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共生”只是老子的理想而已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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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传统文化根深地植于每个炎黄子孙的内心深处。其“特别之处必须追索到中国独特的政治体制。”

原文 ：《“多元共生”只是老子的理想而已》

作者 | 潘德斌(原国家体改委特聘教授)   颜鹏飞(武汉大学)

图片 | 网络

“统一”有着不同的含义及解释

中国政治体制之大异，乃指权力结构类型不同。中国历史以秦始皇统一中国为界限，秦始皇以前，中国的权力结构为果-树结构，而从秦始皇开始，中国的权力结构演变为树结构。

钱穆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亦有类似的看法，他说：“我们通常说中国自秦汉以下是统一之开始，其实此说亦宜修正。西周以下，中国早已具有统一规模了。只是那时是封建政治下的统一，而秦汉以后乃是郡县政治下的统一。虽其间有些不同，但不能谓西周封建非统一。”这里，西周即我们说的果-树结构体制上的“统一”，而秦汉的郡县制即我们所说的树结构体制上的“统一”。这表明：在不同类型的权力结构（类型）之下，“统一”其实是有着不同的含义及解释的。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中国传统文化的解释都多依赖于树结构及体制了。直至今天，我们之所以还可以紧抱中国传统文化不放，就因为我们现实的社会主义体制，还建立在传统的树结构之上。

北京大学教授俞可平说：“几乎所有传统的政想家都没有挣脱‘民本君主’思想的束缚，他们仍然把‘一人为天下主’的君主制度当作理想的政治制度”。“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家一般都把政治上的安定、统一和秩序当作基本的政治价值。”（参见俞可平著：《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评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俞可平的看法没有问题，我们在此强调如下：

果结构体制能更好地“体现”多元文化

在不同类型的权力结构之下，相应国家的“安定、统一和秩序”是完全不同的。例如，树结构体制下的“安定”，即我们所说的一种“静态稳定性”，指其依靠“唯上，听上级的话” 来获得的一种稳定性，否则就比较不“安定”。“统一”，指其在“静态稳定性”之下，形成的全国局面，否则就不叫“统一”（如邓小平的“一国两制”，就是对传统观念的一种重大突破）。“秩序”就是按树序所确定的单通道而形成的社会“秩序”。其实，除树序之外，世界上还存在着一种更好的“秩序”，即按果序所确定的多通道而形成的社会“秩序”。后者是指在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不允许的范围之内的“自由竞争”的宏观结果，而“统一”就是指在这种“自由竞争”之下的全国局面。而所谓“安定”，就是指在这种“自由竞争”之下的形成的一种“动态稳定性”。喜欢“自由竞争”是人的本性（如毛泽东：《泌园春·长沙》就认为，“万类霜天竞自由”），发达的制度能把“人的本性”与允许个人或集团充分展现“人的本性”的国家制度这两者结合起来。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地位并不是一层不变的，它随着国家权力结构的类型变化而变化，权力结构类型决定文化类型，它才是一个国家文化的根，不同权力结构（类型）的文化有不同的根。例如，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就有不同的根。又如，秦始皇建制之前后，中国就处于果-树结构及树结构时代，传统文化思想就有所差别（当然也有一致之处），如孔子在《论语·颜渊》中的“克己复礼”之说，应该理解成“复西周之礼”，这果-树结构之上的“礼”同建立在树结构之上的“礼”是不同的。但长期以来，都把孔子所说的“礼”理解成树结构体制下的“礼”。这是一个明显的误解。当然，有可能是当时封建统治者制造的“有意之误”，却被“后人以讹传讹”了。

又如，树结构决定的社会运行“轨道”、运行状态、社会秩序以及社会稳定性方式等等，都远远不如由果结构决定的这些社会功能及机制强，特别是在推行“市场经济”及要求人类社会现代化等条件下，果结构的出现已成为必然。

习近平总书记说：“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见肖群忠：《优秀传统文化与核心价值观》，《中国教育报》，2014年4月25日），这从各方面来说都很好。但因树结构体制下的人们以“聪明为荣”，果结构体制下的人们才以“诚信为荣”（注：这里所说的“聪明”没有法律这根底线，而“诚信”是要以法律为底线的。见牧雩散人：《为什么西方人以诚信为荣，中国人以聪明为荣》，《中国经济学人》，2017年8月19日），这决定了人们在树结构体制之下实际“体现”的程度远远不如在（社会主义） 果结构体制之下实际“体现”的程度那么好。

深圳大学的王晓华教授指出：“当我们谈论中国文化的根性时，……答案己经由老子等人给出，这就是多元共生。它是原初的法则，是道之原姓原始规定。”（见王晓华：《多元共生与中国文化的根性》，《社会科学报》，2018年8月26日）是的，王晓华不错。但老子生长在果-树结构时代，当时的上层社会还是具有一些“民主”氛围的，这是老子思想能够表达出来的环境。但自从秦始皇之后（至少到1912年止），中国大多时候都“统一”于树结构之下的，其主流文化都是“一元化”的“皇权思想”。这种“一元化”的制度根本体现不出文化的“多元性”来。也就是说，老子指出的“多元共生”，只是他的理想而已，而这种理想在长达两千多年的时期内，并没有真正出现过（分裂时期除外）。事实证明，只有果结构体制，能够很好地“体现”出多元文化来。如果实行社会主义果结构体制，它不但可以充分地“体现”社会主义属性内容，而且可以更好地“体现”文化的“多元共生”性。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28期第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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