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国际秩序，它曾经是一个“神话”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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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秩序

冷战结束后，由美国推动构建的自由国际秩序曾是一个“神话”。但随着逆全球化浪潮席卷，自由国际秩序遭遇了严重冲击。美国《外交事务》杂志2018年7/8月号刊载了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创始院长、知名国际关系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的文章“The Myth of the Liberal Order”，对欧美盛行的有关自由国际秩序的主要观点一一予以批驳，并对这种秩序从历史偶然事件变为普遍看法的过程做了深刻梳理和剖析。

原文 ：《自由国际秩序的“神话”》

周岳峰/编译

图片 | 网络

对自由国际秩序的误解

自从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在席卷美国外交政策圈的各种辩论中，对于基于规则的自由国际秩序命运的恐慌已成为少数几个焦点话题之一。关于这一自由国际秩序，居统治地位的共识提出了三种核心主张。首先，这种秩序成为过去70年大国之间所谓长期和平的主要原因。其次，构建这种秩序成为美国在这一时期参与世界事务的主要推动力。第三，特朗普政府对这种自由国际秩序以及世界和平构成了主要威胁。 

虽然这三种主张都包含着部分事实，但是每一种主张所包括的错误都多于正确。“长期和平”并不是一种由自由国际秩序带来的结果，而是冷战时期苏美之间危险的力量平衡以及随后美国短暂优势时期的意外结果。美国参与世界事务，不是由在国外推进自由主义或建立国际秩序的愿望推动，而是由采取必要措施以维护国内自由民主的需要推动的。此外，尽管特朗普政府目前对这种自由国际秩序的核心要素造成了威胁，但绝非全球稳定的最大威胁。

有关这一自由国际秩序的各种误解，已经导致其倡导者们呼吁美国通过坚持过去的支柱以及在全球范围内击退专制主义的方式加强这一秩序。然而，美国并不应该寻求回到一个想象中按照自己形象塑造世界的过去。华盛顿应该限制其旨在确保国外秩序的各种努力，以便让自身专注于在国内重建一个切实可行的自由民主社会。

在“基于规则的自由国际秩序”这个短语里，每一个术语都是含糊不清的，这造成了一种允许这一概念几乎适用于任何情况的不明确性。此外，“基于规则的秩序”这一说法显得十分多余，因为秩序正是由各种规则和规律性所创建的一种状况。在“基于规则的自由国际秩序”支持者们看来，这种秩序的真正含义是一种体现好的规则，也就是体现平等或者公平规则的秩序。

全球演变和美国实验

“自由国际秩序带来过去70年的和平”这种说法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过去70年的前40年并不是由一种自由国际秩序，而是由两个截然对立国家之间的一场冷战所界定的。正如命名这一“长期和平”的历史学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所解释的，那个时期阻止大国之间爆发战争的国际体系是苏美两国相互较量的一个意外结果。冷战时期，两个超级大国在全球征募盟友，建立了一个两极世界。

那么，究竟是什么让美国这样一个在近两个世纪里刻意避免卷入国际事务的国家决心去重塑世界呢？是恐惧。被现代美国学者尊为“智者”的这些战略家相信，较之于纳粹主义，苏联对美国所构成的威胁更大。正如美国外交官乔治·凯南在他致美国国务院的“长电报”中所写的那样，苏联“乃是坚信不能与美国保持持久和平的政治力量”。苏联解体后，美国人陶醉于一连串突如其来的必胜信念中。随着苏联威胁消失，东欧各国拥抱市场经济和民主，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宣布一个“新的世界秩序”来临。此后，在“参与和扩大”旗帜下，美国开始迎接一个各国纷纷要求加入且规模日益扩大的自由国际秩序世界。

人们现在已经明白，冷战的终结产生了一个“单极时刻”，而不是一个“单极时代”。今天，美国外交政策精英们已意识到世界其他力量的崛起，美国在全球力量中的份额不断下降。对于一个核心战略一直是动用所有资源战胜各种挑战的国家来说，这种国力衰落使得人们对于体现美国领导地位的各个方面都出了质疑。

在美国建国242年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人认识到有必要优先确保国内自由而不是在国外推进各种抱负。开国元勋们当时就敏锐地意识到，建立一个自由公民实行自治的政府是一项不确定且充满着危险的事业。他们所面临的最棘手问题之一是如何建立一个强大到足以确保美国人在国内的权利，并且保护他们免受国外敌人侵害，同时又不会使其变得过于强大以至于滥用自己力量的政府。正如总统研究学者理查德·诺伊施塔特所写的那样，开国元勋们给出的解决方案不仅是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门“三权分立”，而且是“各个分立部门分享权力”。而美国《宪法》就是“斗争的邀请书”。开国元勋们的目的“不是为了提高效率，而是为了排除专制权力的行使”。

从一开始，美国的自治实验就是一项持续进行的工程，它曾不止一次向失败一侧倾斜。在这种严峻考验的过程中，美国领导人经常需要履行的职责便是力图表明自由主义至少能够在一国之内生存下来。在将近两个世纪里，这意味着避免对外国进行干涉和让别国各自决定自己的命运。直到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美国的战略家们才断定：美国的生存需要其在国外更大程度的参与。正如杜鲁门政府一份著名的总结美国冷战战略的国家安全政策文件（NSC-68号文件）所称，其使命是“保持美国作为一个自由国家的存在，保持我们的基本体制和价值观完好无损”。

新秩序需要大量战略想象力

在目前有可能严重危及这种全球秩序的各种威胁中，特朗普政府是其中一种威胁，但并不是最重要的威胁。特朗普政府退出旨在限制温室气体排放和促进多边贸易的协议令人不安，而且其对由美国和盟友团结一致所产生的力量的误解令人烦恼。然而，世界范围内其他力量的增强以及美国在全球力量里所占份额的下降，这些中的任何一个都是比特朗普政府更大的挑战。此外，人们无法避开如下这个问题：特朗普政府的出现，究竟更多地是一个原因，还是一个症状？

没有人否认现在这种形式的美国政府正在失败。早在特朗普上台执政前，给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亚带来无休止而且不成功战争的美国政治阶级，以及金融危机和经济大萧条，就已经让美国政府名声扫地。除非特朗普政府犯下一个导致一场灾难性战争的错误，否则，跟特朗普政府相比，之前这些灾难带给人们的，对于这种自由自治信心所造成的伤害其实更为严重。因而，对于相信民主治理的美国人来说，他们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不亚于在国内重建一个运转正常的民主社会。

幸运的是，这一目标并不需要让任何其他国家的公民改信美国公民的信仰，它也不需要强行将外国政权转变成民主国家。相反，正如肯尼迪总统1963年在美利坚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毕业典礼演说中所说的，它将足以维持一种在存在多样性的条件下保持安全的世界秩序。这意味着，美国在国外的各种努力应该适应于如下这种现实，即其他国家对于治理持有相反的看法，而且它们寻求建立各自受自己规则支配的国际秩序。哪怕建立一种能够包容这种多样性的最低限度的秩序，也将需要大量的战略想象力。

在1946年乔治·凯南发出8000字“长电报”后的四年间，冷战战略逐渐形成。而这一次，我们所需要的战略想象力将远超于此。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21期第7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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