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 | 三分法解构彼得·沃森思想史：灵魂、实验和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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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如何塑造历史

彼得·沃森，英国思想史学者，曾任剑桥大学麦克唐纳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新社会》杂志副主编，著有《思想史：从火到弗洛伊德》《20世纪思想史：惊骇之美》《德国天才》等。不久前，他应邀于南京大学带来了一场题为“思想如何塑造历史”的精彩讲座。此次讲座由译林出版社和南京大学高研院主办。

原文 ：《彼得·沃森：思想如何塑造历史》

作者 | 南京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 王颖

图片 | 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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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森所写的历史，不是有关征服与统治的历史，而是人类如何认识世界、认识自己的思想史。

沃森介绍了多位采用“三分体系”的学者及其主要思想。让·博丹把历史分为三个阶段：东方民族的历史，地中海民族的历史和北方民族的历史。弗朗西斯·培根指出了使他生活的时代区别于以往时代的三大发现：印刷术、火药和磁石。托马斯·霍布斯认为有三种知识门类在解释力上超过其他任何知识：物理学、心理学和政治学。路易斯·摩尔根把历史分成蒙昧社会、野蛮社会和文明社会。哈里·艾尔墨·巴恩斯描述了人类“情感”史上的三大变化，即轴心时期的“伦理—神教”、文艺复兴时期的个人主义和19世纪的达尔文进化论。克雷恩·布林顿区分了形成现代世界的三大思想：人文主义、新教主义和理性主义。欧内斯特·格尔纳提出历史上有三个伟大时代，即狩猎采集时代、农耕时代和工业时代。

为了能够言简意赅地概括对历史上发展的论述，并且能够更好地描述现状，沃森也采用了三分结构来架构自己的“思想史”。他确定的三大重要思想是：灵魂、实验和欧洲。在他看来，灵魂概念比上帝概念更为重要，小小的实验能发挥深刻的影响，以及欧洲不仅是地图上的一个位置，更是一种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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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灵魂。神这个概念无疑是更强大、更普及的，而且“灵魂”和“神”也有许多重合之处。然而，沃森却把灵魂概念看作是比神的概念更加具有影响力和生命力。

他从历史几个不同的紧要关头来看灵魂的不朽力量，同时察看灵魂不断演化的本质。第一次“内心转向”发生于轴心时代，大体在公元前7到前4世纪，官方宗教变得具有高度仪式感。12世纪罗马天主教中存在另一个伟大的内心转向，人们越发意识到上帝想要的是内心的忏悔而非外在的赎罪。14世纪的黑死病的影响力与之相似，死亡人数之多令人们变得悲观，并驱使他们转向内心，寻求一种更为私人的信仰。文艺复兴自传的增加是另一次内心转向。16世纪的新教改革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内心转向”，马丁·路德主张人们并不需要神职人员的介入来获得上帝的恩典，人要回归到“真正的内心忏悔”。18世纪末19世纪初，浪漫主义为反抗18世纪启蒙运动所主张的世界经由科学能被人类认识的态度或思想，同样产生了一次内心转向。

浪漫主义者与启蒙主义者恰恰相反，认为人类体验中那无可驳斥的真相来自于人类内心体验本身。根据J.W·拔罗的观察，浪漫主义的本质，或者说历史上所有“内心转向”的本质都可以归结为“第二自我”这一双重人概念，第二自我是一个人们试图发现或释放的，一种不同的（而且在很多时候甚至更高级或更完善的）自我。这些“内心转向”不像科学界般会以累加的方式，把前一个作为基础，而只是随着前一个转向力量衰减或消亡，新的转向取代旧的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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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实验。毋庸置疑，西方国家（传统上的西欧）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公民享有优越的物质条件和政治自由等。其中许多物质进步如医疗创新、印刷和其他传播媒介、交通技术、工业生产过程等，在民主化过程中为西方国家（传统上的西欧）带来了社会自由和政治自由。这些条件是相互交织、相互联系的。在此，沃森认为，实验作为一种独立、合理的因此亦是民主的权威形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正是我们共同享有并通过大量技术得以显露和巩固的如下事物构成了现代世界的基础：实验的权威性、科学方法的权威性，科学家无关上帝或君主的独立地位。科学的积累性本质亦使其知识形态不致过于脆弱。正是这一点使得实验成为一种重要的思想。

为什么实验最先并富有成效地出现所称的西方？沃森指出，欧洲资源有限，便把高效率思想作为其价值观，个性从这种思想中以及基督教的发展中应运而生，并创造出一种统一的文化，这种文化反过来有助于大学的萌芽，在大学里独立思想得以蓬勃发展，世俗思想和实验思想亦得以酝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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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欧洲。1068年，伊本·艾哈迈德写了本关于民族类别的书。他发现北欧人“没有发展出科学，与其说他们世人，不如说他们是动物…他们没有敏锐的理解力和清晰的头脑…”。然而，在公元1000至1500年之间的某个时期，欧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欧洲大陆取得了决定性的领先地位。为什么“西方”领先了？为此，沃森列举了几位学者的代表思想。

珍妮特·阿布-卢格霍德在《欧洲霸权之前》一书中详述了“旧大陆”的经济、文化状况。她认为，一度稳定的世界贸易体系在13世纪开始瓦解，这没有影响西方体系，却破坏了东方的中心，再伴随着大西洋的开放，这个地理上的重新定位决定性地颠覆了世界的中心所在。李约瑟却持有不同的观点。他认为，在较早的世纪中，欧洲无论从社会、政治还是文化角度，都远不及中国稳定，再加上欧洲的民族主义很强烈，导致自然边界有很多。此外，字母书写系统很灵活，导致不同部落与民族之间易形成相互之间难以理解的语言。因此，欧洲一直发展落后。

之后，中国的马镫帮助欧洲产生了封建制度，火药帮助摧毁了欧洲的封建制度，这时，商人阶层出现了，该阶层与科学的兴起密切相关，而此现象却未在中国发生。中国虽有许多发明，却未形成现代的商业方法或现代科学。思想的历史和政治的历史，是理解人类的不同道路，那么，是否可以相互补充？这两条道路的连接点又在哪里？在沃森看来，这两者间有着并非简单的联系，研究它们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来说可能是一个收获颇丰的领域。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09期第5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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