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乡土学派：为人师者——张厚安先生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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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先生倡导的这种实事求是精神，让其后继者，不管学术观点如何，在农村研究中，重视实地调查、实证分析之方法论，始终一致。他们中较关心政策咨询者，由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发展成了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较重制度实践之社会基础研究者，被学界认作社会科学的“华中乡土学派”。得此气象，为人师者，夫复何求？

原文 ：《以无字之“书”补有字之用》

作者 | 中山大学 谭同学

图片 | 网络

教之以严

古者，师有大成，称先生。我识张厚安先生，在2001年5月，同他到湖北省武汉市黄陂区农村做调研。那时，先生七十四岁，我则在华中师大正要本科毕业，读本校政治学硕士，而政治学的师资也支撑着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如此一来，我算提前进“场”学习，也由此得知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学科和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皆为先生所创。学长们更是羡慕，我首次调查就能得到先生指导（遗憾的是先生年事渐高，这是其最后一次亲身带学生实地调研）。

在调研中，先生十分和蔼。除时不时提醒多做记录之外，一旦只有我俩在场时，总会耐心解释，刚才为何这样问问题，如何跟被调查者互动，基于已得信息，下一步该找哪些人及如何了解情况。这些实践性很强的调查经验，远非有关调查方法书本上写得那么神秘，但也不简单。先生手把手地教，让我受益匪浅。

调研结束后写报告时，先生却“变”得极为严格起来。仅写作提纲，就讨论修改了三遍。可第一稿就主要是他口述、我记录的呀。研究报告初稿出来后，更是“折磨”修改十六次方定稿。大概改到第四或五稿，我终于掩饰不住冲动，问我们为何不能先思考成熟，然后一次改到位。先生笑着说，学问意味着耐心，正如手艺靠打磨，人的思维很脆弱，反复琢磨才能弥补不周。他态度虽和蔼，却丝毫不肯放松要求。后来我才慢慢明白，若非先生已退休而有闲，这或是梦寐以求而不可得的学习机会。先生改稿，大多都让我坐旁边，每改一处，都解释为什么要这么改，是考虑语气措辞还是更准确的专业分析。有时改几个字，讲十来分钟，有时认为拿不准，就拉着我讨论。例如，报告所研究的乡、村关系是“主导”还是“主控”，就反复讨论、修改了几遍。一万二千字的报告修改下来，花去了整个暑假的时间，但让我认识到，表述关键之处，几乎字字皆需用尽心思，稍不慎，轻则不准，重则谬以千里。

踏之以实

此后，我给先生做了近四年研究助手，慢慢了解到更多的故事。我认为，用“踏实”二字来形容先生对研究的思索，可能是最恰当的。先生常说，他对新中国和共产党的情感，是自小在逃亡中建立的。先生本是湖北汉川市人，为避日军幼年离家辗转至四川度过八年难童生涯，抗战胜利后回到武汉又在内战中度过少年。正当失学失业前途茫然时，1949年5月武汉解放，他考入中原大学，这时才感到真正有了一个家，方得安顿。中原大学之对先生，首先尚不在学，不在参加了工作，是人生的一个转折和参加革命的起点，是有了安定、温饱的生活。这些让人听来不禁潸然。

可以说，正是这种朴素的情感，激起了先生此后七十余年对中国现实，尤其是农村问题的关注。每每忆及此，先生都会提到，想用自己所学，为乡土大地做些事情的初衷。先生于1951年被选派到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教研室学习马列主义，1953年研究生毕业。由于解放初期他曾在湖北省红安县参加过一年的土改工作，故他常思考如何在教学中，以及在农村工作中，把学到的马列主义理论运用于实际。1960年困难时期，先生曾带几个学生到上海参观学习。上海的餐馆买饭可不用粮票，结果每个学生都吃了七八碗饭，饭碗摞在餐桌上跟肩膀齐平。先生说，这事对他刺激很深，并开始进一步思考如何把马列主义理论服务于农村的改革，思考马列主义理论和人民温饱、农村生产之间的关系。这种思路处处贯彻在先生的研究之中。先生跟我曾谈到对很多农村问题的看法，“马列”不是挂在嘴上，而是渗透在细微的脚踏实地的分析中。这正如先生常说，要读有字之书，更要“读”无字之“书”，才能有真用。

改革开放后，先生是国内最早一批为重建政治学学科，付出过辛勤汗水的学者。他曾独立写作或主编了十余部政治学教材、辞典之类拓荒性的书籍，但在研究上，则依然脚踏实地、一以贯之地聚焦于农村问题。先生连续主持几个国家级研究项目，都事关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农村基层民主和村民自治，几部经典作品由此而就。时至今日，要了解我国农村基层政权建设、农村政治稳定发展和村民自治，仍属必读。彼时，不少同事、同行对他坚持研究农村问农不转向不解，二十余年后方认识到，这种脚踏实地的选择何其超前而睿智。先生认为，华中师大虽与北大、复旦等皆属较早开设政治学之校，但学校综合支撑力量则显不及北、复，甚至较同城而稍晚起步的武大亦弱，惟有走特色研究之路，方切合实际。本世纪初，华中师大很大程度上籍农村政治研究之特长，与北大、复旦、人大第一批取得政治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近又入国家建设世界“一流学科”之列。历史明鉴，踏实为上矣。

求之以是

先生力求用自己所学，研究解决当代乡村之种种问题。但其所求，乃真事实、真思考，对不少表面上做“大文章”、“大学问”，以泡沫自欺欺人者，痛恨至深。

先生自概其学术理念为“三个面向、理论务农”（面向社会、基层、农村，服务农村改革实践），而前提是实事求是。例如，先生曾推动在湖北黄梅县开展村民自治社会实验，编制农村基层民主政治“软件”，输入乡村，看其反应。起初，他本人很乐观，认为村民自治之所以弄不好，是某些制度不行，修改完善制度后，就会好起来。当地民政部门领导接纳其课题组进入，则认为可树立典型。有人甚至表示，搞几个月实验，给有关部门交一份总结成绩的报告，开一场新闻发布会，就可圆满收场了。这般所谓社会实验的套路，常做社会调研的先生，自然懂得。事实上，高调开始社会实验，不管实效如何，均以成功经验宣传的案例，比比皆是。可是，先生却拒绝了这样的提议，坚持认为成败或部分成、部分败都不要紧，就此摸准成败的原因及其规律性，即算有收获。地方领导“夸赞”先生“实事求是”，细听其意却是“书生气”。但作为学者，这态度岂非“实事求是”之本意？实事求是，道理朴素，但要做到，却不易。如此，先生自然少了学术“亮点”，少了名与利。可正在这样的事迹中，我们看到了难能可贵的实事求是精神。较之时下不少“学者”热衷与官员，进行学术与行政泡沫双重勾兑，这样的“书生气”何其可爱。

先生是村民自治制度最早一批的倡导者、推动者和研究者，但对它实践的态度，却始终坚持实事求是。总体上，他高度肯定其价值，但多次强调不能将它讲成中国民主乃至所谓“宪政”的起点。制度之落实，不仅在它本身，还在它扎根的社会基础。将它贬得太低，不符合农民创造性主体的经验，拔得太高，亦必成其不能承受之重。

正是先生倡导的这种实事求是精神，让其后继者，不管学术观点如何，在农村研究中，重视实地调查、实证分析之方法论，始终一致。他们中较关心政策咨询者，由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发展成了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较重制度实践之社会基础研究者，被学界认作社会科学的“华中乡土学派”。得此气象，为人师者，夫复何求？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23期第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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