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改变了汉语词典的生态随笔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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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视觉文化日益占据优势地位的时代里，有关文学死亡的预言越来越频繁地出现。文学似乎是一种行将过时的事物，一个即将在博物馆找到归宿的古董。虽然说出这种观点的人常常夸大其词，但道出了一种普遍存在的质疑：文学到底有什么用？对此，我不想直接给出答案，而是首先指出一个事实：站在你面前的我曾经用写作改变了词的用法，剔除了汉语中的歧视性表述，催生了新的意义空间。这是我曾经亲历的过程，是我曾经造就的因果关系，而它至少证明了一个问题：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写作影响这个世界，关怀他/她之外的生命。为了产生更好的效果，我引入了创意写作（creative writing）的一些手法。或者说，我的生态写作就是创意写作。

原文 ：《生态文学，创意写作与现实关怀》

作者 | 深圳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王晓华

图片 | 网络

一篇改变了汉语词典的生态随笔

1995年春季，刚刚从事生态写作的我翻阅汉语词典，不经意间发现了这样的词条：“［天鹅］鸟名。像鹅而较大，颈长，羽毛多纯白色。主食水生植物，也吃鱼虾。肉可食，羽毛也可利用。” 它使我想起了发生在北京的一件旧事：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两只天鹅在北海公园的水面上游弋，相亲相爱的身影引来无数游客欣赏的目光，但某个青年却暗中产生了想吃天鹅肉的强烈冲动；于是，猎枪响过之后，一只白天鹅应声落下，剩下的那只整日哀鸣不止，最终殉情而死。青年的举动引发了市民的愤怒，最终被判处数年徒刑。令我震惊的是，词典作者对天鹅的看法竟然与偷猎者完全一致：天鹅的肉可食。显然，按照词典的尺度，偷猎天鹅者根本不应该被判刑，因为天鹅对人的用途本来就是“肉可食，羽毛也可利用”。

这个发现引燃了我进行生态创意写作的冲动。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先后发表了《枪杀天鹅事件与汉语词典》《词典编撰应有生态意识》《词典中的文明演进》等生态随笔，大量使用了陌生化手法。譬如，将当时词典中有关野生动物的词条定位为“狩猎指南”。此类说法可能略显夸张，但却具有超乎寻常的力量。随着相关杂文先后在《杂文报》《南方周末》《芒种》《咬文嚼字》《中国绿色时报》《深圳特区报》发表和转载，这种表述产生了较大影响。此后，为词典纠错成为民间和学术界的一个常规活动。词典的编撰者显然也感受到了来自读者的压力，《新华词典》和《现代汉语词典》每次再版都会修改一些词条。进入新世纪以后，渲染野生动物“肉可食”的解释基本上消失了，汉语词典开始辐射“生态意识”。

在我的生态写作史上，这是个用创意改变意义空间的经典案例。事实上，这仅仅是牛刀小试。在此后的生态写作生涯中，陌生化手法被不断运用，文学在我的个体实践中日益显现出关怀所有生命的力量。

陌生化手法展现了屡试不爽的神奇效果

从写作《词典编撰应有生态意识》一文开始，我频繁运用陌生化手法。从最初的下意识运用到后来的有意识运用，陌生化手法几乎出现于我的每篇生态随笔中，形成了一种个体叙事层面的鲜明特色。随着它不断出现于“文字的蜂群”中，我持续体验到了生态创意写作的力量。

陌生化（De-familiarization）是个文学理论术语，指的是唤起新奇感的创作手法。它可以揭示事物不寻常的一面，震惊沉迷于常识的读者，起到出奇制胜的效果。对此，布莱希特进行过清晰的表述：“把一个事件或人物陌生化，首先意味着简单地剥去这一事件或人物性格中理所当然的，众所周知的和显而易见的东西，从而制造出对它的惊愕和新奇感。”在我从事生态写作的过程中，“惊愕和新奇感”不断出现。当然，这个过程具有接受美学意义上的背景。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阅读《丑小鸭》杂志上的一篇小说时，一个陌生化的表述如电流般击中了我：“你想没想到，我们都靠吃动物的尸体过活。”此前，我很少在“食物”和“尸体”这两个词汇之间建立链接，但这句话却揭示了二者的联系。这种表述对我来说影响如此深远，以至于今天我还沉迷于类似的修辞学实践。在我刚刚从事生态写作的九十年代，环境保护这类说法还刚刚兴起，大多数人还没做好接受它的心理准备。此时，平铺直叙的生态言说很难奏效。要想异军突起，生态写作就必须运用各种创意。正是由于这种深层逻辑，我的生态写作一开始成形为生态创意写作，而陌生化手法则展现了屡试不爽的神奇效果。譬如，在《为动物请命》一文中，我写下了下面的句子：“人建造了一个属人的世界，根据人的需要强行赋予事物以属于人的意义，因此，鸡健壮的腿和结实的翅膀并不是鸡用来走路和飞翔的器官，而是供人食用的美肴。”再如，在《赞美拾荒者》一文中，我把拾荒者定位为“圣人”：“沉湎于享乐的人类切断了自然界的循环之链，把自然界的精华大量地转化为垃圾，使自然界日益消瘦和病弱，而拾荒者则把大多数人所废弃的东西聚集起来，让它们回到生生不息的造化之流中去。”又如，在《残酷的逻辑》一文中，我讽刺了当时流行的皮衣热，强调它不是“高贵的符号而是残酷的标志”。 “走路和飞翔的器官”、“圣人”、“残酷的标志”与有关食物、拾荒者、皮衣的日常定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陌生化的表述可以唤起读者的思考，引导他们走出人类中心论的藩篱。类似的例子很多，形成了绵延的系列，展示了我的生态创意写作的特色。

