角色扮演：文化复兴要走一条“礼乐相济”之路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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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言之，优秀传统文化复兴要走一条“礼乐相济”之路，在此一种以“情理结构”为内核的“情本儒学”，就更凸显出其在未来中国文化格局当中所应扮演的角色！

原文 ：《优秀传统文化复兴要“礼乐相济”》

作者 | 刘悦笛（中国社会科学院）

图片 | 网络

亟待纠偏

优秀传统文化复兴，已经势不可挡。20世纪80年代，在西化主潮的促动下，“反传统”曾位居主潮，尽管当时也有“文化热”与之颉颃，但如今的变局，大概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所根本没有想到的，这个历史嬗变过程，笔者曾在英文著述里将之描述为——从“去中国性”（De-Chineseness）到“再中国性”（Re-Chineseness）。然而，这种既被主流倡导又有民间根基的复兴传统浪潮，却在发展过程中有所偏僻而亟待纠偏。

为什么如此言之呢？当今优秀传统文化复兴，以儒学为主体，当然同时要与道、释、墨、法等诸家平衡发展，而儒家自身发展却失衡了。这是因为，如今的儒家复兴，一方面，乃是精英们的心性化和政治化，另一方面，则是大众们的礼学化和实用化。在精英取向方面，我曾写过《论中国儒学的前途——评估“心性儒学”与“政治儒学”之争》等文，在其突破之处大意是说，要超出这种內圣（心性儒学）与外王（政治儒学）的既定模式而走出儒学未来新途。

那么，民间的优秀传统文化复兴呢？

如今，民间的“读经热”愈演愈烈，尤其是针对孩子的读经几乎成为一种教育运动。然而，读什么经？怎么读经？读经为何？这些都是要事先明白的前提，也由此产生了诸多争议。于是，读《孝经》《弟子规》之类就将儒家道德窄化为孝悌之道，各地“女德班”的泛滥也走向了男女平权的反面。所以，首先就有一个“原典儒学”的意识，那就是要让接受儒学教育的人士，去接触更为接近历史源头的本源儒家思想，它不同于被宋明理学化或新儒家化的后世儒学思想，尽管倡导原典也离不开历史的诠释学。

回到周公去

回到孔子去，也许是孔门儒生所能趋成的唯一共识，无论多数人从孟子入道还是少数人从荀子上溯，无论从朱熹理学入门还是以阳明心学为宗，孔子兼祧內圣外王足可宗法。然而，儒的传统并不是“子曰时代”开始的，孔子之前还有一位重要历史角色，那就是周公。回到孔子去，更要回到周公去！

周公历史地位如何？历史学家夏曾佑在较早以进化论模式写成的《中国古代史》里，他对周公的定位更为决绝：“孔子之前，皇帝之后，于中国有大关系者，周公一人而已”！当然这是从历史影响力的角度给出的判断，所谓“兴礼乐，改制度，封同姓”的周公，不仅为武王灭殷而天下一统奠定了历史基础，而且成为了儒家的历史渊源。改制与封姓，关系到“封建制”的历史建制，此乃史事而今仍有余响，而礼乐则是至今适用的大事。

这个中华民族不断返本开新的深厚传统，就是“礼乐相济”的传统，这可以到周公“制礼作乐”的创建。周公作为“古圣人”，其功绩不仅在于营造成周，更在于他乃中国礼乐文明的“总设计师”，周衰落之后，周礼在鲁延续，所以孔夫子才“郁郁从周”。然而，周公的制作礼乐，却是从自上而下的统治角度所做的，所以才倡导诸如“敬德爱民”之类的思想，毕竟还是偏向外王的一面，到了孔子“释礼归仁”，礼乐皆为自下而上得以生根的，“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尽管制礼作乐的功绩被归于周公，但也不是周公一个人说了算，他只是中国礼乐文明的系统整理者与初步确立者而已。历史从来不是一两人所创，乃至为少数人创造的结果，历史必定是复数的，无论是历史发展本身还是对历史的叙述其实都要符合“复数模式”。夏曾佑甚至还认定，“盖中国一切宗教、典礼、政治、文艺，皆周人所创。中国之有周人，犹泰西之有希腊”，但依如今的“多元共生”的文明观，古希腊也并非西方文明的唯一历史源头，周朝对于中国历史也是如此，中国文明的起源的繁星结构已被证实，但周公其对礼乐文明与政治范式的树立的确功不可没。

总体来说，孔子就是为了恢复这种传统，那是儒学历史上的第一次返本开新：“吾学周礼，今用之，吾从周”。孔子创立孔门儒学，使得周公传统得以完成“释礼归仁”的历史转换，并开启了內圣与外王得以统合的大传统。在孔子看来他所生活的时代已经“礼崩乐坏”，也就是说，周公所创建的“礼乐相济”的传统被破坏了。乐，游离出礼制和礼法的内容之规约，从而“下降”为能为君王奢侈之用的单纯审美形式；礼，也起不到应起的典礼和教化的作用，从而仅“上升”为纯粹的思想观念。孔子就是要应对这一历史窘境，提出要恢复礼与乐和谐为一的更新传统。

“礼乐文明”的内核

中国“礼乐文明”的内核，到底是什么呢？《乐记》对此说得太明确了：“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乐统同，礼辨异，礼乐之说，管乎人情矣。穷本知变，乐之情也，著诚去伪，礼之经也。” 简言之，乐就是和谐，礼则是秩序，这和谐与秩序的统一，才是礼乐文明的真谛，礼本身也是含情的，否则就无法与乐通。根据美学家朱光潜的解析：“乐的精神”是和、静、乐、仁、爱、道志，情之不可变；“礼的精神”则是序、节、 中、文、理、义、敬、节事，理之不可易，“乐主和，礼主敬，内能和而后外能敬……和乎情然后当于理。乐是内涵，礼是外观，和顺积中，而英华发外”，这无疑抓住了礼乐合一的本色。

今天的传统文化复兴，往往只复兴儒家理性化的一面，也就是强调礼之“理之不可易”，而忽略了乐之“情之不可变”，也就是感性化的情感维度。孔夫子自己就讲：“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以礼立人乃是中间的事，而儒家成人的起点与终点皆与“情”相关，诉诸于情的兴发而归之于情理高度合一的境界。有人反驳说，古乐早已无存，如何复苏乐的精神？其实，恰恰这忽略了“乐乃乐也”，乐最终乃是一种人之情，早期的“礼乐合一”到后来就发展为“礼情合一”，而这个人情的传统在中国文明当中始终源远流长，也使得本土文明与西方文明之间曾经区隔开来。

质言之，优秀传统文化复兴要走一条“礼乐相济”之路，在此一种以“情理结构”为内核的“情本儒学”，就更凸显出其在未来中国文化格局当中所应扮演的角色！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10期第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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