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文化的根性，就是筹划世界的未来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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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寻根

在讨论文化的根性时，我们究竟说的是什么？根是有关时间性的隐喻，但又意指空间化的意象。它总是与枝干同在，属于一个共时性的系统。恰如有机物，某个共同体的文化有其根系，而后者会生发出历久而弥新的生命力。通过有关根的叙事，文化层面的系谱学意识绽露出来。

原文 ：《多元共生与中国文化的根性》

作者 | 深圳大学   王晓华

图片 | 网络

就中国当代文化而言，寻根说最早出现于小说界。1985年，小说家韩少功发表了影响深远的论文《文学的“根”》，提出了引发热议的创作纲领： 文学有“根”，文学之“根”应深植于民族传说文化的土壤里，根不深则枝叶难茂。虽然思辨并非小说家的强项，但此论已经把“根”升格为文化主题。后来，“寻根文学兴起”，韩少功等人可谓功不可没。不过，小说界的寻根叙事没有建立广泛的文化谱系，其倡导者往往迷恋单向的批判模式：不是从现代性的角度反思民族层面的劣根性，就是“通过传统文化的镜子喻示当代文化的欠缺”（南帆语）。这意味着，在弥补文化裂痕的同时，新的裂痕又出现了。换言之，敞开文化源流的努力恰恰产生了遮蔽性的力量，小说界所标画的根始终存在于引号里。

到了1987年，承载着内在悖论的寻根文学渐趋衰微。不过，它的问题意识并未被遗忘。此后，中国性与现代性的关系逐渐进入学术界的视野。进入90年代以后，有关中国性的言说逐渐兴起，根的意象在汉语文本中不断增殖。譬如，从1995年开始，《社会科学报》发起“中国经济寻根”的讨论，推动“寻根热”向学理化的方向发展。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讨论逐渐深入到文化系谱学层面：文化概念上的根总是超越古代、中世纪、近现代、当代的边界，形成一种贯穿性的力量。它不是前现代的，也不是后现代的，而是属于广义的现代性：“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波德莱尔语）从这个角度看，文化的根就是变中之不变，就是于过渡中延续下来的永恒之物。那么，在这个文化中存在超越时间性的根吗？它是不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建构？

现在看来，答案是肯定的：在变动不居的文化现象学层面背后，中国文化中存在着延续至今的精神。它具有吴炫教授所说的穿越性，能够同时适应前现代性、现代性、后现代性的尺度。在老子的《道德经》中，它获得了原初性的表述：

天之道，利而不害。圣人之道，为而不争。（《道德经·第八十一章》）

后来，《中庸》中也出现了类似的说法：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礼记·中庸·第三十章》）

无论这二者之间是否具有直接的呼应关系，它们都表达了共同的立场：在万物并作的世界上，并立、共生、和合是一种永远的法则。它是源自道的本体论规定。对它的言说就是道说。道说是对普遍性（universality）的解释，释放出贯穿性的力量。在《道德经》中，道展开为一种差异化运动。由于“有无之相生”、“难易之相成”、“长短之相刑”、“高下之相盈”，“是以圣人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也，为而弗志也，成功而弗居也。夫唯弗居，是以弗去。”（《道德经·第二章》）这是一种辩证的言说，是有关差异的宣言。对于这种强调差异的文化精神，庄子的阐释同样清晰有力：“道，于大不终，于小不遗，故万物备。广广乎其无不容也，渊乎其不可测也。”（《庄子·天道》）；“万物皆种也，以不同形相禅，始卒若环，莫得其伦，是谓天均。天均者天倪也。”（《庄子·寓言》）；“以道观之，物无贵贱；以物观之，自贵而相贱；以俗观之，贵贱不在己。”（《庄子·秋水》）这种表述中的道总是均衡地存在于万物之中，不偏不倚地显现自己。正因为如此，它是衡量人世的原始尺度，是反观现实的理想原型。

从道的角度看，世间万物没有高低之别，更无贵贱之别。这是一种多元主义世界观，是一种尊重万物的多元主义情怀。它属于过去-现在-未来的三维结构，蕴含着既原始而又当代的力量。由于老子、庄子、曾子等人的影响，多元共生成为绵延至今的中国文化精神。对此，钱穆先生做过精辟的概括：“文化中发生冲突，只是一时之变，要求调和，乃是万世之常。”于是，有关中国文化特质的言说总是牵连出下面的词汇：和合、共生、和而不同，等等。事实上，这种理念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具有明晰的世界性。老子等人的话语虽然出现于前现代时期，但既与现代性内蕴的个体主义相合，又可以呼应后现代主义对差异的强调，可谓揭示了人类文化的共同根性。譬如，它类似于当代生态主义所倡导的多样性（差异）和共生原则（Principles of diversity and of symbiosis）：“多样性（差异）增加幸存的可能性，增加形成新生命模型的机会，增加形态的丰富性。所谓生存斗争和适者生存，应该被理解为在复杂关系中共在和合作的能力，而不应该被简单地领受为杀戮、剥削、压迫的能力。‘活且让他者活’比起‘你死我活’是更强有力的原则。”（纳什语）与当代生态主义一样，中国文化中蕴含着守护万物、尊重差异、培育个性的力量。这正是我们需要珍视、敞开、光大的文化根性。

在韩少功等人的寻根叙事中，对话的冲动呼之欲出，暗含了解构后殖民语境的强烈意向。如果世界上的主要文化共同体都有自己的根，那么，它们之间必然存在主体间性，适应它们的法则就是对话和协商。但是，对话的前提又是：参与对话者能够实现主体间性，或者说，它们所弘扬的文化根性必须经过选择，有利于主体间性的生长。当我们谈论中国文化的根性时，我们已经考虑到人类共同的命运。在地球已经缩小为村庄的时代，各种生命以越来越醒目的方式相遇、共居、比邻，对共同尺度的需要也因此越来越迫切。“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古老信念即使没有过时，也需要补充性命题。那么，存在适合所有生命的尺度吗？事实上，答案已经由老子等人给出。这就是多元共生。它是原初的法则，是道之原始规定。由于这最强也最温柔的道说，我们不仅敞开了本己文化的立场，而且言明了属于所有生命的福祉。从这个角度看，谈论文化的根性就是筹划世界的未来。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20期第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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