粤港澳大湾区：国家区域发展的动力支撑点！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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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支持香港、澳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合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等为重点，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互利合作。”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明确“出台实施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全面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互利合作”。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既是粤港澳区域经济社会文化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构成与动力支撑点，承载着辐射带动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发展的战略功能。

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理事长、深圳市原副市长 张思平

粤港澳大湾区将成为中国参与全球竞争、建设世界级城市群的重要载体，未来重点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大湾区可凭借其特殊的历史文化、区位优势背景，以及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信息、创新及科技中心等功能，发挥好“一带一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新支点”功能。围绕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问题，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理事长、深圳市原副市长张思平为本报做出了深入的解析。

原文 ：《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理事长、深圳市原副市长张思平接受本报专访——粤港澳大湾区：国家区域发展动力支撑点》

本报记者  潘圳

图片 | 网络

记者

港澳回归已过去逾二十年，港澳持续繁荣稳定，珠三角快速崛起。您认为，在这二十年间，粤港澳地区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

2017年是香港回归中国二十周年，离中央决定的在香港实行“一国两制”五十年不变的承诺，已经走过了五分之二的不平凡路程。2017年3月，在香港回归即将二十周年之际，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推动内地与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发挥港澳独特优势，提升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和功能。”2017年7月1日，习近平主席访港，见证了国家有关部门和方面与香港签署的《深化粤港澳合作推进大湾区建设的框架协议》。

张思平

从此，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和建设正式纳入国家战略。

鉴于粤港澳大湾区是由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特别行政区和关税区所构成的特别区域，“一国两制”既是大湾区规划建设和发展的基本方针，也是大湾区规划建设和发展中需要坚持的最重要、最基本的制度，还是影响大湾区规划建设和发展的性质、方向、功能的最重要的制度约束。从一定意义讲，规划建设好大湾区最核心的制度保障就是处理“一国两制”的关系。

“一国两制”是我国政府对香港、澳门恢复行使主权后，对港澳管理的一项基本国策和大政方针。二十年的实践证明，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国两制”构想，不仅有利于保护香港过渡时期的稳定和1997年主权的平稳移交；有利于保障香港的人心稳定和经济繁荣；有利于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和实现现代化战略目标的全局；还有利于中国在学习和借鉴中，逐步走向富强、文明、民主、法治，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回归二十年来，“一国两制”下的香港依然是国际性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航运中心；仍然是全球经济最自由、开放的地区，仍然是全球著名的自由港，在全球竞争力排名中名列前茅；仍然是一个全世界最自由、法治最完备的社会；仍然对中国改革开放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在香港先例的作用下，澳门顺利回归，并在十八年来保持着基本的繁荣稳定。在未来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建设中，香港的地位和作用毋庸置疑。相比较之下，澳门地域小，实力弱，以及以博彩业为主导的经济结构和城市功能，对大湾区的规划和发展，影响力相对有限。

二十年来，珠三角九城市在香港的辐射带动下，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基本完成了工业化、城市化的历史转变，成为引领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珠三角的经济总量大体上占整个广东省的80％，1998年到2016年，广东省GDP从8350.88亿元增长到79512.05亿元，增长了10倍；尤其是与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特区，从1998年到2016年，深圳市GDP从1534.72亿元增长到19492.60亿元，增长了15倍，与香港经济总额等量齐观，已经成为1800万人口的国际性大城市，创造了世界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的奇迹。

改革开放后珠三角的迅速崛起，不仅分享了中国市场化改革的体制红利、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与世界接轨的开放红利，以及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发展红利的结果，更因为占据了毗邻香港的地缘优势，分享了“一国两制”香港繁荣稳定的制度红利。

记者

尽管粤港澳大湾区有自身独特的优势以及十足的发展动力，但在其发展中也存在着矛盾和问题。对此，您怎么看？

尽管回归后，香港和澳门基本保持了繁荣稳定的局面，但经过二十年的发展，港澳尤其是香港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经济结构转型、政治生态恶化、社会矛盾加深等一系列问题。并且，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新格局的形成，内地与世界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和直接，香港的经济服务腹地逐步缩小，对中国改革开放影响在减弱。

张思平

与此同时，珠三角虽然还保持着持续发展的良好态势，但也正遭遇着经济、社会等方面发展瓶颈，过去快速崛起所依赖的制度红利都在不同程度的弱化，甚至逐步消失。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时期，珠三角失去了体制创新的先发优势；对外开放红利逐步消失，外贸额连续三年大幅下降；在经济发展新常态的大环境中，广东省经济增速也已下降到8％左右。

