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除传统思维，确立竞争政策，供给侧改革不止这些！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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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改革，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更是新时代中国“再出发”的澎湃动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是奔着问题去的，要解决问题就要针锋相对”。在十九大召开之后的首次全国两会上，高质量发展如何落实备受瞩目。推动高质量发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入推进是重中之重，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要求确立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

围绕相关重点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楼继伟，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接受了本报采访。

本报特约记者 高杨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破除传统思维

全国政协委员、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理事长楼继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进入新时代，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我们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核心任务是“三去一降一补”。相对于需求侧，供给侧是指生产要素一侧，包括劳动力、土地、资本、创新。结构性改革是指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从而实现要素优化配置的制度调整。因此，在“三去一降一补”过程中，如果主要依靠行政命令和政府推动，就是计划经济“关停并转升”的再版，不是改革。令人遗憾的是，由于传统计划经济思维惯性，近期仍可以观察到运用传统办法来完成任务的现象。

如“去产能”，政府应当严格管理“负的外部性”，执行环保标准、安全生产标准、质量标准等，按规则、程序去除不达标产能。但是，通过行政命令下达指标“去产能”的现象仍屡见不鲜。如“去库存”，特别是在房地产“去库存”方面，房价高企与库存过量并存，各类开发区高成本建成与使用不足并存，增加了“去库存”的难度。要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加快农民工市民化进程，落实“租购同权”，让中央财政义务教育资源可携带等配套政策落地。要按照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的要求，加强城市协同规划，错位协调发展，从而转型、盘活开发区和其他商业地产库存。从现实情况看，过度开发的这类商业地产库存，有些可能难以盘活了，要汲取教训。

“降成本”方面，制度性交易成本还有下降的空间，如解除管制、深化“放管服”改革等。要尊重价值规律，不能因为机械性地落实“降成本”而使价格僵化。比如，调峰电力、调峰气源的价格，按价值规律，应成倍地高于常规供应价格，并在最终供给价格上反映这些成本。不适当的管制，会造成“窝电”加重，天然气调节储量长期不足，形成阶段性“气荒”。

“去杠杆”“补短板”是最难的。当前，“去杠杆”、降金融风险已是最为迫切的任务。“补短板”方面，脱贫攻坚和生态环境治理是当前的重点。我们还要特别关注中长期问题的“补短板”。这类问题如果处理不好，会产生“可能迟滞或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全局性风险”。

比如，职工社会养老保险。保费收入的增长逐年赶不上保费支出的增长。一些省份已出现当年收不抵支，靠历年滚存结余支付当年缺口。从全国看滚存结余规模不小，除区域不平衡外，更大问题是其中大部分来自于历年财政补助。我国职工养老保险的缴费率是相当高的，对企业造成了很大的成本压力。但保险基金的平衡状况仍十分窘迫，一方面反映了老龄化的提速，另一方面反映了激励约束机制不充分，需要进一步改革完善。建议尽快着手建立精算制度，并如同公开年度财政预决算一样，将精算报告向全社会公开，揭示长期风险，推动全社会形成进一步改革完善体制的共识，加强代际公平。这一问题不早解决，我们的子孙辈将承受更大的负担，也将对国民经济增长带来持续的压力。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改革是奔着问题去的，要解决问题就要针锋相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每一项措施，都面临着利益格局的调整。不直面利益调整，不能妥善处理利益调整的，不是真正的改革；不立足长远，就没有明确的改革目标；不把握好节奏，改革就难以成功。我坚信，只要切实增强忧患意识，牢固树立问题导向，直面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和挑战，久久为功，着力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们就一定能够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

竞争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竞争政策是保护和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的政策、法律和监管机制的总和。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只有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才能有效发挥市场机制作 50 34112 50 17277 0 0 8594 0 0:00:03 0:00:02 0:00:01 8595用，增强微观主体活力，进一步改善宏观调控。为此，谈三点认识：

确立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势在必行。改革开放后，作为一个追赶型经济体，我国借鉴日、韩等国家经验，制定产业政策支持特定产业发展，对实现“追赶”目标和缩小与工业化国家差距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要看到，产业政策效果并不完全如意，比如，政府选产业、定项目，往往“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还带来诸如行业壁垒、企业垄断、市场分割、地方保护、不公平竞争、所有制歧视等问题，妨碍了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形成。

当前，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产业技术实现跟跑、并跑和领跑并重，市场主体数量与日俱增，再按老套路用产业政策鼓励特定产业发展，就会因政府信息优势弱化，造成产业选择失误，加剧重复生产和资源配置扭曲。高质量发展，要从解决“有没有”转向解决“好不好”，迫切要求确立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通过强化竞争倒逼企业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让落后企业退出，让优质企业成长，真正让市场“说了算”。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也要求确立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去产能”，淘汰落后企业不能由政府“点菜”，兼并重组不应搞“拉郎配”，必须依靠优胜劣汰机制，让“僵尸企业”入土为安，让优质企业做大做强。有竞争才会有创新，有竞争才能最大限度地激发企业家精神和创新活力。确立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也有利于国际社会更广泛认同我国的“市场经济地位”。

确立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要把握好几个关系。一是正确把握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的关系。不能片面认为竞争政策和产业政策是完全对立的。只要加快产业政策转型，不扭曲市场竞争，并将产业政策限定在市场机制失灵的领域，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可以并行不悖。二是正确把握竞争政策和政府作用的关系。要竞争就会有企业退出市场，在人员安置、再就业等方面，恰恰需要政府更好发挥“兜底”作用，织牢社会安全网，管好市场管不了更管不好的事。三是正确把握竞争政策与其他经济政策的关系。比如，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对政府制定的市场准入、产业发展、招商引资、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政策进行审查，是要确保这些政策符合公平竞争要求，而不是要替代这些政策。

确立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要多管齐下。一是要进一步打破垄断。放开石油、天然气、电力、铁路、民航、电信等行业的准入限制，加大金融、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的开放。在总结试点经验基础上，全面推开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清单以外的让各类市场主体自主进入，公平竞争。同时，还要关注新兴产业“赢者通吃”带来的问题，制定新兴产业监管规则，引导和促进新兴产业健康发展。二是要加强监管机制建设。当前，最迫切的是要整合分散在不同部门的反垄断执法职能，建立更高层级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增强独立性和权威性，赋予其对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公平竞争审查职能。三是要培育积极向上的竞争文化。加强宣传引导，发挥典型案例作用，增强公众公平竞争意识和法治观念。尊重公平竞争的失败者，在全社会形成鼓励竞争、宽容失败的文化氛围。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00期第1版，转载请注明出处，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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