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答“时代之问”，马克思主义破解了这四大“谜团”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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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创立马克思主义，是因为他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科学地解答时代的问卷，以指出人类历史的未来发展方向。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在对“时代之问”的解答中诞生的，今天我们也要在回答新的“时代之问”中发展新时代马克思主义。
原文：《在回答新的“时代之问”中发展马克思主义》
作者 | 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鲁品越
图片 | 网络
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鲁品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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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扣历史的命脉：马克思的“时代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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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指出，“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马克思创立马克思主义，是因为他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科学地解答时代的问卷，以指出人类历史的未来发展方向。
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是在对“时代之问”的解答中诞生的，今天我们也要在回答新的“时代之问”中发展新时代马克思主义。那么，马克思毕生解答的“时代之问”是什么？它们在今天有怎样的表现？这是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的本质的关键。
马克思以超凡的理论直觉洞视掩藏在历史深处的“时代之问”，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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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之问1：国家权力及其意识形态的产生根源的本质是什么？
西方国家总是宣称其法律与政治权力符合永恒法则。当年莱茵省议会正是根据这种“永恒法则”把穷人迫于生活而捡拾枯树的行为当作“盗窃”犯罪。作为《莱茵报》主编的青年马克思愤怒地指出，在这种法律中“获得胜利的是被奉为神明的林木，人却成为牺牲品遭到了失败。”
青年马克思由此产生了他最早的、也是最深层的时代之问：法律与政治权力及其意识形态从何而来，其本质是什么？正是为了解决这个使马克思“苦恼的疑问”，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的分析，初步发现了唯物史观。
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总是用“普世价值”标榜自己“站在人类道义的至高点”，将其制定的法律与政策奉为人类正义与自然法则的化身。那么，这些西方国家的权力从何而来？本质到底是什么？这则是当代面临的时代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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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之问2：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崛起和资本增殖之谜。
在认识到法律与政治的基础是社会经济生活之后，马克思分析了社会经济生产。而当时最引人注目的事实是英国奇迹：疆域相当于现在我国四川省的面积的一半，人口大约2000万的英国，到了18、19世纪，成为生产力最先进的天下无敌的“日不落帝国”。区区一万人的英国远征军入侵GDP居世界第一的大清帝国，竟然致使80万清军溃败，不得不割地赔款。马克思在美国《每日先驱论坛报》上连续发表一系列文章，精辟分析了中英鸦片战争及其引起的一系列后果。
英国迅速崛起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英国的生产力之所以能够迅速崛起，一定是这种生产力被注入了一种强大的动力。马克思发现，这种强大动力正是作为社会关系力量的“资本”！“资本”一词源于 “牛头”，原意指能够生产财富的“财富”。资本何以能够繁殖，何以产生如此巨大的生产力？《共产党宣言》提出了这个“时代之问”：“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
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这正是马克思要回答的第一个“时代之问”。今天追求生产力发展的世界各国，都面临着这个“时代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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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之问3：资本增殖为什么反而导致劳动者贫困？
既然英国国家实力日趋强大，资本家从全世界赚的金银盆丰钵满，人民生活应当改善。然而事实与此背道而驰：带给劳动者的却是人间地狱！资本在推动生产力的迅速积累的同时，为什么带给劳动者却是贫困的积累？这就是马克思所要回答的“时代之问”。
今日世界面临同样的“时代之问”。尽管资本主义各国采取了各种福利措施，但是两极分化有增无减：富国与穷国之间、各国内部富人与穷人之间，两极分化日趋严峻。当今社会财富和生态环境上两极分化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如何克服？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时代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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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之问4：经济繁荣为什么反而引发危机——资本逻辑之谜。
按照“常理”，经济危机都因财富生产不足所致。但是1825年的英国经济危机却打破了这个“常理”：生产力迅速发展导致了危机！
资本支配的市场为什么会产生危机？它会把人类社会引向何方？这是马克思面临的“时代之问”，也是当今人类面临的时代之问。
