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管理精细化，大数据就是那枚“绣花针”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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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实施国家大数据战略第二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加强学习，懂得大数据，用好大数据，增强利用大数据推进各项工作的本领。城市管理要像绣花一样精细，大数据是一枚可用的绣花针。大数据技术能够对城市运行中各种类型的数据快速分析计算，为城市管理精细化提供了新的治理工具。

原文：《大数据驱动城市管理精细化》

作者：中共上海市委党校　叶岚/博士、讲师

大数据驱动力的集中体现

一是广泛连接。大数据能够将城市中的人、地、事、物、情和组织连接起来，将数字、文本、图像、视频、音频、温度和气味等不同视角、不同渠道、不同途径采集的城市管理信息连接起来，将过去和现在不同时间维度上产生的数据连接起来，通过广泛连接将分散、无用的城市管理数据组织成创造知识和智慧的富矿。 目前上海、杭州等城市正在大力推进“城市大脑”建设，城市大脑不应只是对特定领域城市运行基础数据的收集、存储和使用，未来或将实现全覆盖、全过程和全天候的数据连接。

二是预测趋势。经典数学理论中的大数定律解决了从大量随机出现的偶然事件中寻找必然规律的问题，不过抽样必然伴随误差；大数据技术大大降低了海量数据的存储和计算成本，直接对总体数据进行分析，为城市管理精细化提供了强有力的预测工具。如北京、上海等人口密集的大城市可以通过大数据监测“黑车”集聚地点和行径路线，帮助政府准确预测哪些路段、哪些位置需要增设公交、地铁或短途接驳车。

三是输出方案。大数据与机器智能相结合，能够克服人力不足、行为偏差和有限理性，弥补人类大脑信息加工处理的局限性，为城市管理精细化输出人脑所无法企及的增强方案。城市网格化管理沉淀了大量数据，数量庞杂，形态多样，单条记录的信息量和使用价值很低，长期得不到有效利用；大数据技术能够以尽可能简洁并且容易被管理者接受的方式呈现这些问题的相对重要性、彼此关联度和时空分布特征，并提供可能的解决方案。

强化在数据分析和数据运用等方面的基本功

当然，要发挥上述三个方面的驱动性，必须强化领导干部在数据获取、数据分析和数据运用等方面的基本功：

一是强化领导干部的数据意识。领导干部的数据认知水平，决定了信息技术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推进各项工作。一方面，大数据不是万能的，并不是有了数据就能产生结果，并不是数据规模足够大就能发挥价值。对于非自然数据流，如果能够在采集录入之前对数据格式进行统一规范，将为后期数据清洗和格式化处理节省大量成本；城市管理数据的质量有时比数据的数量更为重要，因此城市管理者不仅要做数据汇集工作，还应致力于发现和寻找高质量、有价值的数据。大数据分析结果绝不是对人工决策的替代，大数据至始至终都只是辅助决策的工具，科学决策应当结合数据分析与专业判断。另一方面，不应忽视大数据的潜在价值。一些地方将城市管理精细化局限于对既有工作任务的定量定标，如在市容环境卫生管理中规定路面尘土残存量每平方米不得超过10克等；但过度着眼于小、精和细，会导致一线作业者用“手段”置换“目标”，只顾满足量化要求而忽视城市整体发展，甚至还会带来工作任务的“碎片化”。大数据以一种跳出传统精细化管理思路的方式为城市管理精细化赋能，克服了管理任务多样性与管理工具单一性之间的矛盾，有助于提高城市管理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协同性。

二是提升领导干部的数据能力。首先，提高政府部门的技术吸收、采纳和融合能力。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经费预算、部门利益和政治因素等都是决定公共部门信息技术采纳的重要变量；而且没有证据表明信息技术采纳会显著降低行政成本。从中国实践来看，财政实力较为雄厚的地方，政务信息化水平推进的程度越深，智慧城市建设成效也越明显。在日常工作中，领导干部接触信息化的场合越多，对新一代信息技术带来的变革越适应；反之，在信息化建设相对滞后的地方，决策者对传统行政模式和行为习惯的依赖越深，对大数据所带来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模式上的改变越难适应。因此，让领导干部尽可能暴露在大数据应用场域中，是提高其数据驾驭能力的重要前提；如通过展示交通治理、大客流监测、中小河道整治等方面的大数据解决方案，深化领导干部对大数据应用的理解；通过将大数据应用引入日常管理数据的分析、研判和使用，提高领导干部运用数据的能力。其次，优化大数据解决城市管理精细化问题的策略。21世纪以来，中国的城镇化率从36%上升到58.5%，城市的关联度、复杂性和脆弱性增强，人们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不断提高。大数据应用推进城市管理精细化，应当率先着眼于公共安全、公共管理和公共服务等居民最为关心的领域，以更安全、更干净、更有序的城市生活提升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三是提高数据应用的保障水平。跨部门协同和数据信息安全是实现大数据推进城市管理精细化的重要保障。一方面，大数据治理依赖数据科学团队的专业技术支持，目前国内的数据公司尚处于野蛮生长阶段，在追求利益和圈地掠食的数据公司中寻找、筛选和培育熟悉政府业务流程和城市治理需要的合作伙伴，显得至关重要。进一步地，开放数据是推动大数据应用的驱动力，打通政府内部数据孤岛和协作壁垒，提高政府部门的开放数据执行力是比技术能力更为深层的影响因素。另一方面，数据信息安全是确保大数据应用在推进城市管理精细化中稳定发挥作用的前提。尽管有资料表明，大数据能够在技术上降低信息泄露的风险。然而，技术突破只是保障数据信息安全的客观防线，更为关键的因素是规范人的行为。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大数据、数据科学协会和统计协会等机构都建立了数据项目道德准则；相比之下，国内数据伦理发展缓慢，对隐私保护的关注不够；加之数据权属不清晰，政府在委托私人部门设计技术方案时，必须对各种形式的公共数据再交易行为加以约束和规范。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04期第3版，转载请注明出处，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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