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de in USA：怎么就成了战略技术的“落伍者”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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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制造

美国政府打出重振制造业、再工业化的口号已经多年，但效果并不尽如人意。美国制造在全球的受欢迎度仍不如德国制造，其衰落的步伐并未被完全制住。美国制造到底怎么了？问题的根源在哪？《美国事务》杂志2018年夏季刊刊载了经济研究者、《金融时报》撰稿人大卫·阿德勒（David Adler）的评论文章“The American Way of Innovation and Its Deficiencies”，深入分析了美国制造衰落的根源及其解决之道。

原文 ：《美国制造的创新之路》

刘丽坤/编译

图片 | 网络

去工业化的迷思

苹果、Alphabet（谷歌母公司）、微软、亚马逊和Facebook是全球市值最大的公司。从多方面来看，美国也是大学基础科学研究的领先者。但众所周知，苹果公司是在国外生产产品。事实上，制造业所需的供应商体系和知识集中于亚洲，美国似乎不再具备在国内制造许多高科技设备的技术实力。在应用研究和流程创新方面，美国似乎已落后于其竞争对手。

这种衰落的原因较为复杂。在一定程度上可归因于思想认知：长期以来经济学的共识是，发达国家应该专注于先进技术的研发，将制造业外包给他国。金融短期主义也起到了关键作用。但一些失败则是技术和制度上的。曾进行研发并将突破性技术商业化的企业研究实验室已被淘汰。而且至关重要的是，与德国、日本或韩国不同，美国缺乏专注于应用研究和创新的关键机构。在其他国家，这些机构能帮助企业将科学和技术的新理念转化为制造业的实际应用。

2000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就业人口下降了30％。去工业化在20世纪80年代集中于美国东北和中西部的重工业部门，2000年后移至南部地区。随着美国工厂的关闭，制造业的生产场所转移到了亚洲。制造业目前约占美国GDP的12％，而瑞士则为18％，德国为22％。工资差异并不能解释这种差异，即美国制造业工人的实际收入低于这些国家的制造业工人：美国为每小时35美元，而德国为每小时47美元，瑞士则为每小时60美元。

对美国制造业就业下降的传统解释并不是美国在应用研究和流程创新方面失去了方向。情况正好相反：美国工厂的状况太好了。人工智能和自动化导致了边际、低价值工作岗位的减少，而产出仍然强劲。但事实上，美国制造业产出的扩张都发生在一个部门，即计算机和电子产品，而其他部门正在收缩。该部门的增长部分取决于政府统计机构计算产出的方式：随着计算机生产的增长，计算能力也得以提高。 因此，物理计算机生产的增长是虚假的。 一旦调整了这种统计方法，美国整体制造业的产出实际上在2000年后与就业就一起下降了。

美国制造业转型的故事也无法解释为什么与瑞士或德国相比，美国制造业占GDP的比例如此之低。一种观点认为，留在美国本土的制造业仍然是世界领先的。美国在将低价值业务外包给其他国家的同时保留了高价值业务。然而，如果这是真的，那么人们会期望美国工业制造外国工厂所使用的高价值机器。但实际上，美国几乎没有机床工业可言。美国从中国进口的最多的是电机，其次是通用机械。而它向中国出口最多的则是：谷物、种子和水果。

美国不仅削减了低技能岗位，而且还削减了高技能岗位。马塞尔·蒂莫等经济学家发现，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中，中低技能制造业岗位在西方国家普遍减少，高技能工作岗位在日本和欧洲都有所增加。但在美国，高技能工作岗位自1995年来一直在下降。它描绘了一种迹象，即在应用研究和制造业创新的前沿，美国或许已经落伍。

企业实验室的消失

企业实验室曾经是美国创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实验室由大型、垂直一体化的公司维护，它们实现了科学突破，并找到了应用和商业化创新的方法。企业实验室的缺失阻碍了美国制造业的复兴。无线电研究院前主任亨利·克雷塞尔在《美国事务》杂志2017年冬季刊上权威性地描述了企业研究实验室的历史。他指出，无线电研究院发明了彩色电视中使用的核心技术以及必要的制造方法。无线电研究院也推动了许多其他科学突破，如液晶平板显示器、大功率硅晶体管和半导体激光器。克雷塞尔本人为这些激光器研发了一种高效的制造技术，使它们在短短在两年内从实验室走向市场。

