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中国”比“城市化”更符合中国的结构转型 | 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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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中国结构转型时有三个阶段：一是乡土中国阶段，正如费孝通所说从基层上看，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二是城乡中国阶段，这个阶段一半农村人，一半城里人。这一阶段变化最为剧烈，而城市化并不能代表这个阶段；三是城市中国阶段，这是最成熟的阶段。三个阶段中，最为关键的就是城乡中国这个阶段，因为这一阶段中结构转变最快、要素流动最活跃、城乡关系变化最大。
原文 ：《“城乡中国”比“城市化”更符合当前的阶段定位》
作者 |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刘守英
图片 | 网络
当前中国已经步入“城乡中国”阶段
我们认为当前中国已经步入“城乡中国”阶段，主要理由有以下四点：
第一，农二代与乡村的关系已经发生彻底改变。不管城市是否接纳，不可否认的是农民开始变成城里人。现在中国人口迁移有四个特征：一个是迁移的人口主要集中在 20 岁左右，劳动迁移率和年龄呈倒U型，迁移主力军是80后，这里定义为农二代；二是迁移的农二代主要是跨省的迁移；三是外出务工成常态，2012 年年均外出务工时间将近9个月；四是举家迁移，现在子女随父母的迁移开始增加。现在的人口迁移发生了一些明显变化，现在农二代的迁移一般以家庭为单位迁移，和过去以个体为单位的出去打工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农二代与农一代每天工作的时长也发生了变化，农二代的工作时长大幅度下降，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务农活动时间非常少，基本不务农，从事建筑业的人减少，从事制造业和服务业的上升，农二代收入汇回去的比例也大幅度减少，挣的钱更多在城里消费。另外，农二代出现了一些新现象，包括跨省婚姻增加，关系网络增强，农二代主要靠熟人关系，主要在城市交社保。城乡中国非常重要的是人与土地的关系，现在发生非常大的变化，80后兴起后，在经济社会特征上出现农二代与农一代本质的差别，一方面表现在农民与土地的关系发生重要变化，农二代收入不是来自于农业，也不会务农。另一方面农二代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城市化，生活方式跟城里一样，完全城市化。
第二，农业部门正经历重大变革。原来定义的农业，就是粮食农业的概念。但是现在发生很大的变化，农业份额大幅度下降，农业产值份额到 2014 年只有 9%。粮食安全发生了重要变化，现在明确主粮自给。城乡的需求也发生变化，城市需求从原来量的需求转向质量、安全、健康、生态。这些变化后的中国农业正在经历一场伟大的革命，从原来粮食农业转向多功能变化，农业功能发生很大变化，农业形态发生很大变化。土地制度方面的变化，首先看所有权状况，按照法律的规定土地三级所有，村所有、组所有、集体所有，但是三级所有权状况现在是 41%归村所有，51.5%归村小组所有，也就是中国现在土地集体所有制，以小组或者是以村为边界的所有权单位基本是小组和行政村各占一半，这就是集体所有，集体所有土地最后是由集体将村范围内的土地承包给农户经营。14亿亩耕地中 13 亿亩包给了一家一户的农户，这是以农户为单位的承包现象，中国这几年土地流转方面，转让的面积、股份合作的面积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土地制度发生变化就是中国农业经营制度发生变化，农业户的土地面积开始增加，除了大部分小规模农户以外，100 亩以上甚至 100 亩到 200 亩以上的农户规模开始上升，土地经营规模开始上升，这是土地和经营制度发生的重要变化。其实最大的变化是中国农业发展的模式，在乡村中国时期，中国的农业发展模式主要特点是高劳动投入提高劳动成本。在结构转变以后，农业用工成本上升，但是亩均作物用工量下降，中国农业机械投入上升，要素比例发生变化，中国的农业从乡土中国转向城乡中国。中国农业转型最重要的标志就是从以高劳动投入提高劳动生产率转向以机械投入提高劳动生产力为主的增长模式。
第三，“熟人社会”的村庄制度正在发生剧烈变动。维系乡土中国最重要的制度就是村庄制度，这套村庄制度现在发生了几个方面的变化：一个是村庄随人口代际差异而变化，农一代，人走资本回、出村再回村；农二代，人走资本不回、出村却不再回村。这导致村庄的两极分化，大部分村庄衰败，原因是资本不再回来。第二个是村庄制度现在趋于瓦解，本村人变陌生人，人际关系断裂与非人际关系的进入，礼治秩序瓦解，公私关系模糊。第三个是政治化控制失效与乡贤治理缺失。第四个是村庄分化加剧，大部分村庄破败与少部分复活。
第四，城乡生产要素对流不断增加。上一轮中国城市化进程，主要生产要素土地、资本和劳动力从单向流动转向对流。土地配置县一级土地指标是200亩、300亩，资本是完全往城市走，劳动力从乡村往城市转移。但是城乡中国阶段发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这三个要素都开始出现城乡之间的对流。
建议用“城乡中国”取代“城市化”理念
我们提出“城乡中国”的概念主要是因为：
第一，城市化是对城乡转型的误读。把城市化理解成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转移，城市化的结果是城市不断地扩大，乡村最后消亡，所有的要素向城市积聚，这种对城市化的理解跟城乡转型真实世界是不一致的。城乡转型应该一是在城市和乡村之间要素的平等配置；二是城市跟乡村共生共荣。尽管乡村GDP 份额很低，但是乡村功能是城市不能替代的；三是城市跟乡村之间的分工专业化和互补。这样去理解城乡转型，就不是一个通常理解的城市化。另外，城市化是一个要素单向流失的过程，简单用城市化来看城市与乡村的这场变迁是不够的。
第二，当前公共政策有所偏差。当前金融、生产要素配置、财政都向城市配置，公共政策的结果是典型的城市偏向，最后导致城乡之间差距更大。公共政策服务失误恰恰是对城市化和乡村失误理解的结果，现在城市和农村形成对立两极：一是公共政策还固守着一个没有结构革命的非小农意义的改革，农民与土地之间的关系是切不断的；二是农民就是搞农业的，农民就要搞粮食农业。这两极之间的公共政策失误恰是造成目前城乡问题的根源，最后导致乡村和城市之间发展的不平等。在以乡土中国的概念形成的公共政策又导致中国结构转型要素配置的失误，公共政策必须要在一个新的框架下提出。
第三，城乡中国不同于城乡二元体制下的城乡分割。城乡中国和城乡二元体制下的城乡风格是不同的，城乡二元体制形成的结果是由于制度性障碍，使城市高度繁荣，使乡村越来越衰败，这个背后是体制性的障碍。而城乡中国指的是要消除目前城乡二元体制的制度障碍，真正打通城和乡，形成城和乡之间的平等发展的发展阶段。
第四，提出“城乡中国”概念的目的是要制定基于城乡中国的发展战略。使整个中国下一轮发展既不仅仅是为城市，也不仅仅是为农村，应该是这两个空间平等发展，两种制度不断地融合，形成城乡融合、城乡平等发展。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37期第3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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