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你们为何如此“胆怯”？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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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西方发达国家面临着经济增长疲缓、不平等现象加剧等一系列问题。面对欧美市场经济体系的弊端，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曾产生过重要影响的经济学家们却似乎缺乏担当，毫无作为。而曾经富有远见的经济学则似乎沦为一门极为枯燥乏味的学科。为何会出现这种窘境？2018年6月8日，美国《高等教育纪事报》刊登了美国芝加哥大学法学教授埃里克·伯斯纳（Eric Posner）和微软首席研究员、耶鲁大学高级研究访问学者格伦·威尔（Glen Weyl）的文章“How Economists Became So Timid”，对此进行了一番梳理剖析。

原文 ：《经济学家缘何如此“胆怯”？》

周岳峰/编译

图片 | 网络

18世纪末和19世纪的“政治经济学”学科催生了社会学和政治学等现代学科，它与同时代的产物形成了鲜明对比。在当时，经济学家们吸纳了各种学术思想，他们既是哲学家又是社会科学家，而且他们认识到当代各种社会科学之间其实不存在任何隔阂。此外，他们自视为改革者，而且常常自视为激进的改革者。具有这种特征的伟大人物包括亚当·斯密、约翰·斯图尔特·密尔和卡尔·马克思等。他们及其追随者寻找各种办法，以求解决他们所处时代重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危机。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促成了大多数现代社会意识形态以及我们当下世界的大部分形态。例如，欧美激进人士帮助结束了君主制度并且扩大了公众选举权，欧洲激进人士和美国激进共和党人的自由劳动思想帮助废除了农奴制，并为各种劳资关系建立了新基础，而20世纪初的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改革为人类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范围最广的共同增长时期奠定了基础。

专业化令经济学日渐式微

今天，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疲缓，不平等现象加剧。西方发达国家大多数公民都亲眼目睹自己的收入十多年间徘徊不前的境况。他们对自工业革命以来一直支撑政治稳定的各种广泛共享的社会进步承诺已丧失了信心。由于对现状感到失望，美国、意大利以及其他国家的选民们纷纷加入各类民粹主义运动。

那么，昔日这些曾产生过重要影响的经济学家的继承人如今在哪里呢？如今，经济学已分裂成一系列不同的学科，而其中没有任何一门学科具有足够的广度、创造力或者勇气来支持对于应付危机至关重要的改革愿景。经济学的消亡始于19世纪末。随着学术界变得更加专业化和专门化，经济学逐渐让位于社会学和政治学等学科。到20世纪中叶经济学处于最低潮时，经济学家与其他相关学科的研究人员之间几乎没有互动。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

近代英国著名学者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和他最优秀的学生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故事，就是一个经济学从一门属于各种具有创造性的社会梦想家的学科向一门属于各类技术专家的学科过渡的缩影。这对师生对这两方面都有涉猎，对于出现的这种新转变，他们也十分矛盾。在许多方面，马歇尔成为19世纪“政治经济学家”的典型代表，凯恩斯推崇马歇尔，认为他“既是数学家又是历史学家，同时还是政治家和哲学家”，“像艺术家那样远离尘世，又像政治家那样脚踏实地”。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马歇尔于1890年出版的《经济学原理》一书虽然成为几代人学习经济学的权威教科书，但是也标志着对经济学最初全面愿景的彻底告别。马歇尔致力于使得经济学专业化并且最终缩小该学科的范围。而凯恩斯尽管对概率论和哲学态度轻佻，而且对于转变经济政策提出了各种大胆设想，但是却巩固了经济学家作为技术专家的地位。凯恩斯所倡导的宏观经济管理需要拥有专门知识的技术人员。相应地，在20世纪中期，人们目睹这一行业培养出一大批专业工作者：历史学、政治学、社会学、哲学和法学都是从经济学中分化出来的。

激进改革建议难觅

这并不是说经济学在凯恩斯之后就没有孕育出任何新的意识形态。例如，芝加哥大学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米尔顿·弗里德曼和乔治·斯蒂格勒等就对于鼓舞和界定罗纳德·里根和玛格丽特·撒切尔政治生涯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极为重要。就像之前时代的经济学家们一样，他们的视野依然比同时代的人更广泛和大胆得多。不过，与以往的经济学家不同的是，他们并没有提供激进的社会改革或者创新。相反，他们主张回到在19世纪盎格鲁—萨克逊世界占据主导地位的制度。在这个时期，所有其他新奇的意识形态的形成和发展，几乎都没有受到经济学的影响。

经济学范围的收缩具有多种形式。学术工作从政策设计转向于将正式数学定理和严谨的实证分析相结合。即便是最关注政策和设计问题的经济学领域，公共经济学和机制设计，也倾向于寻求解决明确指定的问题，而不是解决与最务实政策相关的各种极为复杂的问题。

然而，恰恰在经济学家们倾向于放弃富有远见的社会理论之时，他们对于各种详细政策决定所行使的权力却不减反增。这种政策指导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它分享了经济学家研究方法的狭隘性。主流经济学家们所倡导的政策改革，几乎总被等同于所谓的“自由主义技术专家治国”。经济学家们无论是建议提高或降低最低工资，还是建议增加或减少监管措施，都是取决于他们的对外政治定位以及从自身研究中所获得的证据。然而，他们几乎从未提出如19世纪“政治经济学”那样的，彻底且富有创造性的变革。

让大胆成为社会学科新口号

如何解释经济学家的这种“胆怯”呢？与许多被赋予权力的职业一样，经济学制定了严格的内部纪律和规范，以确保权力的行使与社区标准保持一致。虽然包括斯密和马克思等在内的一些政治经济学家吸纳了广泛的哲学影响，但是经济学却变成了高等院校里受管制最严和最墨守陈规的学科之一。通过对学术期刊、招聘和教学的控制，以及通过非正式地执行社区规范的方式，经济学家们维持了方法论和政治上承诺的狭窄范围。

结果是，经济学在过去半个世纪里欧美兴起的所有主要政治运动中几乎没有发挥作用，包括公民权利、女权主义、反殖民主义和反堕胎政治等。它对于特朗普主义以及其他形形色色民粹主义的兴起毫无准备，未能预测到其发展，就如同它未能预测到2008年的金融危机一样。而且，直到最近，它对于不平等加剧这一我们这个时代最具政治色彩以及道德上最令人不安的问题并不以为然。

即便是经济学学科近期为旨在无愧于自身传统所做的一些工作，也都没有成功。托马斯·皮凯蒂所著的《21世纪资本论》，虽然被广泛视为马克思所著的《资本论》的续篇，但是该书最终却以半心半意地提议征收一种全球资本税收场。现代的斯密、马克思或者凯恩斯究竟在哪里？而其他学科也尚未能站出来填补经济学瓦解所留下的空白。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在很大程度上避开了具体政策建议，而政治哲学家在提供理想社会大胆愿景的同时，通常避免亲自提供切实可行的政策设计细节。

对增加跨学科工作的要求尽管很常见，但是往往导致混乱。这些社会科学缺乏一种强烈的意愿，以便重新审视知识传统的各种根源，而这些根源已促成了当前这种彼此之间缺乏沟通和互动的“谷仓”制度。在这种制度里，研究人员沿着熟悉的路径逐步推进，提出适度的改革而不是重新设想基本制度。在经历了长达数十年根本问题被忽视而技术和经验见解持续积累的过程之后，经济学家并不缺少可供使用的丰富材料。在一个受到不断加剧的不平等问题和威权式民粹主义威胁的时代，我们希望是大胆，而不是谨慎，成为这些学科的新口号。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16期第7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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