是从长远看未必如此，一旦缺乏某一个因素的支持，改革就会受阻或中途搁浅。等时机成熟以后再推动改革，自然又会面临诸多变数。长期、反复如此，就不可避免地让人产生倦怠情绪。

观望情绪，不真改

面对困难，害怕改革；面对不确定性，犹豫改革。这两者纠葛在一起，其结果就是极易滋生观望情绪。有些地方对改革的自主意识不强，存在“等、靠、要”的思想，等中央部署、按中央命令行事的倾向非常明显，“马后炮”或者“放空炮”的情形时常出现。即使改，有时也是声东击西的“假把式”，没有真刀真枪地实干。

在调研中，笔者经常听基层干部感慨“现在很多方面都亟需改革”，但是问及“既然如此，那为何不去积极推动改革”时，则被告知“上级没有部署，基层怎么能随意改革。出了事谁负责？”这里一方面映射出一些基层干部缺乏应有的改革担当，另一方面则昭示出一些干部对改革还是持以“明知要改，却等待观望”的态度。实事求是地说，改革固然要注重顶层设计、一体化安排。但是，由于各地情况不同、条件各异，中央作出的改革设计也不可能一竿子插到底，各地理应在保持改革基本方向不偏移的前提下，结合自身实际作出相应探索，而不应该以保持统一性为理由来等待观望。

GDP竞争式微，不愿改

毋庸置疑，官员升迁的政治驱动是改革的重要推动力。而GDP竞争则是官员追求升迁的重要砝码。诸多经验数据表明，一个地方的经济发展越快，在地方竞争中就越有利，其主要负责人政治升迁的机会就越多。所以，为了确保在激烈的竞争中顺利胜出，一些地方主政者便与商企合谋，使出浑身解数共同竞争改革优先权，试图从“改革”中寻求有利突破。这就是一些地方产生“政治锦标赛”的深层缘由。

客观而言，GDP竞争在激发地方政府保持改革积极性、促进经济增长等方面确实有其积极作用，但是也带来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比如，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环保滞后、选择性治理、潜规则蔓延、府际之间恶性竞争等顽疾。对于这些问题，中央果断地重拳出击、铁腕反腐、调整干部选任规则。强力反腐当然是必要的，而且确实释放了巨大显见效能，醇化了政治生态。但是，也衍生出了一些附带后果。比如，GDP竞争对官员升迁的影响力度逐渐降低，政商关系变得更加微妙。在多重因素的刺激下，一些官员基于降低政治风险的考虑不再如同过去一样极力追求GDP竞争，不再像以前一样积极争取那些可能有助于本地经济增长但上级既没有让干也没有让不干的事，也不愿意与商企打交道。比如，在一些地方，过去商人见官员是脸难看、门难进，现在则是门进不了、脸看不见。总之，过去那种政商关系下地方官员与企业家通过合谋来竞争改革优先权的激励机制发生变化甚至缺失了。

“改革要突出重点，攻克难点，在破除各方面体制机制弊端、调整深层次利益格局上再拿下一些硬任务。勇于推进改革，敢于自我革命。”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日前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上提出的要求。它既是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部署，也是对纠正当前改革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发出的动员令。面对深化改革这一“开弓没有回头箭”的重大使命工程，唯有凝心聚力、不断为改革蓄能，才能积淀起推动改革的强大正能量。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598期第3版，转载请注明出处，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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