综上所述，在“一国两制”实践二十周年的今天，香港要持续繁荣稳定，急需扩展其经济腹地和发展空间，开拓更广阔的市场，而珠三角城市群的经济发展也需要注入改革开放新动能。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与建设是在“一国两制”原则下进行制度创新，实现港澳和珠三角地区转型发展和进一步繁荣，加快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步伐的新机遇。

记者

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等世界级湾区相继形成并崛起，分别以金融、科技创新、先进制造为主要特点，对标国际一流湾区，您认为，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主要方向是什么？

在“一国两制”基本国策的约束下，粤港澳大湾区内的十一个城市，被分割为两个基本部分：一部分是已与世界经济和全球一体化紧密联系的国际化城市，并且是单独的特别关税区和自由港的香港和澳门。另一部分是在实现国际化过程中的珠三角九城市。  　　

张思平

鉴于这种情况，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规划和发展的方向，实际上存在着两种可能性：一是主要从帮助香港的角度出发，在未来内地经济发展的安排中，进一步给香港更多的特殊政策和优先安排，使香港分享内地经济发展的“红包”。

同时，这也会使港澳越来越依赖于内地，越来越融入内地的经济体系，日益珠三角化或内地化。二是在坚持“一国两制”的前提下，把港澳特殊制度中的机制、体制、政策以及一些制度等扩大和移植到珠三角，推动整个大湾区加快实现港澳化、国际化、全球化。

基于上述方向，从长远来看，粤港澳大湾区未来规划和发展的目标应该是，形成类似欧元区那样的大湾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共同体；形成以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和科技产业创新中心为支撑的全球规模最大、实力最强的大湾区经济中心；形成生态文明、环境优美、教育发达、卫生安全、文化繁荣、公共服务优质、社会保障健康、交通便利的世界级大湾区现代化都市群；形成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多元包容的现代文明的大湾区和世界文明高地。

对以上这两种方向的选择，应立足于中国改革开放的长远全局考虑，在遵循“一国两制”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发挥港澳示范辐射作用，坚持以港澳带动大湾区进一步一体化、国际化、全球化的方向，让整个大湾区尽快纳入世界经济、社会、文化体系之中。

记者

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和发展中，您认为应该如何全面正确认识“两制”？

“一国两制”既是大湾区建设的最大优势，也可能是大湾区建设的最大制约。“一国两制”在历史上曾是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最大的制度红利。但就目前而言，“一国两制”造成了大湾区内港澳与珠三角九城市之间制度、物理（严格的边境管理）和互联网三方面的隔离。

张思平

如果不思想解放，不全面深化改革，这可能会给粤港澳大湾区未来的规划和发展带来一系列严重的问题。

全面准确地认识理解“两制”，是处理好大湾区建设与“一国两制”充分的重要前提。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国家确定“一国两制”，确认香港不实行内地的政治制度，目的是为了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而不是为了刻意在意识形态上划清内地社会主义与香港资本主义的制度界限。

未来大湾区的建设要求我们对“一国两制”中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在理论上有与时俱进的认识。就目前的认识水平，在香港的制度体系中，只有政治制度是香港资本主义制度的核心和基本属性，是“一国两制”的主要体现，其他有关经济、社会，有关保障居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的制度以及香港的生活方式基本上不属于资本主义制度的范畴。笼统地把香港的制度都列入资本主义制度的范畴，对内地与香港之间交流采取隔离、限制，显然不能适应未来建设国际一流湾区的实际需要。

以“经济社会一体”为方向，逐步实现无边界的大湾区。“经济社会一体”就是通过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国家赋予更特殊的政策，在大湾区内借鉴香港的经济政策，实现大湾区内经济体制、政策的全面融合和一体化；在教育、科技、卫生、文化、社会保障、社会服务等社会领域资源共享、相互衔接、相互融合，使大湾区居民共享发展成果。

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形成多层次的“一国两制”格局。未来粤港澳大湾区的融合和一体化，可能使中国形成多层次的“一国两制”新格局：第一个层次是整个内地与香港之间实行最大范围的“一国两制”；第二个层次是中国内地与粤港澳大湾区珠三角九城市之间新的“一国两制”模式的创新；第三个层次是大湾区内的港澳与珠三角九城市之间的“一国两制”。

最近一段时期，稳就业、稳收入、稳消费、稳增长已迫在眉睫。面对当前的一些压力，要通过体制改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推动国民经济中高速增长。其中关键的逻辑举措和行动在于：将政府所有收入占GDP的比例限定在不超过28%的水平上；促进劳动力和资本要素在城乡间双向流动；还原农村土地的价值表达，恢复其资产、收入、财富和GDP功能和效应；形成国有企业经济与民营经济间资金分配的价格和市场调节和配置机制。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27期第1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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