回过头来看，生态创意写作的出现折射出某种内在的需求。当我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播撒生态话语时，当代生态文学还处于发轫期，专门从事它的人寥寥无几，相应表述属于稀缺话语。譬如，在1996年出版的散文集《愿地球无恙》中，大多数作者都是已经成名的作家，如王蒙、从维熙、韦君宜、冯牧、王安忆等。对于他们来说，生态写作并非主业。正由于如此，刚刚从事生态写作的我得以脱颖而出。《愿地球无恙》是部不厚的选本，却收录了我的两篇生态随笔。与其说这是我的荣耀，毋宁说它折射出生态文学的边缘地位。受制于这种边缘处境，我不能不设法唤起读者的注意，而陌生化手法则是一种有效的言说手段。通过对陌生化手法的频繁运用，日常信念的荒谬之处被不断揭示和反思。与此同时，写作者的思路层层扩展，创造性的发现源源不断，相应观点最终影响了知识分子和芸芸众生。

现实关怀功能：所关怀的不仅仅是人，而是所有生命

到目前为止，我发表了属于创意写作范畴的生态随笔五十多篇，作品先后出现于《南方周末》《上海文学》《山花》《天涯》《杂文报》《南方都市报》《深圳特区报》《中国绿色时报》《森林与人类》《文汇报》（香港）《绿叶》《新京报》等报刊杂志，被包括《愿地球无恙》等几十种选本收录。通过这些前后相继的创作，我曾经阐释了生态创意写作的现实关怀功能：它所关怀的不仅仅是人，而是所有生命。经过近三十年的努力，当代生态创意写作初步实现了这个目标。

总的来说，“生态”是个褒义词，意味着守护、爱惜、敬畏，但这不意味着它具有天然的优势。当我刚刚从事生态创意写作时，关怀其他生命尚未提到大多数人的议事日程，相关方案显得奢侈乃至荒诞。对于在八十年代重启现代化筹划的汉语共同体来说，它属于反思性的思潮，其倡导者似乎来得太早。譬如，徐刚于1988年出版了报告文学《伐木者，醒来》，表现了过度砍伐森林、水土流失、沙漠化等问题，但他的声音在当时显得非常不合时宜。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生态文学处于边缘状态。不过，随着创意写作手法的引用，情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随着其理论的显现，人们逐渐走出了单一物种的坐标系，开始接受更加多元的生命图景。现在，倡导生态保护的人不再被讥讽、嘲笑、批评，无需再为自己的合法性辩护。相反，他/她会被当作与环境友好交往的典范，被视为当代生活的楷模。这反过来见证了生态创意写作的力量。现在看来，生态创意写作主要起了三个方面的作用：其一，它呼唤人们反思人性，引导读者反思人类中心论，树立敬畏生命的信念；其二，运用包括陌生化手法在内的修辞学手段，重估自然生命的价值，培育热爱所有生命的温暖情怀；其三，在仁民与爱物之间寻求必要的平衡，力图达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境界。随着努力的持续，生态文学展示了改变现实的力量。对于从事生态创作写作的我来说，“文学到底有什么用”是个伪问题。

进入21世纪以后，生态话语迅速兴起，现在已经进入主流文化的殿堂。它几乎总是占据汉语文本中的重要位置，直至成为真善美的代名词。虽然这并非仅仅是生态文学的功绩，但后者无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由于相关随笔的影响，我曾经先后到美国、瑞士、韩国、英国讲述自己的文学生涯，播撒“万物并育而不相害”的生态理念。正如我前面所说，这是一个励志故事的结果，见证了生态创意写作的力量。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19期第6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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