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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谈 | 每个人的“小确幸”,都与它有关……

张慧瑜 社会科学报 2019-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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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在青年群体中流行一个说法“小确幸”,它来自日本作家村上春树的随笔集,是指一种“微小但确切的幸福与满足”,不追求大的幸福,只求得到一点看得见、摸得着的小幸福。相比80年代物质高度发达的日本,小确幸的情绪背后有一种“无欲所求”的窃喜和惬意之感,而金融危机时代,处于“下流社会”的青年们用小确幸表达的更多是一丝无奈和绝望。与其不切实际地空想大的幸福和理想,不如随遇而安、知足常乐地守候岁月静好的小日子。和小确幸相伴随的是宅文化、丧文化和佛系青年的流行,这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青年人的幸福观。


原文 :《幸福与时代有关》

作者 |北京大学 张慧瑜

图片 | 网络


两种常见的幸福观


何为幸福?它既是哲学家、伦理学家苦思冥想的大道理,又是小老百姓随时随地能够感受到的日常情感。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幸福观,可以说幸福感直接与特定时代的整体氛围和状况有关。



现代社会中有两种常见的幸福观,一种把幸福与物质财富挂钩,越有钱,越幸福。因为现代社会是经济社会,经济基础是最重要的社会权力,于是现代社会也形成了一种积累财富、追逐资本的人格,这既是永不停歇的浮士德精神,也是不甘平庸的鲁滨逊精神,还是节俭、隐忍、拥有更多财富才能成为上帝选民的新教伦理。这种精神最通俗的版本就是“美国梦”,是“了不起的盖茨比”,是一代又一代美国企业家所代表的牛仔精神。这种幸福观把奋斗、进取和个人成功作为衡量标准。而对于女性而言,能像灰姑娘那样幸运地实现阶层的逆袭则是最大的幸福。



第二种幸福观与之相反,越没有财富,越是幸福的人。如果通过财富多寡来定义幸福,那么只有极少数的人才能享受到幸福,毕竟有钱人在任何社会都是少数。于是,在大众文化领域,幸福感永远属于那些低阶层的人们,而无情、冷漠与权谋是豪门或帝王将相身上的固定戏码。幸福与否,与个人的物质水平没有直接关系。有很多钱,也可能不幸福,没有钱,也可能幸福感很强。也就是说,普通人拥有人间真情,权力和财富大亨则是虚情假意的代表。这种返璞归真的幸福感更多地起到抚慰普罗大众的心灵鸡汤的作用。就像好莱坞情节剧,基本都是中产夫妇要永远在一起,团圆才是“硬道理”,哪怕世界毁灭,超级英雄也要挽救自己的爱人和家庭,而最具中国味道的冯小刚电影,传递的也大多是做个小老百姓挺好,穷人也更幸福的价值观。


去资本化的反作用力


这两种幸福观是并行不悖的。当社会经济好的时候,人们就会推崇第一种幸福观,当经济形势不好的时候,更多的人无法变成成功者,就会更相信第二种幸福观。之所以会出现以财富和金钱为核心的幸福观,与市场经济和商品社会有直接关系。当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以来,一切关系都被商品化了,不仅吃的、喝的需要依靠市场来购买,而且感情、服务等都被商品化,这就使得人与物、人与人变成了一种可以计算的金钱关系,谁占有的财富多,显然就拥有更多的购买能力。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这种现象更加明显,不只是社会生活被商品化和货币化,政治、文化也成为资本的牵线木偶。这就造成资本主义社会变成高度竞技化的战场,人与人的关系变成赤裸裸地被现实逻辑支配的关系,每个人都处于准战争和去社会化的状态。这种极端商品化的状态也会产生去资本化的反作用力,也就是对资本主义人格的反思。



一是提倡非盈利的慈善、公益活动,把奉献、帮助他人作为更重要的价值和幸福来源,这一方面对资产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是要有慈善精神,要兼济天下、有济世情怀。另一方面鼓励普通公民成为志愿者和社会工作者,也就是业余或专门从事社会服务的人,他们的幸福观不是财富,而是重建有机社会空间,他们是有利他和大爱精神的人。二是文化上的浪漫主义者出现。从工业社会一诞生,浪漫主义者就对现代文明、城市文明发起了激烈的批判,提倡对自然和乡村的崇拜,主张回归自然和自然化的乡村来获得精神救赎,这在美学和文艺作品中有充分的体现。



三是福利国家制度的实施,这是二战后出现的一种新型的社会制度,就是国家用社会福利的方式给现代公民提供基础的保障,如在教育、医疗、失业救济、住房等“衣食住行”领域建立公立制度,抑制这些领域的商品化,这也就是二战后欧美发达国家变成橄榄型的中产阶级社会,使得蓝领工人中产化,过上有房有车的体面生活的原因。四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制度相似,20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建立了更大规模的福利制度,在生产关系、社会制度上追求一种共享和均等的效果,确立了“劳动最光荣”“劳动者是最美的人”等新的价值观,劳动成为幸福的来源,也是美的象征。五是与通过国家力量来完成社会重建不同,还有一些自发的合作化、合作社共同体通过一种相关协作、相对平均的分配方式来变成一种小型的合作共同体,崇尚共同的、集体的价值,把团结、合作作为幸福的品格。



90年代以来,随着冷战终结、全球化时代到来,资本主义国家的福利制度和社会主义国家的保障制度都面临困境,曾经被社会所吸纳、掌控的资本再度获得自由,成为社会经济领域中的支配性力量。在这种背景下,社会财富再次发生两极分化,使得青年人感受到越来越大的物质压力,就像“穷忙族”,成天工作、上班,却依然很穷,不是因为没有挣到钱,而是住房等基础性商品的价格偏高,使得青年人处于“吊丝”状态。只是与20世纪对资本展开批判和反思、进而走向不同的社会合作之路不同,当下的青年人更多地退缩到自己的房间,变成宅男宅女,不表达,不反抗,处于自作自受的状态,这也是小确幸得以流行的根源,既然得不到大的幸福,只能精神上自我抚慰一下,在这一点上,阿Q有了精神传人。


文章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641期第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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