二战后各国实行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曾经实现了连续二十多年的繁荣，许多人欢呼资本主义危机从此一去不返。然而滞胀和其后的一系列危机接踵而至。特别是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以及随后的欧债危机，致使今天的世界仍然未走出其阴影。我们必须请教马克思，继续解答这个“时代之问”。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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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答“时代之问”中诞生的马克思主义核心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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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研究上述“时代之问”的过程中，马克思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观念：
第一，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立场为灵魂，这是回答一切时代之问的价值前提。马克思创立理论的目的不是解释与人无关的客观世界，而是探索人类按照自己的主观目的“改变世界”以创造历史的规律。改变世界必然具有价值目的，因此马克思必然要确立对各种改变世界的历史活动的价值评判标准。马克思由此确立了以劳动人民为中心的基本立场，因为历史是由劳动人民创造的，而改变社会的目的也必须是为占人类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服务。这是贯穿于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灵魂。
第二，确信物质生产实践是决定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人们改变世界的创造历史的活动，最根本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活动，它是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其他历史活动——如思想文化、政治军事活动等等，都建立在物质生产活动的基础之上。而在物质生产活动中，人们争取自身主观意志得到实现的过程，必然受到自然物质世界客观规律的制约，于是这些自然物质世界的规律通过人类的实践进入人类社会，上升为人们创造历史的实践活动的社会历史规律。这就是人类社会之所以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的原因所在。
第三，以劳动二重性为理论枢纽，建立社会关系与自然物质过程之间的联系。决定历史的物质生产劳动具有二重性：它既是人们改造自然物质以生产产品的使用价值的自然过程，也是生产出作为人与人的社会关系的价值的社会过程，而作为社会关系的价值以使用价值为载体。马克思高于一切其他思想家的地方，在于他透过表层的物与物的关系看到了它所负载的社会关系，由此发现了支配历史发展的客观物质力量，揭示丰富复杂的人间万象之本质，发现了能够回答上述各种“时代之问”之枢纽。
第四，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物质生活的生产决定社会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历史辩证法。由物质生产过程所产生的社会关系最后形成了经济领域中的经济权力，它归根到底由劳动者所创造，而在阶级社会中被剥削阶级所占有。这种经济权力通过社会自发产生的或人为设计的各种方式转化为政治权力与精神权力，形成由意识形态与国家机器构成的上层建筑。
在这个过程中发生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决定了历史的发展。由此形成了马克思在研究上述使他苦恼的“时代之问”而得到的结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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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对“时代之问”的科学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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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通过由上述核心观念构成的理论体系，马克思系统地回答了上述“时代之问”，解开了一系列现代社会的历史之谜——
一是破解生产力发展与资本繁殖之谜：鸦片战争时期的中国的财富是负载着封建关系的“死财富”，而英国的财富是负载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活财富”——也即“资本”。资本通过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实现增殖而推动生产力发展。资本增殖意志驱使资本家不断进行扩大再生产，进而开拓新的产业，形成日益庞大产业链，建立全球性产业链、贸易链和金融链等。这就是英国之所以能够发生产业革命，能够成为“日不落帝国”之原因。
二是破解劳动者贫困之谜：资本进行自身积累以推动生产力扩张的过程，乃是资本权力通过支配劳动者、支配生产要素而消耗与吸收三种“自然力”——人的自然力、自然界的自然力和社会劳动的自然力的过程，由此必然造成三种自然力的枯竭和贫困，形成三个方面的“资本积累”与“贫困积累”的两极分化：
一是资本越是追求最大程度的增殖扩张，必然越有力量压低劳动者工资和支配劳动者劳动，形成价值分配上“资本积累”与劳动者的“贫困积累”的两极分化；二是资本积累必然不顾一切地吸收“自然界的自然力”，导致资源枯竭与环境污染，从而造成“生态环境的贫困”，这种贫困最后还是集中在穷国与穷人身上，使劳动者处于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中；三是资本积累必然不顾一切吸收“社会劳动的自然力”，使人们之间的一切联系都纳入资本增殖的轨道，由此形成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贫困、精神交往世界的贫困。这种贫困集中于劳动者身上，而使人变成机器的附庸。马克思由此深刻地指出了资本在带来生产力迅速发展的同时，带来了劳动者的各个方面的贫困。
三是破解了经济危机之谜：上述两极分化导致社会购买力的增长远远小于资本的增长，必然造成资本循环中断，由此形成经济危机的周期性发作，这是资本主义危机的总根源。而这种危机总是通过预先感知实体经济循环困境的资本市场率先发生——传统的经济危机由股市崩盘拉开序幕，而当代经济危机则以金融衍生品的市场危机为导火索。
最后，马克思破解了他在青年时代就一直为之苦恼的国家权力与意识形态之谜：国家权力和意识形态不是来自基于抽象人性论的“社会契约”，不是来自作为“普世价值”的“永恒法则”，而是来自劳动者创造的负载于物质财富的社会关系力量，一旦其被某个阶级所占有，便会通过支配物质财富而形成支配劳动者的权力体系。
在现代社会，由此产生的经济权力，通过多党制民主等政治程序合法地转化为政治权力，通过新闻媒介的自由化与教育与学术体系，合法地转化为意识形态话语权。因此，“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
在破解上述历史之谜的基础上，马克思破解了人类未来社会之谜，指出资本主义巨大的自身扩张能力及其内在矛盾，将使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成为追求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当代人类的必然选择，因而这一历史进程是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
这就是伟人马克思对他所面临的“时代之问”的回答，也是对我们今天面临的同样的“时代之问”的回答。在中国进入新时代的今天，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回顾他对这些时代之问的回答，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11期第3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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