但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美国公司停止了这些长期研究项目，致使很多重要的实验室消失，包括为平板显示器创造了基础技术的西屋电气研究实验室、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和无线电研究院。企业实验室的消失与流程创新的衰退都与金融短期主义相关。随着金融市场开始在美国和全球经济中发挥更大作用，短期市场压力和对“股东价值”的追求推动公司外包制造业并削减企业研发，而不管其长期后果如何。

激进投资者则在剩余的企业研究实验室的消亡上发挥了巨大作用。其中一个主要的激进主义策略是要求拆除大型垂直一体化的公司。由于综合性大企业在股票市场上已经不合时宜，它们的业务部门作为独立的实体所实现的价值要大于作为整体的一部分。当金融市场更看重综合性大企业的分支机构时，企业则会被拆散，从而为股东释放价值。

随着大型垂直一体化公司和企业集团被拆散，以及企业研究实验室被淘汰，企业以前的内部工艺流程越来越多地被外部供应商接管。但是，将生产活动外包给供应链对制造业创新来说是毁灭性的。供应商缺乏资源来弥补以前由企业研究实验室进行的研究。中小型制造供应商通常不进行正式研究，也没有资源利用大学研究，更不用说找到商业化和应用它的方法。

此外，美国企业一直在成本上打压供应商，而不是与其合作研发新的制造工艺。中央研究实验室的功能尚未在这个新的、分散的系统中被重建。

支持“创新中介”

美国的决策者们似乎难以解释去工业化，更别说遏制它了。教育是常被提及的解决方案，但却含糊不清。如果美国制造业的薄弱之处与应用研究和创新中的制度缺陷相关，那么这些替代方案都不是合理的解决方案。相反，这种制度性的失败需要制度上的补救：创新中介。

“创新中介”是一个将学界、工业界和政府聚集在一起促进应用研究的机构。其目标是将大学或政府实验室的先进研发转化为可在工厂中使用的实际流程。这些机构还可以帮助提高工人使用新技术的技能，他们可以与中小制造供应商分享技术进步。最终，这些机构可以克服美国创新体系中的关键缺陷：缺乏应用研发。

虽然创新中介听起来像是一个理论构造，但实际上这些组织已是其他国家制造业生态系统的核心部分，如德国有弗劳恩霍夫研究院。它虽然接受企业和政府的资助，但却独立于企业和政府。弗劳恩霍夫研究院对于将基础研究转化为商业产品至关重要。它将先进的研发转化为实际的工艺流程，因此它是德国创新模式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他工业化国家也有类似的机构，如日本的产业技术综合研究院。

创新中介确实存在于美国，但仍处于试点阶段。起源于克林顿政府的制造拓展伙伴计划将目标群体定位在中小型企业，为其提供应用技术的建议。最近，“制造业美国”已建立创新中心，专注于开发3D打印、光子学和轻质材料制造业所需的商业应用新技术。但这些创新中介的规模与其他国家不成正比。首先，它们的预算很少：2009年制造拓展伙伴计划为1.1亿美元。而德国弗劳恩霍夫研究院的年度预算为23亿欧元。此外，资助美国创新中介的联邦资金仍不确定。在特朗普政府的初步预算提案中，制造拓展伙伴计划的资金几乎完全被砍掉。美国创新中介可能不得不在联邦政府之外寻找资金来源，以支持后期的应用研究。

建立像创新中介这样的新机构很难，在美国应用德国、日本或韩国的模式则更难。但美国在以前也遭遇过技术挑战，并成功地把它们解决掉。美国不应该放弃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和其他研究机构在基础研发中获得的优势。现在美国需要新的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集中于流程创新中的增量式进步。在制造上，美国需要成为战略技术突破的发起者，而不是落伍者。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22期第7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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